得益于改革开放，国人思想不断解放，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对已经过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解读也呈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深深地影响几代人，他是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人物。但由于某些原因，有关毛泽东的大量关键档案仍未解密，现在所有争论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是与毛有关的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特殊单位的研究成果。囿于档案材料的局限和国民的性格，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时机尚未成熟。

尽管如此，因毛泽东深深地影响当今的中国社会，品论毛泽东，现在和将来仍是史家和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谈论历史人物，不可避免或褒或贬。多少年来，中国人论史，往往权衡利弊，择利而述。更有甚者，凭感情用事，亲者讳过扬功，仇者显恶隐善。所以我们只听到林彪的亲属呼吁为林彪平反，没听过他们说一说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同样我们也只听到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号召大家发扬毛泽东思想，甚至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经营（2013年10月30日， 毛新宇少将专程来到武昌东湖宾馆，向湖北数百名统一战线成员作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专题讲座所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投机倒把”罪），没听说过他要研究他爷爷犯的错误给国人的教训。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龙剑宇著有《毛泽东家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一书，全景呈现毛泽东简朴的家居生活；一个名叫“卸甲一书生”的学者，一连写了4篇文章对《毛泽东家居》提出质疑（发布于共识网）。之后，龙剑宇教授写了《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5月25日），从穿着上、饮食上、居家三个方面反驳“卸甲一书生”的质疑。卸甲一书生又写了《回应〈说毛泽东花天酒地很可笑〉》一文（共识网2014-06-18），对龙剑宇的文章来个反反驳，看了让人过瘾，进而手痒，于是也提起笔来，从钱、衣、食、住、行、乐六个方面列出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让读者自辨。

钱：稿费124万元，工资404.8元∕月，多乎少乎？

关于毛泽东逝世后留下多少稿费，境内较早看到的是《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2004年05期《党史文苑》）一文，该文说：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费达1.3121亿元人民币。该文注明是“陈昌喜摘自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此文查不到作者，就连《精品书摘》这份刊物在网上也查不到什么信息，后来的多家报刊转载均来自此文。2012年03月06日《京华时报》刊有《毛新宇澄清：毛主席哪有稿费留给我们呢？》，予以否认。所以我们对于毛泽东亿元稿费之说也只好抱着怀疑态度。

后来2013年12月10日，曾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做客人民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网上讲堂”上说：“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全部交给了国家”，“毛主席在临终前只剩下500多块钱，这就是全部积蓄。毛主席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见2013年12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实录：吴连登回忆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因吴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直接见证人，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毛泽东的稿费≥124万元。

毛泽东没有留下一块钱给子女，但124万元稿费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既然只讨论毛泽东的奢俭问题，这124万元稿费给不给子女与毛泽东的奢简无关，不予讨论。

问题是，这124万元是多了，还是少了？从吴连登的口气来看， “只有”一词显然是说这124万元实在不多，不足挂齿。

《毛主席语录》在国内外出版了50多种文字，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多亿册，而当时，全世界人口才30多亿，人均拥有《毛主席语录》1.5册有余（项东民《〈毛主席语录〉的故事》，载《文史精华》2011年第04期），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位居世界第二，其他著作还不算。这样高的发行量只拿到124万元稿费，的确太少；再跟现在的贪官动则数千万的贪污受贿金额相比，124万元的确是不值一提。

但“124万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贵州省《岑巩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该县人口151920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358.19万元，包括三个方面：县预算内财政收入124.38万元，上级补助213.36万元，上年结余20.45万元（《岑巩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P80， 662，），从数字知道当年该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是县预算内财政收入，为124.38万元。

贵州省《剑河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人口141122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272.4万元，只包括两项：上级财政补助收入163.0万元，县级财政收入109.4万元。（《剑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P108，795）

贵州省《安龙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人口277744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409.24万元，只包括两项：上级财政补助收入250.43万元，县级财政收入158.81万元。（《安龙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P133，437）

看来，毛泽东的稿费收入大致跟当时贵州省的一个中小县级的地方财政收入相当。随着经济的发展，贵州安龙县2008年人口发展到44.40万人，地方财政收入达14100万元（见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安龙县历史》，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8月，P261）。

著名作家巴金不要工资，全靠稿费生活，但查不到他的稿费究竟有多少。现有公开的资料还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前谁的存款超过毛泽东。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查到刘树林《用等价值方法分析中学教师工资收入》一文（载《教育与经济》，1986年03期），引用国家统计局1978年《劳动工资统计年表》说，1978年全国职工（全民）总人均工资是644元∕年（54元∕月），中学教师则更低，为542元∕年（45元∕月）。

而知青的工资才384元∕年（32元∕月）。（王英琦：《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换言之，毛泽东124万元稿费相当于2288个中学教师一年的工资总和。而毛的工资则是中学教师的9倍。

衣：补丁衣服？20多件睡衣？

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说：“世界上诸多伟人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为节俭的了。”（P96）毛泽东“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缝补的次数难以计算，一件有67个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P96）；又说毛的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补丁有73处（P119），此件睡衣收藏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有实物为证（从龙教授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至少3件补丁睡衣，分别有67个补丁、59个补丁和73个补丁）。小时候有课文”南京路上好八连“，说的是解放军某部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9年。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好八连“学习，自己以身作则，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73个补丁的一件衣服，不仅我本人，就是我全家人，虽然我祖祖辈辈生活在偏远贫穷的贵州农村，阶级成份贫农，在毛泽东时代每年都是超支户（年终结算欠生产队的钱，要补齐钱才能领回平均口粮），但我敢说，我们全家人，别说是73个补丁，就是20个补丁以上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也没有一件衣服能穿20年的。不仅我全家人，除了毛泽东以外的中国人，我估计也很难找出这样一件衣服。我相信，别说是今天的乞丐”犀利哥“，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乞丐，甚至是民国时期的乞丐，要想在他们家里找出73个补丁的衣服，我看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卸甲一书生也引经据典，说毛泽东拥有的内衣数量更远超200之数，睡衣有20多件。（卸甲一书生：《〈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一》，共识网 2014-03-19）

至少在延安，毛泽东的确穿过补丁衣服，有照片为证。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书里说：进京时，毛泽东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像样儿的衣服，于是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1954年8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的就是一条屁股上轧满罗纹补丁的裤子，这条裤子现在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展出。这倒不是没钱买，崇尚简朴是也。但从后来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大量照片来看，衣着光鲜，基本上看不到有补丁的衣服，这也是事实。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解放后毕竟和艰苦的延安时期不同了。据《南方周末》载，为了给毛泽东等领导人缝制衣服，还是动了一些人力的：

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挑选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组成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专为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技师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日常通信也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他们获知，服装加工部的首要任务，是在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为毛泽东制衣的任务。中央办公厅人员再三叮嘱他，这是高级机密。

半夜12点，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王緢，《中国的”红色裁缝“》，《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118页上说：“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而上文说的田阿桐为毛做衣服，正是1956年的事。

食：粗茶淡饭？

“粗茶谈饭”是龙剑宇教授对毛泽东饮食方面的概括。

关于毛主席的“吃”，有多种说法。

一种是说毛泽东曾经三年没吃过肉。

2010年第1期的《文史月刊》刊登了署名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一文，文中称毛泽东在1959-1960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吃肉。曾经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老人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见凤凰网·历史《教科书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说困难时期毛泽东三年不吃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信的，一是经过体检证明吃肉对毛泽东的身体有害；二是全国人民都脑残。

另一种说法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个月没吃肉（佚名《困难时期毛泽东1周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见人民网， 2013年10月30日）。一个人7个月不吃肉，按常理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油水充足，炒素菜照样好吃，不一定非肉不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很多说法有不一致的地方，现端出来，读者自辨。

1、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不过，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必须按程汝明研究的配方去烹调，因为在当上毛泽东的厨师之后不久，程汝明便发现，主席吃的菜里有些作料是不能放的。这是因为刚到主席处不久，程汝明做的第一盘红烧肉，毛泽东竟然一块也没吃。他当时问毛泽东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好，毛泽东只说自己不喜欢吃酱油。追问之下，程汝明才弄清为什么毛泽东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原来，主席少年时，家里曾开过酱油作坊。从那时起，毛泽东再也不吃酱油了，这可让程汝明感到为难了，以后红烧肉还怎么做呀？当然要做，而且后来的红烧肉还令毛泽东情有独钟。其实程汝明琢磨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糖色加盐，代替酱油为肉着色调味，这样烹制的红烧肉咸鲜不失、甜味兼得，毛泽东尝过之后很是满意。程汝明则由此发现一个现象： “只要上这道红烧肉，主席准保不会剩下”。

程汝明从另一位厨师李锡吾那里得知，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制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动。（此文记载程汝明是1956年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的。孟兰英《程汝明，红墙厨师回忆中南海往事》，载《老同志之友》，《老同志之友》 2012年19期 ）

一盘肉，仅因为放了酱油就一块都不吃；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制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动，这是“最节俭”人的表现吗？

2、那是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当夜，毛泽东对机要秘书高智说：“我好多年没有回家，要见的人很多，你安排一下时间，什么时候见谁。另外，明天晚上，我要请乡亲们吃顿晚饭，请些什么人，你跟公社书记一起排个名单。”

高智随即将主席明天晚上要请乡亲们吃晚饭的事告诉程汝明。第二天，程汝明为毛泽东招待乡亲们主灶。制作的饭菜如下：

莱肴：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香肠、咸蛋、卤味；

汤：莱心汤；

主食：米饭、稀饭、卷子。

这个菜谱，如今珍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次宴会，共摆8桌，有七八十人参加。（单守庆《国宝级烹饪大师大师程洪明》，《老人天地》 2005年09期 ）

3、“你看到的这种说法，我以前没特别注意过，也没人这么问过我。我们在毛主席那里的时候，始终坚持死了的鱼不能给毛主席吃，像那种翻肚漂起来的不行，给他吃的鱼都是新鲜的，趁活着的时候宰杀的。毛主席每次吃鱼，基本上都是我们按预先开的菜谱，现打捞现宰杀。毛主席吃的肉也是新鲜的，基本上都不用冷冻保鲜的，虽然家里有个英国造很旧的小冰箱。像我那次做的武昌鱼，是特殊情况，本来我们是准备在长沙吃饭的，事先给他准备好了鱼，他突然动身去武汉，才把准备好的鱼放在自制冰箱里.从长沙带到了武汉。”

……程汝明说毛主席吃东西没有什么忌口的，什么都能吃，他比较喜欢吃鱼，鳝鱼、泥鳅，他都爱吃。但是他不太爱吃大鱼，喜欢吃小鱼。对鱼肉，毛主席喜欢吃鱼腹部的肉，不喜欢吃脊背处的肉。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鱼头，我们常给他做沙锅鱼头、沙锅鱼脑。吃起鱼头来，毛主席就不忌讳大了。我们常常给他炖两三斤重的大鱼头，煮熟了以后，把骨头剔除干净了给他吃。毛主席还喜欢吃牛肉、猪肉、羊肉……是肉他几乎都喜欢吃，社会上人们更熟知的是他老人家喜欢吃辣椒。但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我在毛主席那里发现他不吃酱油，无论做什么菜都不让放酱油。”

给毛泽东做饭菜的厨师，通常是经过好几次试、换才能选定的。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厨师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胃口，还是这次没有兴趣，以后说不定会吃，还是怎么着，那么以后还给不给他做这道菜，很费思量。

这种情况不止程汝明遇到过，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的厨师们都遇到过，做得很好的菜端上去，毛泽东不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客人一次不吃，两次不吃，他心里马上就没底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领导一般见到这种情况，也就琢磨着赶紧换厨师了。因此被毛泽东选中的人，得在最初的几个菜中就做出让毛泽东觉得可口的菜，这里面就见真功夫了。（王凡《国宝级烹饪大师程汝明访谈(上)：在毛主席家主厨19年》《文史参考》 2010年20期 ）

不喜欢吃的菜，毛泽东不直接说，要别人猜，毛泽东的厨师也是够难当的。

4、“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后不准做肉菜了。这事着实让程汝明愁了一阵。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肉肯定还要做，但既然毛泽东已经嘱咐过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处。

想到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之后，程汝明准备“把肉放在暗处”。 ……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猪肉。

程汝明觉得，“放在暗处”最好能化肉于无形，恰巧毛泽东平时爱吃肥肉，于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块肥猪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葱花饼的时候，程汝明把这碗“液态猪肉”和进了面里，而且还在葱花里掺了几个肉丁。当时毛泽东并没觉察出这顿饭内藏蹊跷，只是盛赞“程师傅的大饼做得香！”

然而没过多久，“大饼”里的那点事还是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张旭《为毛泽东掌勺年夜饭》，《小康》2011年02期）

5、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曾兼任毛泽东秘书，据他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曾有一天去毛泽东的卧室谈话：“谈到9点钟，服务员进来准备晚饭。首先报菜单，第一个菜就是熊掌。”民主人士宋云彬1960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了出席政协会议时品尝到的口福：“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兰台《年夜饭前聊聊吃 1960年谁能吃熊掌？》，凤凰网，“兰台说史”2014年第3期；又见：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6、1960年3月26日，毛泽东外出视察5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庄严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政策：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从这天起，毛泽东真的开始不吃肉了。（邸延生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13年8月，P56-58）

7、1960年8月，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

中央对国家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的具体标准是：

1.四副二高：每户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2.正副部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4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3.正副局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邸延生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13年8月，P82页）

8、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佚名 《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人民网， 2013-10-31）

9、据曾担任过毛泽东厨师的原上海锦江饭店国家特级厨师东林发回忆：（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苏林发、赵光《我为毛主席掌勺》，《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4年第4期，。转引自凤凰网·历史《教科书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

中南海首长们的饮食问题，还可以参考张宝昌、张事贤的《开启高级领导食品特供制度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龙剑宇教授在《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中严格区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 “食谱”和“菜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很有必要。龙文说：“‘菜谱’是指常备而不一定实际食用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餐厅供食客点菜的菜单；‘食谱’是指实际吃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最后买账时的菜单。”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了。问题是，就像餐馆一样，既然菜的品种上了菜谱，那么菜谱上的菜应该是长期准备着的，如果你点了，就一定会为你奉上。你要节约，不点贵的，否认不了好东西已经为你准备的事实。

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回忆说：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还要报告请主席签上字，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来补贴家用。还详细列出毛泽东404.80元工资的各种开销，其中包括李敏、李讷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 周福明 吴连登 孟进鸿 王明富 王鹤滨 黄建新 (口述) □ 本刊记者 刘畅 张忆耕 王乐然 (整理) □ 本刊特约记者 余玮 (整理)，《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环球人物》， 第237期    2013 年 12 月 24 日  ）

卸甲一书生在《〈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共识网：2014-02-07）一文中作了详细反驳：

吴1964年10月到毛家，196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生活管理员，李敏1964年夏天又已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作和工资，与丈夫共同生活，且已于1963年搬出中南海了；李讷1965年夏天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资。

我在此做一些补充：

第一，吴说毛泽东全家人吃饭每月要花100元左右。这个数字太笼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说清楚，不可能一直都是100元左右，跟江青、李敏、李讷在一起吃的时候和与江青分开吃、李敏李讷离开中南海后不可能都是100元左右（一说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吃的时候是实行AA制）。

上面说到1978年中学教师月平均工资是45元。1960年代中学教师的工资也差不多。中学教师的45元月工资要养家糊口，毛泽东每月100元生活费过得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据王英琦先生回忆，1969年底，他在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8团22连当知青，工资是32元∕月。同一个连队的陈世增，不抽烟很少喝酒，每月32元工资寄给家中20元，余下去掉伙食费，只剩4元做零花钱，也就是说伙食费才8元∕月。（王英琦：《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第二，吴连登说毛泽东的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毛泽东一个月的烟钱比一个一般的中学教师双职工家庭总收入还要高，相当于12个知青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在抽烟这方面，不能说毛泽东“最节俭”吧。

第三，毛泽东常有一些公务接待，这可以省下一笔生活费；多次出巡（出差），在外地开了不少会议，很多会议一开就是数十天（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从7月2日开到8月16日，共44天；出巡：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出巡历时249天，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出巡历时270天）。大家都知道开会有会议伙食，出差有出差补助。不知毛在会议期间是吃会议伙食，还是自己掏钱开小灶？吃得既然简单，也应该省下一些钱才是，结果拿着全国行政人员最高工资还不够吃，这未免过于挑衅国人的智商。如果说享受全部免费医疗的毛泽东每月404.80元工资（在没有被克扣的前提下）连生活费都不够，那些每月几十元工资的职工们岂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农民伯伯们岂不是生活在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