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躍進”期間，我作為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先後給他寫過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對“大躍進”的觀感的。毛對這些信件都表示過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範圍談話中的即興評點，有的則是在大庭廣眾中語驚四座的議論。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無窮。

毛澤東聽到我說他“不到黃河心不”，不僅不以為意，還笑了起來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談過一次話，說到當年鋼鐵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華東區電力系統下放會議，接着參加華東區計劃會議。這些會議是在5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後，緊鑼密鼓地部署“大躍進”的重要步驟。在開完會議離開上海的頭天晚上(7月7日)，我給毛澤東寫了第一封工作性質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華東地區1959年產鋼600萬噸的計劃對機械工業造成的嚴重困難，尤着重於發電設備高速增長的困難。我認為在工業全面躍進的形勢下，電力供應將嚴重不足，這種情況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蠻’(按這是一句湖南土話，即勉強蠻幹之意)，但有些事‘霸蠻’也無濟於事。”“大家確實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幹勁，但是在計劃上很少聽見‘留有餘地’”，“人們還是不大願意多聽困難之言，困難之言有時也使人難以啟口，至少先給自己戴頂‘中游’帽子，才好開講。”(此信留有底稿)

這封信發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會議的召開。北戴河會議決定為實現鋼產量翻一番的高指標發動全民煉鋼;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號召在全國農村實現公社化。這次會議成為把“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推向最高潮的標誌。我的這封信同這種狂熱勢頭太不協調，有點潑冷水的味道。當時毛澤東正在“大躍進”的興頭上，對我的這封信自然不會看重。整個北戴河會議期間他沒有找我談過話，之後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情況起了變化。“大躍進”初期的狂熱已過，亂子和問題出現不少，中央開始降溫。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第一天講話時提出要把空氣壓縮一下。也許是他想起我那封信來了吧，會議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處東湖招待所去。這個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漢大學就在附近。1952年我從湖南調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組織部談話時，在這招待所里住過幾天。這是一個不規則的長廊式的平房，就在東湖之濱。見面時毛先提到這封信，說是“觀點不甚明朗”。我沒多作解釋，心想不過是“不中下懷”罷了。談話不到一個小時，現在記得起來的談了三件事：一是大煉鋼鐵，談到“小土群”，幾千萬人上山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決非長策，鋼鐵這個東西還是要靠“大洋群”，否則不能保證質量，從而會影響到用戶，首先是機械行業一系列問題。我最後說了一句：不到黃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來，這些話聽進去了。其次談到大煉鋼鐵產生亂砍樹木毀林的惡果，當時我就有所接觸，聯想到水土流失。這個問題來能深談下去。第三件事是糧食“放衛星”問題，我特意問他，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他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原來1958年農業“放高產衛星”時，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學論證，一畝地可以打幾萬斤糧。錢的文章對毛固然起了作用，當時我心裡想;一個自己種過地對農業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還在欣賞群眾的沖天幹勁，也相信這種積極性或許真能創造奇蹟，不想給這種“熱情”潑冷水，因而對高產“衛星”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吧。說受錢文影響，是否有點推卸責任呢?何況，即便在武昌會議上，他還是相信1958年糧食產量硬有7500億斤。這個比頭年翻一番的產量，他是很滿意的。(後經核實;只有4000億斤。)

我的《龍膽紫集》中，“戍己詩”九首組詩有一首七絕，即記這夜談話情景：

豈有閒情憶少年，湖邊夜召話當前。

黃河不到心難死，特作如斯斗膽言。

這晚談話使我感到，鋼鐵也好，糧食也好，毛確實比較清醒了，“不到黃河心不死”這樣重的話，不僅不以為意，還笑了起來。雖然糧食產量仍堅持公布7500億斤，他還是號召反對作假，直接批評了當時盛行的浮誇和弄虛作假的惡劣風氣，這就有利於降溫工作的進行。

毛澤東批評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頭”沒有“肉”。我再次上書，有些話是對着毛的心態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勢頭比以前有所減弱，農村開始整頓公社，一些工業指標也有下降。但是，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在整頓過程中，陸續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覺的政策性問題。工業方面問題更多，已經下降的指標(如鋼產量)仍然同可能實現的產量有相當大的距離，而一些部門和地方為完成1959年的指標，還在爭材料、爭設備、爭資金。這時我愈發感到問題很多，矛盾叢生，曾反覆考慮1959年鋼的指標難以完成;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就很難辦，會影響到全局。一次開會時遇見計委廖季立，他是計委委員兼綜合局局長，我們是延安“搶救運動”時一同關在保安處認識的。我直率問他，鋼2000萬噸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這個底，我便於2月底或3月初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反映問題的信(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講了1959年鋼產量指標必須下降，並且落實，這樣才能免於影響全局。否則，最大問題是同一機部的矛盾無法解決。一機部的主要產品有賴於鋼的數量尤其質量，從而電力也是無法保證的。信的末尾，還引用了列寧的話：“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寫好後遇見周太和(陳雲的秘書，延安時老熟人)，他將信給陳看了，並跟我說，信中所反映的問題不少牽涉到計委，最好能給富春也看看。於是我將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澤東，並說明同時給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主要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農村人民公社整頓問題。會議剛開始兩三天，得到通知，毛澤東要我去談話。他住在一所很寬敞的花園洋房。進客廳時，胡喬木也在座。剛坐定，他就指着我對喬木說：這個人是不敢做強盜的。轉入正題談鋼鐵指標落實，對計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見時，我才醒悟到，剛才的話是指我寫給他的信為什麼要送一份給李富春看，認為我膽子太小了。談到我的信，毛說，為什麼只給他幾根骨頭吃，不給些肉吃?我這第二封信寫得大概很簡要(這同武昌談話說第一封信“觀點不明朗”有關)，主旨在1959年鋼的指標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實，後果會如何等。看來，這封信內容被接受了。不然，談話不會如此風趣。出門時，喬木還跟我談到，去年赫魯曉夫來北京，請吃飯時，毛問到：蘇聯有無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赫答：蘇聯沒有這種經驗。對這種問話，喬木當時是不以為然的。

我同毛談話後，受到一定的鼓舞，決心進一步提些意見，於是立即寫了第三封信。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來了。從南寧會議到上海會議這一年三個月時間中，我除了自己的水電業務工作外，有一半時間是泡在各種會議和調整計劃指標之中，對這種“紙上談兵”和“畫餅充飢”的生活，體會極深;對中央和地方高層決策程序和毛澤東的領導方式及性格特點等，也略知一二。當時心中最焦慮的問題也即經濟工作較有經驗的幹部最關心的問題，是1959年和二五計劃主要指標的具體落實。我覺得我可以將這點心情和意見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想到幾點意見(仍只是幾根骨頭)，供您參考：

(一)在1958年大躍進過程中，關於1959年計劃的安排(也包括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的幾次調整)，從成都會議到這次上海會議，大體上漲了五、六次，下降了兩次：如果劃一根曲線，則北戴河為最高點，武昌為轉折點，上海為落實點。這是一個冷與熱、浪漫與現實、藐視戰略困難與重視戰術困難的發展過程。從做計劃來說，回憶一下這一年來的情況，接受一些輕驗教訓是必要的，這對於安排明年和今後的計劃有很大的好處。中外古今沒有過速種大躍進的經驗，一年來計劃安排的上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點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後做計劃，應當避免再這樣几上幾下、大上火下了。對於全國條條塊塊成萬千做計劃工作的人來說，這一年中是極為辛苦的，是頗有苦可訴的。由於計劃的上下擺動，長期不定，思想不實，對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今年一月的訂貸遲了，影響到一季生產任務完成得不夠好;現在二季訂貸還在北京難解難分。

在這一年的計劃波動過程中，也有個思想問題，就是對一些問惹不敢大膽懷疑，否則會有離開總路線和產生立場問題的擔心。

(二)也許經過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計出鋼、鐵、煤炭、重型設備、發電設備等幾種重要工業產品年度躍進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業文通內部幾個最重要的比例關係。三委(按指國家計要、輕委和建委)和各工業交通部應當有專人來研究這種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長遠計劃的安排，以免今後不必要的几上幾下和大上火下。

(三)同時還應當很好研究蘇聯、美、英、德、日等國躍進經驗特別是蘇聯的輕驗。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運動，確帶來某些負作用，對蘇聯的某種“不足為訓”是負作用之一。還是要認真研究人家的輕驗，哪些是必須參考的輕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這些有了進一步的考慮，對於如何才叫做貫徹了總路線，才可能得到比較一致的認識。例如重工業躍進的限度，主要決定於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門，這些因素又各占怎樣的比重?這些重要因素如：頭年已經達到的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設備能力，當年基建可以發揮的能力，兩條腿的作用，重大技術革命的措施，故足勁的能動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着重講過留有餘地和事物波浪式前進的問題。這兩條去年大家不大多談了。留有餘地和波浪式前進是客觀的東西，違反不了的。做計劃工作不應當忘記這兩條。

(六)三委和各部門現在就應當有人來考慮明年的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輪廓。我們現在是用盡全部精力和全部當前條件來趕今年的任務，其間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長遠計劃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決好這些矛盾，與安排明年計劃有很大關係。儘管還會改多少次，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輪廓還是早定出為好。

從當時的氣候看，信中所講的一些意見還是比較尖銳的，講了“冷與熱”、“浪漫與現實”、“藐視戰略困難與重視戰術困難”的關係;講了訂計劃要避免“几上幾下，大上大下”;講了工業交通內部的比例，工業躍進的限度;甚至講了“去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帶來某些負作用”;講了人民擔心離開總路線和產生立場問題而不敢大膽懷疑。可以說，這些話都是直接對着毛的心態而言的。

毛澤東號召大家學海瑞。胡喬木提醒說，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會議結束後緊接着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最後一天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次長達三個來小時的講話。毛在講話中回顧“大躍進”一年多來的歷程，提出十六個問題，評古論今，說長道短，涉及到許多黨內上層之間的歷史糾葛;講得疾言厲色，很有情緒。其中講到第十四個問題即他要找幾位秘書時說：

我要找幾位通訊員，名曰秘書，從三委(計、經、建委)二部(冶金、機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點馬列主義的、腦筋靈活一點的人，藉此同你們唱對台戲。然後再逐步增加，找幾個部的。前面烏龜爬上路，後面烏龜照路爬。你們可以找通訊員，為什麼我不可以找?你們反對得了呀?我找了個李銳，在長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調的。他寫了三封信給我。我看這人算是好人，有點頭腦，就是膽小，給我的信先給李富春看，怕你的頂頭上司，不怕我;我這裡不是正統，是插野雞毛的。

講到這裡，毛大聲地問：李銳來了嗎?我坐在會場的最後一排，只好應聲站了起來。毛說：你坐在後面幹什麼?你坐到前頭來嘛!你寫的東西有“骨頭”沒有“肉”，你給我點“肉”吃嘛!你給我寫了三封信，給我很大幫助，我很感謝你，是共產黨感謝共產黨。

在講到第十五個問題即要解放思想時，毛又點我的名說：李銳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現在我們同志中有一種空氣很不健康，怕挨整，以為總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頭上來，所以謹小慎微。好嘛，公事公辦，怕什麼?只要不殺頭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機會主義帽子，記過，撤職，開除黨藉，老婆離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王熙鳳乃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捨不得砍掉頭，就下不了最後的決心。岳飛不是砍了頭，比干不是挖了心嗎?明朝有廷杖制，頂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幾百人、千把人，至於推出午門斬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講，冒死上諫。我們共產黨高級幹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我就講透這些人的心事。我跟陳伯達講過，你不尖銳，無非怕丟掉選票。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無非是開除黨籍、撤職、記過、老婆離婚，砍頭也只有一分鐘的痛苦。風波亭的戲還要唱，岳飛砍了頭，為什麼不好?

接着講第十六個問題即黨內批評時，毛又借海瑞敢於冒死上諫的歷史故事作了發揮。毛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在地下，然後又撿起來看一看，又丟到地下，然後又撿起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個好人，但是終歸把他捉到班房裡頭，恨透了，準備把他殺掉。嘉靖皇帝煉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幾年天下，就是不辦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裡的人告訴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聽了這話以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飯吃肉，準備被殺頭，以為是要殺頭了。班房裡的人告訴他，不是要殺他，是皇帝死了。他聽了以後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東西統統吐出來。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個戲叫《三女捻牌》，有海瑞出場。我把這個《明史》給彭德懷同志看，同時我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

周恩來當場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沒有想到會在大會上受到如此奇特的誇獎。“你坐到前頭來嘛”，“給我點肉吃嘛”，“共產黨感謝共產黨”，此種聲調、語氣、神態，至今仍歷歷在目。南寧會議討論三峽發電問題時受到表揚，“要培養像李銳這樣的秀才”，但那畢竟是在小範圍講的。這次是中央全會，坐了滿禮堂的人，而且是滿篇怨言、氣話中冒出來的稱讚。於是我又一時成為關注和議論的對象。一些人對“骨頭與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對我開玩笑說：“你真是紅得發紫了。”

當天晚上，見到田家英，同我一樣，他和胡喬木等人都對毛的有些說法感到突然和費解。家英甚至說，是否頭晚安眠藥吃多了。這樣談到海瑞，似乎是鼓勵人們學海瑞，敢於講真話，不要今不如昔，連明朝的廷諫之風都趕不上。家英向我談了喬木的看法：引出海瑞的說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當時我和家英都認為喬木這個看法很深刻，他對毛理解得比較深。(吳晗寫的論海瑞的文章，廬山會議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時，胡喬木加了一個尾巴。)

我個人再次受到此種誇獎殊榮，自然也感到一種安慰;但心中卻又懷着一種惶恐，即今後這個“秘書”怎樣當下去?能否再這樣“若即若離”下去呢?同家英也談到這個問題，他還是比較樂觀的。

第二天，趙爾陸(機械工業部部長)找我長談了一次;主要談他們部同冶金部的關係。機械產品的周期都比較長，其數量、品種和質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開，彼此依賴，互相制約;一年多來，計劃的多次改變，重點任務的變化，突擊小高爐，突擊軋鋼機，造成許多半成品，尤其是鐵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準備將面臨的問題，向中央作一次全面報告。1958年6月的華東計劃會議，我就接觸到機械部的問題，部長助理陳易也跟我談到同冶金部的矛盾。關於大型電機的製造，主機與配套之間的複雜情況，我多少知道一些。趙所談的問題與困難，我是很同情的。記得後來廬山會議時，趙還帶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鐵樣品，準備.用物證來說明問題，後來會議形勢突變，就沒有擺出來了。

當時也還有經濟方面的領導同志，找我談同主席接觸的經驗，我只能根據自己的一點感想這樣談到：還是如實反映情況，不要顧及對方聽不聽得進去或聽後的反應如何，直說比打折扣好。

記得在總理主持的一個小會上，總理對我寫信反映情況，很是贊同。於是我趁機動員他去新安江看看。這是除三門峽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電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們自己設計的(三門峽由蘇聯設計)，72500千瓦一台的發電設備也是國內生產的。4月9日，由我陪同，總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這樣一句題詞：“為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製設備的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勝利建設而歡呼?”新安江值得歡呼：施工三年半後的1960年，就開始發電，造價沒有超過預算，保證了工程質量，一直安全運行了幾十年。水庫形成的千島湖，已成為東南旅遊勝地。

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經過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以至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面對現實，糾正錯誤，形成了對“大躍進”運動的節節退卻和漸漸降溫，這個趨勢是好的。誰能料到風雲不測，局勢突變，廬山會議後期竟然發生那樣巨大的反彈，這股糾“左”早潮被更加“左”傾的狂瀾完全淹沒。我個人“一跌風波二十年”不足掛齒，黨和國家遭到的災難真是太令人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