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历史学家，也是独占鳌头的明史专家。他笔下的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前夕便遭到江青、姚文元的猛烈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更是让国中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通过对吴晗历史轨迹的研究可以发现，吴晗的人生悲剧竟然跟他的“跟风”有关，跟政治动向有关。

但是，解放前的吴晗却是有傲骨而无媚骨，用他的话说，是很有“骨气”的。

1941年，国立编译馆约吴晗编写一部《明史》。书稿完成后，送到编译馆。过了几天稿子居然被退回，退稿信上附着编辑的审核意见：“‘红军之起’，拟改‘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发。”意谓只要将“红”字改为“民”字，作品就可以出版。并说明可预先支付部分稿酬。正在陷入生活困境的吴晗多么需要这笔稿酬以渡难关，但是他认为，元末起义军就叫“红巾军”，如此改动，岂不有违史实吗?这与他做学问的一贯良知相悖。于是他回复审核者：“宁可不出此书，此字万不能改!”一个正直文人的铮铮傲骨跃然纸上。

吴晗工作的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3年7月，吴晗经潘光旦等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除了每天提篮子买菜、上课教书、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研究明史以外，还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发表演说，主编刊物，征集签名，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吴晗拍案而起，和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楚图南、罗隆基等人毅然走上讲台，义正词严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人们称吴晗和闻一多是“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一个鼓手一个炮手”!

此时的吴晗没有“跟风”，完全保持着一个文化学者独立不移的人格，面对强权专制，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有的只是不屈的抗争和历史的担当!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迁回北京，由于他倾向中共，国民党“华北剿总”将吴晗列入“黑名单”，随时准备暗杀他。在大逮捕之前，吴晗偕同妻子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委托，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50年代中期，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由学界跨入政界，位高权重，名满天下。

然而从此以后，吴晗开始“跟风”了。这位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停地跟着政治方向传，跟着领袖的思想转。他的建国后的史学著作，已经没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当年求真务实的仔细考证。他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习惯于大量引用领袖的语录。他的历史著作也不少，但大都是图解政治、配合形势的“跟风”之作。不仅让后人诟病，也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一、一部名著《朱元璋》，四易其稿，改来改去，都只为配合政治，迎合领袖思想，导致失败。

《朱元璋传》是吴晗唯一的历史传记，完成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那时他思想开放，充满激情，既遵循儒学历史传统，又有发挥创造。他的笔下，有对东林党人的同情，有对文字狱的憎恨，有对生与死的忧虑，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吴晗花费笔墨最多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皇帝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曾这样生动地描写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网外的人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有人说，吴晗早年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当时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刻画得如此鲜活而透彻。但是，建国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就开始不断地修改，甚至重写。他把修改好的作品让毛泽东“斧正”，毛提了些意见，他推倒重来，继续修改。然而他的所有的修改，都是失败之举。修改后的作品，揭露黑暗、批判专制的锋芒消失了，对文字狱大段大段包含激愤之情的精彩描写居然被删掉了。

尤其是他笔下的朱元璋竟然像“变色龙”一样，根据政治需要不断变化。初版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为了政治需要，拿朱元璋来映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变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后来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要求把朱元璋写的好些。于是“流氓”又变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

这种把历史当成面团来回揉搓，把历史人物当成“变色龙”一样来回变化，这种善于配合政治需要、善于搞映射史学的作派，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出于政治的需要，吴晗竟然对二位恩师割断情义，予以批判。

胡适是吴晗的恩师。年轻的吴晗在历史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取得了一连串荣誉光环，于胡适的提携和指点密不可分。

1930年，吴晗在上海公学读书，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去信求教，使胡适认识了他。他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获得胡适的赏识。后吴晗报考北京大学，因数学考了0分而落榜。胡适闻讯，即向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推荐了吴晗，蒋主任也欣赏吴晗的才华，更相信胡适的眼力，竟破格录取吴晗为清华大学学生，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是吴晗一生历史性的跨越，没有胡适的大力推荐，没有蒋廷黻的破格提拔，吴晗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都还是未知数。

在大学刚开始研究历史时，吴晗的兴趣在汉代。在胡适和蒋廷黻的诱导下，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并按照胡适的指点，开始治学方法的训练。1931年9月12日，胡适在百忙中给吴晗去信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劝告。秦汉时代的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明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还告诉吴晗，应该先细细点读《明史》，并指导他如何作笔记，特别强调应该作专题研究之类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

对声名显赫的大权威胡适如此详尽的指点，吴晗自然深为感激。他给胡适去信说：“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他遵照胡适的教导，买来了《明史》，逐日点读，作了几千张卡片，按类填写。几年后，朱元璋发迹史、胡惟庸党案、锦衣卫、东西厂、殉葬制度等等，一个个明史专题，便出现在吴晗的视野。他按照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严格训练自己，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明史大家，终于由此脱颖而出。

胡适对吴晗的师恩，可谓天高地厚;吴晗对胡适的无限推崇和敬爱，也是人所共知。后来吴晗倾向共产党，在政治上和胡适分道扬镳，但他依然尊崇胡先生。吴晗的书房里，总挂着老师胡适专门为吴晗题写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条幅。多年来，吴晗一直炫耀自己是胡适的弟子，50年代初期也没有说过胡适半个“不”字。

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升温，随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断升级，随着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断升高，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坚定，思想纯洁”，吴晗开始割断师恩，抛却情义，要和胡适“划清界线”了!

1962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学习。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而不再是胡适、蒋廷黻之类人物的教诲。

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有给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1936年才改成大学的。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的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们不教。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学到什么。”

两位尽力推荐自己、破格提携自己登上最高学府殿堂、又独具慧眼殚精竭虑指导自己成为历史大家的恩师，在这里竟然成了无足轻重、水平低下的老师，是“十足的洋奴”!我们不能说他“欺师灭祖”，但起码是忘恩负义;不能说他“丧尽天良”，但起码是“昧着良心”!不知胡适在那边看到吴晗的言论是否寒心，反正后人看到这里也会对吴晗侧目而视!

三、在反右派运动中，吴晗充当急先锋，将一批正直人士打落马下。

1957年，毛泽东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至少有55万对党提意见的正直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吴晗至始至终都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1957年6月11日，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支部，在全国率先召开批判《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会议，吴晗在会上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骂共产党，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盟员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毛泽东在7月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一文，主观武断地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说中国民主同盟在整风中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翻滚，其源盖出于章罗联盟。”

有了最高领袖的指示，吴晗便进一步大揭大批起来。他当时是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除了系统地揭露章罗历史和现实的“反动言行”之外，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如何给他气受，把章罗比作“恶婆婆”，把自己比作“小媳妇”。以此表明自己和章罗不是一个系统，而且是早就和章罗“对着干”的。

1957年7月7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吴晗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地讨伐章罗联盟，他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是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还有各方面反动分子的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的凶恶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

在中央的指示和吴晗等人的批判下，“章罗联盟”成了全国右派组织上的“统帅”，民盟中央成了右派的“大本营”。民盟的不少负责人被打成“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急先锋”等等，民盟被划成右派的达6000余人，占当时全部盟员的20%。

这些“右派分子”从此陷入悲剧的泥潭，从那时一直到文革，他们大都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尽了摧残折磨，章罗二人后来竟死无葬身之地。而反右派急先锋吴晗却踏着同事倒下的躯体，登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宝座，并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陷入了人生最大的悲剧。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明朝故事，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海瑞虽然遭受了皇帝的酷刑，依然对皇帝忠心耿耿。我们应当提倡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

吴晗从胡乔木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激动起来，一连写了多篇赞扬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为了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的政治立场，在《论海瑞》的结尾写道：“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恰恰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为了歌颂真正的海瑞，批判“假冒”的海瑞，吴晗在一些人的建议下，于1960年呕心沥血写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戏由京剧大家马连良主演，演出赢得了不少喝彩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时候，一些极左大将硬是从《海瑞罢官》中嗅出了严重问题。

1962年 ，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为彭德怀翻案的嫌疑，当时毛泽东不置可否。但是当柯庆施说：“彭德怀对庐山会议一直不服气，要翻案”时，毛泽东坚定地说道：“彭德怀这个人我了解，他不能平反!”

还是在这一年，江青(很可能是得到授意)调来《海瑞罢官》观看，认为此剧有严重“政治问题”。什么“冤狱重重要平反”，是污蔑社会主义冤狱重重，更是为彭德怀翻案;什么“退田方能使民安”，是在鼓吹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便予以封杀。

江青在1962年就想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物色不到合适的作者，便于1965年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作，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吴晗的这部戏剧打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鼓吹“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即刻在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

对于姚文元的构陷，吴晗不服，说道：我的《海瑞罢官》是在1960年写的，怎么会鼓吹1962年的“翻案风”和“单干风”?我在1959年曾经写过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我和他本就不是一条道的，我怎么会替他翻案呢?

很多人为吴晗打抱不平，对姚文元随意搞映射、胡乱打棍子做法十分愤慨，他们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指责姚文元编造和映射的拙劣。他们不知道，对历史一知半解的姚文元，给《海瑞罢官》构陷的两大罪名，完全是江青事先规定的，姚文元作为操刀手，只能奉命行事。

毛泽东在得知吴晗的辩解以后，一时无语，忽又来了灵感，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一来，就使吴晗百口莫辩：你那题目就是“海瑞罢官”，这不是为罢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吗?

毛泽东为何要死死地抓住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这个“要害”问题呢?他也知道吴晗是坚定的左派，吴晗和彭德怀可能没有什么瓜葛。但是毛泽东最忌恨彭德怀为庐山会议翻案，最忌恨有人揭露大跃进的错误。然而吴晗不仅联络邓拓、廖沫沙组成“三家村”，不断用杂文形式揭露大跃进的黑暗，和彭德怀一个腔调，而且在戏剧《海瑞罢官》里叫嚷“冤狱重重”“家家皆净”，人民困苦到了极点，只有“退田才能使民安”，这和新中国大跃进后出现的情景何等相似!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言论何等相似!难道这些描写都是无意的巧合吗?不，吴晗是善于搞映射史学的，他的历史创作大都是配合现实政治的;他能将朱元璋的形象变来变去，以映射现实人物，你能说他把海瑞写得那样为民请命、那样刚正不阿、那样艰苦朴素，不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鸣冤叫屈吗?

有人说，吴晗倒霉就倒霉在他是北京市副市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炮就是要打倒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了打倒彭真，就要以吴晗为突破口;批判吴晗，彭真肯定要保护，就会使彭真处于江青的枪口下。所以吴晗肯定要当彭真的殉葬品!如果他是上海的副市长，或天津的副市长，就可能躲过一劫。

此言似乎有理。但我们不要忘了，毛泽东、江青、柯庆施在1962年就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就开始着手批判之，而此时毛泽东很可能无意打倒彭真。尽管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张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使毛泽东耿耿于怀，但此时要打倒的目标估计还没有彭真。毛泽东朝思暮想要压制的，是彭德怀的“翻案风”;即使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发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也是抓住其“三大焦点”：“翻案风”“单干风”“要害是罢官”，而这三点，都和彭真没有关系。所以，无论吴晗是北京副市长，还是上海、天津副市长，只要认为他有“为彭德怀翻案”的嫌疑，他肯定在劫难逃!

毛泽东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倒了彭罗陆杨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则被打成“攻击党中央毛主席”、“为彭德怀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夫妻二人于1969年先后悲惨死去。他们的女儿后来也被逼自杀。一家4口竟因吴晗的一篇文章死了3口!

善于“跟风”的吴晗，最终被无情的“风”吹进了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