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因为一封“意见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头子，被关押了15年，批判了18年，受尽了人生的磨难。

彭德怀又因为这封“意见书”，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忠臣”“第一武将”“第一个大写的人”!意见书毁灭了他的躯体，却成就了他的英名。这封意见书成了现代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真理和正义光芒的不朽丰碑!

关于这封意见书的内容、后果及其影响，我们已经说的不少了，但是对这封意见书产生的复杂背景却说的很少，很有必要予以专章论述，让后人知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不是偶然兴起，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什么历史积怨和私人成见。

首先是他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发现了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人民群众遭受到的苦难。

1858年初期，彭德怀参加了党中央鼓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之后，对大跃进由怀疑变为支持。他在发言中由衷地赞扬：“南宁和成都会议的伟大收获，不仅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解决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等矛盾的方法，也有了正确的措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6亿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新发展。”并深刻检讨自己“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3个多月里，他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深入部队和农村进行考察，对大跃进的“成果”予以赞扬和肯定。

但是，当他真正深入农村，走到农民中间，走到田间地头，才发现了大量脱离实际、违背民意、破坏生产力的现象，使他对大跃进由肯定而怀疑，由怀疑而反对。他到西北地区调查，发现一些县几万人、几十万人组成一个大公社，要学习河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贫农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大家一起“吃食堂”;而富农却不愿全部交出生产资料，有的把牛、毛驴杀掉，有的把未长成的猪羊鸡鸭杀掉。这种一哄而起的“共产风”，对农村经济和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有的地方大炼钢铁，把大量粮食、棉花、蔬菜抛撒在地里。而公共食堂的大锅里，有的是面糊煮土豆，有的是清汤煮菜叶。社员们被上面的号令驱使着，今天“大办”这个，明天“大办”那个;今天这儿“放卫星”，明天那儿“插红旗”，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然而仔细一看，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仔细一听，他们一个个牢骚满腹，怨声载道!

彭德怀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陕西延安调查，看到一片贫穷破败景象，对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予以严肃批评。到安徽调查，副省长张恺帆接待了他。二人对大跃进兴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有同感，都觉得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了。

离开安徽，他来到湖南，由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先到湘潭乌石(彭德怀故乡)、韶山(毛泽东故乡)和株洲。在乌石他看到，公社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做饭的锅都砸了。在自己的旧居召开调查会，了解到基层干部打人骂人、训斥体罚现象很严重;安排劳动，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到处大兵团作战，把一些妇女折磨得苦不堪言。他还看到1 000多人集中在一块20亩土地上大搞深翻，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纯粹是浪费劳力。

他来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知道那个大队吃了偏饭，得到了很多单位的支援，1958年也只增产14%，公共食堂尽是喝稀饭。随后他来到自己闹革命的发源地平江(这年正好是平江起义30周年)，周小舟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比较严重的地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也厉害。他在平江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发现了一些造假现象;在一些农村食堂调查，发现已经到了缺粮断顿、难以为继的地步，社员们一个个面带菜色，唉声叹气，却不敢说真话。他正要找到基层干部问一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忽然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赶过来，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用民歌样式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彭德怀拿着这凝聚着无数农民痛苦与渴望的纸条，只觉得如一团烈火烧着自己的手，烫着自己的心，内心一阵阵刺痛!30年前自己在这里带领广大民众造反起义，红军战士跟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目的就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让人民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可是现在广大农民竟又陷入苦难和饥荒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难道不应该为人民“鼓咙呼”吗?

其次，彭德怀到东欧和苏联访问，也产生了向中央反映问题的动机。

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4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东欧和苏联访问。所到之处，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他们一致称赞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但彭德怀没有被掌声和鲜花所陶醉，而是热情访问，仔细观察，既要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又要学习外国的经验。

他们原以为，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其它各国也不断出现游行示威行动，说明这些国家搞得不好，人民生活困难，导致人心怨愤。不料实地考察之后，大为惊讶!人家的国家搞得不错，人民生活十分富裕。很多地方家家住上了别墅，开上了汽车，50%以上的家庭用上了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一些家庭环境草木葱茏，鲜花盛开，如公园一样。彭德怀一路走着赞道：“共产主义在哪儿?就在这儿!”

可是这里的老百姓为什么还要闹事?原来，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毗邻，几步就能走到西方，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西方相比，差距很大。于是就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发出抗议的声音。

有一件事让彭德怀深受刺激。在东德访问期间，一位国家领导人陪同代表团查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每年的肉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对东德形成很大压力。他们希望彭总向中国政府转达并争取一下，让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供东德人平肉食量达到每年70公斤。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他们从中国报纸宣传上得知，中国现在正掀起大跃进狂潮，“卫星”不断上天，那里的粮食、肉类肯定堆积如山，老百姓肯定吃不完，因此他们希望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他们一下。

听到这些老外的请求，彭德怀有点哭笑不得。他经常在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成果”最熟悉不过了。他沉默许久，说道：“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据我不久前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这又成了彭德怀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污蔑大跃进大好形势)。

彭德怀与随行人员进行讨论：我们中国人每天吃多少肉?当然我们这些吃“皇粮”的，每年吃10来斤肉是可以的。彭德怀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彭德怀可能不知道具体数字，可以断定，当时中国几亿农民恐怕每人每年连1斤肉也吃不上!)。

说道这里，代表团一位同志感慨道：“还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困难闹过事!”彭德怀问：“这是为什么呢?”那位同志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德怀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我们不能自我安慰了!我们应当想想，哪些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推脱责任的理由。中国人吃几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就应当?现在竞争的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10年8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

在匈牙利访问时，同国防部长谈话中，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除了某些“坏人”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所致。在和卡达尔谈话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切的体会。”

这就是彭德怀访问东欧、苏联的“观后感”，也是彭德怀后来写意见书的强大动因——他从东欧的访问中发现了中国和东欧的巨大差距，从大江南北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的严重性，进而使他认识到反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于是他在火车上对一位同行的元帅说道：“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也会出匈牙利事件!”实际上他一直在急切地思考着：自己如何在会议上向中央和毛泽东提意见、提建议。

这样说来，毛泽东和一些大员在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从国外一回来就“急急忙忙写意见书”，是有“国际背景”，是“里通外国”，并非“空穴来风”。但彭德怀的“通”可不是像秦桧、汪精卫一样企图颠覆国家和出卖国家利益，而是而是一腔热血忧国忧民，为了让国家消除贫穷，为了让人民摆脱苦难，何罪之有，何错之有!

第三、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受到启发，产生了提意见的动机。

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彭德怀和陈云住在一起，饭后二人一起散步，谈话十分投机，对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二人均持反对意见。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不知为何，激动地提起历史旧事，一连串地指名道姓批评了不少干部，提到彭德怀时，说：“彭德怀是恨死了我的……”彭德怀正莫名其妙，毛泽东却赞扬了陈云，说他不同意公布1958年的粮食指标，主张钢铁指标下降是正确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他可不知道，陈云最敬佩彭德怀，曾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如果都像彭德怀一样，就能避免文革的发生)。

为了鼓励人们讲真话，毛泽东讲起了明朝故事，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用刑，甚至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各国访问前，特意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有半个月时间，这本线装书常置案头。

读了李锐先生提供的这些材料，心里不禁生出感慨：毛泽东一发出学习海瑞的号召，彭德怀真的就开始认真阅读《海瑞传》，他肯定被海瑞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直言上书的精神所感动，他真的要做当代海瑞吗?

巧合的是，还有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在同一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作了著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歌颂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竟然给自己带来一场震撼全国的悲剧!这就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次讲话，竟然把三个历史人物莫名其妙地牵到一起，在中国政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上海会议后，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中，继续强调他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张讲真话：“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做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彭德怀在国外就听人转述过这封信，回国后又仔细地研读。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敢讲真话的彭德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第四、在会议上直言不讳提了一些意见，却收效甚微，不得已才写了那封“意见书”。

满怀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彭德怀急匆匆来到庐山。会议的前期是“神仙会”，那些大员们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一片雅兴。彭德怀却没有这种心情，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内阅读文件，思考问题。一到会议上就争先发言。开始他并没有要写什么“意见书”，而是希望通过自己和大家的发言，把大跃进的问题揭出来，以促使中央抓紧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7月3日到10日的几天时间，他在西北组的小组会上作了7次发言，每次都是一针见血，措辞严厉，痛快淋漓。他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怎么能搞好?对于大跃进的种种乱象，他问地方的同志：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过没有?他认为，去年出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彭德怀的这些发言，有些言辞过于尖刻，好心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时有意删掉一些，彭并不同意。他的有关全局的意见，归纳起来有8条：

1.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2.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3.“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

4.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5.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6.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7.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8.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做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树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彭德怀讲了很多话，归纳了这8条，条条都是单刀直入，直击要害，都是医治大跃进创伤的最有效的药方;条条都显示着正义的风骨，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如果党中央和毛泽东能根据彭德怀的这些意见大力纠左，痛改前非，中国人民将会避免多少灾难啊!

可惜，毛泽东看了这些意见，虽然心里不舒服，苦笑道：“这彭德怀尽提些负面意见!”却也不以为然，并不打算继续纠左。他以为，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问题只是“一个指头”，而这一个指头的问题已经通过郑州会议以来的几次纠左，基本解决了;彭德怀的意见无非是胡乱放炮，不足为怪。他已经指示胡乔木、田家英等秘书搞一个《议定记录》，把自己的讲话和讨论的内容归纳一下，以中央文件发下去，会议就结束了，就可以推动全国更大的跃进了!

于是，有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横亘在我们面前：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提的意见，比起后来的“意见书”，更为尖刻犀利,更加直言不讳，毛泽东为何对这些“意见”轻轻放过，而对“意见书”却大发雷霆之怒?对书面的意见十分痛恨，对口头的意见却看得淡然，几乎放过，这是为什么呢?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彭德怀在会议上如此尖刻犀利的发言，居然没有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重视;那个《议定记录》根本不可能起到纠左的作用;会议眼看就要结束，而大跃进堆积如山令人痛心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亿万农民的呼声在耳旁不停地回响，怎么办?

1959年7月12日，忧思难安的彭德怀迈着焦急而沉重的脚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他觉得写信有些麻烦，还是当面谈谈吧。不料，毛泽东正在睡觉，不便打扰。于是只得返回，在身边参谋的帮助下，一腔忠愤铸就了那封青史留名的“万言书”，在中国政坛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