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近年来发表了一些重头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点击率很高;文章的一些观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少读者纷纷给以“理性”“务实”的赞誉。这些文章几个月来一直挂在网站的“排行榜”前列，依然在产生着绵绵不断的影响。

但是，有些文章的观点，含糊其辞，似是而非，既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更经不起实践的推敲，却从来无人质疑，更无人提出批评和矫正，好像这些观点成了无可置疑的真理。笔者阅读思考再三，选出几例，提出质疑，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毛岸英的“接班说”是凭空谣言吗?

作者抓住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个心怀叵测的“谣言”：毛泽东当年让儿子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是培养接班人的一种“镀金”方式;如若不是毛岸英在战场上牺牲，将来有可能成为接班人。

作者用对比手法，列举典型事例，对这种“谣言”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比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当接班人，蒋经国从苏联一回来就被授予少将军衔，紧接着又授予中将军衔，到台湾后又成了国防部主任、行政院院长，最终便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地登上大宝之位。

而毛泽东如何培养毛岸英呢?毛泽东于1943年便成了中共最高领袖，毛岸英1945年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却让他学种地，搞土改，到工厂任党支部书记，根本没有培养“接班人”的架势。

解放战争三年，正是共产党在军事上顺风顺水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让毛岸英参军参战，或者到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当个参谋，战争一结束，便可弄个师长政委什么的，就可以在接班人的道路上步步高升。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让毛岸英参加最危险、前途未卜的抗美援朝战争，当了个小小的翻译参谋，结果被美国的飞机炸死。这就说明毛泽东让毛岸英入朝作战，根本不是为了“镀金”，而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团结全党，起一种表率作用。

作者李晓鹏的这种说法，基本符合事实。毛岸英为人低调，作风朴实，勤奋好学，吃苦能干，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获得一片好评，确实是年轻有为的好苗子。电视剧《毛岸英》中典型生动的事迹，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毛岸英最后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可谓“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后人说三道四，确实有些不厚道。

但是，说毛岸英可能要“接班”，他生前的一系列活动可能是“镀金”，就是毫无根据、胡乱编造的“谣言”吗?

不一定。人常说：无风不起浪。人们从后来毛远新的人生历程中看到了毛岸英的影子。是啊，侄儿毛远新能一度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儿子毛岸英为何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接班人呢?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儿，10岁时便来到北京，跟着伯父毛泽东生活。毛泽东和江青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的侄儿，待他如同亲生儿子，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毛远新一直称江青“妈妈”。

1960年毛远新中学毕业，本来可以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说：“保送上学，不算真本事。”毛远新果然凭真本事考上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入哈军工。在学校里他好学上进，生活俭朴，乐于助人，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64年夏天，毛泽东对毛远新作了一番谈话，主题就是“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毛远新凭回忆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报了上去。中央高教部将这个谈话转发全国。毛远新从此在教育界名声大噪，其特殊地位更是人人皆知。

1965年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到黑龙江搞“四清”，为了不引人注意，在伯父的建议下，化名“李实”，担任工作队副队长，深得好评。

1966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按照伯父的指示，要到部队锻炼。空军司令吴法宪要安排他到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他向伯父请示，伯父笑着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于是被吴法宪安排到偏僻的大山里当了野战部队的普通一兵。

从毛远新的上述履历看，毛泽东对这个侄儿满怀希望，要求十分严格，有意考验他、锻炼他。上大学不开后门，不靠关系;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砺意志;当兵也不能到指挥机关当参谋(其待遇还不如毛岸英，时任志愿军司令部参谋)，只能到大山里当普通一兵。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定是想把毛远新锻造成可堪大用的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想把他培养成中央领导，或者将来接中央领袖的班，此时还不能贸然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远新回母校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不仅成了全校、也成了全省红卫兵领袖。1968年就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此时就有了“可靠接班人”的迹象。一些资料说，这都是江青的安排。实际上不是毛泽东点头，不是靠毛泽东的神圣光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便如此青云直上，是不可能的。

1973年，毛远新发现了张铁生“白卷先生”，封其为“反潮流英雄”;又发明了“朝农经验”，成了全国教育革命先进典型;在批林批孔中和江青密切配合，到处“点火烧荒”。所有这些，都是在反击周恩来的“右倾回潮”，使毛远新的名望在不断上升。有人说，这都是江青幕后操纵，但却深得毛泽东青睐。毛泽东当时点评道：“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缺乏的。”

具有无上权威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居然称赞毛远新，理论上稍逊上海帮，实践上超过老干部，毛远新既有很高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时，毛泽东就有提拔毛远新当接班人的意思了。

1975年毛泽东病重，就把毛远新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这个“联络员”是何官职?你在任何词典里也查不出来。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宰相”还要高的职位。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只有通过他才能传达出来;中央政治局这个最高决策机构讨论的所有决议，只有通过他才能报给毛泽东，获得批准。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等人，面对他也得俯首听命;他对邓小平等人竟敢颐指气指，指手画脚。

有一件事可看出毛泽东对毛远新的厚望。江青有一次让毛远新抄写一些资料，毛远新借口工作忙没有及时抄写。毛泽东就对毛远新说：“咱家的人不多了，你就帮她一下吧!”毛泽东将毛远新视为“咱家的人”，那他不就是活脱脱的毛岸英么!当时可视为“咱家”接班的，除了毛远新以外，确实竟然找不到第二个!

1976年初，毛泽东在批了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后，对毛远新说道：“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谈，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邓小平)提高。”

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授予毛远新“尚方宝剑”，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已成了最高领袖的“代理人”。他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伺机翻案的问题后，毛泽东就在全国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反映说邓小平是天安门运动的“总后台”，于是邓小平就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虽然毛泽东的决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毛远新的进言定然举足轻重……

但是，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毛远新和四人帮，这该如何理解?

毛泽东绝不可能像封建帝王一样，直接传位于太子。但蒋介石给了蒋经国少将、中将，毛泽东却给了毛远新省长(革委会副主任)、军区政委、中央联络员等要职，一点不亚于蒋经国。他要创造条件，一步一步提上去。但是，1976年爆发的天安门运动，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浩大声势，打乱了毛泽东的既定思路。他既痛恨邓小平追随周恩来搞右倾翻案，狠心将治国能手邓小平打落马下，又担心民意不可违，不敢贸然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和毛远新，而是交给了自认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华国锋。他以为来日方长，右派领袖邓小平叶剑英已经下台，而左派领袖四人帮依然执掌大权，就这样发展下去，以江青的霸道和水平，以毛远新的新锐和才能，以后定能登上大位!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老人家一去世，四人帮一粉碎，毛远新即刻跌入人生低谷。毛泽东在毛远新身上倾注的一切热望便化为泡影!

假如没有爆发天安门运动，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几年，假如四人帮没有被粉碎，毛远新极有可能顺顺当当接班，至少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权倾朝野的大腕，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人们由毛远新的经历联想到了毛岸英，说毛岸英如果不死，很可能要成为接班人;他之前的一切活动，包括到朝鲜战场当司令部参谋，有可能是“镀金”，也并非空穴来风，胡编乱造，也不能斥之为“政治谣言”。李晓鹏对这个“谣言”的反复驳斥，并不能令人信服!

二、林彪没有“权力欲”吗?

一些党史专家不断发表一些重头文章，说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权力欲，他的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逼迫他干的，林彪是被“逼上梁山”;他曾把毛泽东让他作接班人的批示烧掉，扔到痰盂里。后来的国家主席，林彪从来没有提出自己想干，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是莫须有的罪名，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文章点击率很高，支持者众多。

这种观点令人生疑，却至今无人质疑。这就使史坛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是主流媒体上一直斥林彪是“篡党夺权”“抢班夺权”“野心勃勃”，一方面是非主流媒体上不断宣称，林彪没有权力欲，没有政治野心，那些罪名是莫须有的。

愚以为，说林彪篡党夺权，野心勃勃，固然有令人质疑的地方;但是，说林彪没有权力欲，没有政治野心，更是难以服众、不合事实的怪论。

林彪真的没有权力欲吗?

自古以来，将士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的就是谋求一官半职，谋求不断提升，谋求封侯拜将(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之类且不论)。林彪一生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封为最年轻的元帅，可谓功成名就。但是，由于建国初辞去抗美援朝的帅印，坐了几年冷板凳;1958年被毛泽东提拔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超过了功劳在己之上的彭德怀，一下开始激动活跃起来。这次官位的骤然跃升，使他悟出了官场玄机：中共高官的提拔，不在于你功劳大小，不在于你工作多少，而在于你是否紧跟最高领袖。瞄准一人，紧跟一人，亦步亦趋，大拥大顺，就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出语惊人，直击要害，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毛泽东将彭的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统统拿下，交给了林彪。尝到了甜头的林彪一反彭德怀的做法，在吹捧毛泽东、突出政治上大做文章。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鉴于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遭到严重失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纷纷检讨自己的失误，一些人提出毛也要承担责任，使毛的心情一度灰溜溜的。在这关键时刻，林彪却发表了一通歌颂毛泽东一贯正确、一贯不脱离实际、工作失误是没有执行毛主席指示的讲话，使毛泽东大受感动。林彪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接班人的气象。

从60年代初到文革开始，林彪别出心裁，连续发明了“捷径论”“顶峰论”“天才论”“活学活用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毛主席语录”等等，每一个“发明”都在中国政坛刮起一阵阵旋风，将林彪的威望推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推行自己的“发明”，不惜对那些“异见者”大打出手。谭政、罗荣桓、罗瑞卿对林彪的一系列“发明”提出了批评意见，均遭到林彪严厉打击。

文革前夕，林彪不停地吹捧毛泽东，毛泽东不断地赞扬林彪，二人一来一往，一唱一和，在中国政坛形成了一道奇特地景观。人们普遍认为，林彪当时不当接班人都不行!如果刘少奇下台，毛泽东改换接班人，除了林彪，谁还能入了毛泽东的法眼?(刘少奇、邓小平即将被打倒，朱德年迈而右倾，周恩来屡犯右倾错误而魄力不足，陈云一贯右倾更不值一提)。

就这样，1966年文革兴起，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拿掉刘少奇后，既为了取得军队的支持，也为了对极左大将的利用，更为了对林彪多年来“高举”“紧跟”的回报，林彪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

林彪对于即将到手的接班人宝座，一定是如愿以偿，激动兴奋。但是，表面现象却是，林彪不愿接受，一脸的不高兴，甚至把毛泽东的批示烧掉，扔到痰盂里，这该如何理解呢?

是否如有人说的，林彪如此作派，和古代“王莽谦恭”“曹操推让”一样，是一种“虚伪”，不可当真?这还真不好说。但至少可以认为，林彪的这种做法，绝不是真实意思的表露，而是深藏玄机——

刘少奇的前车之鉴给了他强烈的刺激，面对即将到手的梦寐以求的桂冠，故作冷淡，甚至强烈拒绝。他要试探一下，“刁难”一下，故意给毛出个难题，以加重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砝码，避免刘少奇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把话说白了，那意思就是说，这接班人可不是我要干的，是你非要我干的，以后我要是干不好，出了问题，可不要怨我，你要高抬贵手，不要把我当成刘少奇第二!

如果不这样理解，那林彪这几年不遗余力大搞个人崇拜，“高举”“紧跟”的声浪把整个中国搅得山摇地动，为了维护自己个人崇拜的发明专利，不惜和自己的亲密战友撕破脸面，大打出手，这样做目的何在?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释?

至于国家主席问题，也不能说明林彪就没有“权力欲”。

不错，林彪从来说过，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但是，按照中共的惯例，中央第一副主席就是法定的国家主席的人选。刘少奇这个第一副主席能当国家主席，我这个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为何不能当国家主席?

况且当时的地位安排，着实让人尴尬。在党内，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位置在周恩来之上;而在政府内，林彪是国务院副总理，位置在周恩来之下。这种错乱的地位，不仅让林彪不快，也让周恩来很尴尬。而周恩来似乎比林彪还着急，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国家主席，主席就是林彪，以摆脱这种尴尬局面。

林彪虽然没有说要当国家主席，但是他多次发言，支持设立国家主席，还亲自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操纵手下大将大闹庐山，齐呼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这样一来，毛泽东认定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错。因为别的任何人这样说，都不会引起怀疑;周恩来再三要求设国家主席，绝不是自己要当。而林彪的地位，就是国家主席的位置，他一旦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有瓜田李下之嫌，就可能是自己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需要吴法宪揭露的叶群所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一证据，单依据林彪的语言和动作，就可以断定，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并非是“莫须有”的强加于人。

有人说，国家主席是一个“虚”位，没有实权，林彪不会去争虚位。其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可实可虚，可大可小，关键是如何运作。1954年的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任命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对外发布战争宣言，等等，权力可谓大矣。虽然其上还有党权的制约，但是国家元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加上叶群对“第一夫人”的艳羡，林彪很可能对国家主席投去神往的目光。

依据林彪的地位和声望，他完全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他想当国家主席，是否就是篡党夺权，是否就是抢班夺权，罪恶昭彰，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三、“15年赶英超美”不是头脑发热吗?

一位学者发文说，大跃进中毛泽东提出“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并非头脑发热，大跃进的失败另有原因。

一见这个观点，笔者吃了一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无不异口同声说是“头脑发热”，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在纠左时，反复说这是头脑发热;大跃进的反对者彭德怀不断批评说，这是头脑发热;大跃进的参与者邓小平几十年后也这样说，大跃进时毛主席头脑发热，我们的头脑就不发热吗?可是现在这位学者居然说，大跃进不是头脑发热!他用什么论据来支撑这个“大胆新颖”的观点呢?

原来作者是这样精确计算的。他说，中国1950年钢产量是61万吨，1957年达到535万吨，平均年增长率是36.4%。而1957年英国钢产量是2205万吨，中国15年赶上这个水准，只需增长9.9%即可，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目标。即使考虑到英国的增长，中国只需要12%的年增长率，15年就可以达到近3000万吨钢产量。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1972年，中国钢产量是2338万吨，超过英国1957年的钢产量;中国1975年达到2390万吨，首次超过了英国当年的钢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确实实现了。如果一提到“超英赶美”就认为是吹牛皮，是头脑发热，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

看到作者如此精心计算的论据，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作者忽略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全过程及其重大失误，只抓住开头“15年超过英国”这句口号就妄下结论，这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吗?这不是瞎子摸象式的结论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发出“15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后，头脑就开始发热膨胀。1958年连续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不断地“反反冒进”，不断地调高工农业指标，不断地提出大跃进口号。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头脑高度发热的标志。

单说当时的大炼钢铁运动，更是地地道道头脑狂热的表现。1958年2月，八大五次会议将当年的钢铁指标定为620万吨，这当然是切实可行的，不能叫“头脑发热”;5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将58年钢铁指标定为800万吨，头脑稍微发热，但经过努力也可能达到。到了6月份，毛泽东对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去年是535万吨，今年能不能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党中央便作出决议，1958年要完成1070万吨钢铁。毛泽东在冶金部文件的批示上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七八年，二三年就可以超过。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头脑发热，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时间已经到了8月份，全国钢产量才完成了400多万吨，距离任务还有800万吨，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争口气，实现“1070”的宏伟目标，在全国发动了由全民参加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建起了无数的“小土群”“小洋群”，9000万人上山，几亿人配合，轰轰烈烈折腾了几个月，炼出了无数的废渣，国家补贴了50个亿，使国家的林木资源、煤炭、矿石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几十年也难以恢复;同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大量粮食沤烂在地里，直接导致了饿死人的大饥荒。

这种“全民大炼钢铁”，无疑是典型的头脑发热，是热极了，热狂了，热昏了!而所有这些“热”，都是由“15年超过英国”这个口号引起的!

作者认为大跃进的失误不是由于“头脑发热”，那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是“分散主义”，即当时的中央把权力下放到各省，但由于地方缺乏办工业的经验，中央缺乏分权经验，党内一些干部不同意地方分权，所以导致工农业生产下滑，国民经济衰退。

这个观点毫无新意，而是不合实际的“陈年谷子”。1962年七千人大会，党中央的初衷就是要打通分散主义思想，以解决征购粮食的困难。中央发的通知就说，大跃进以来，中央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行权力下放，但是一些地方各自为政，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只顾农民这一头，而不顾中央这一头，导致中央征调粮食发生困难，所以中央要召开大型会议，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会议开始，当中央要求大家讨论分散主义的危害的时候，与会的绝大多数地方干部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一些省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搞所谓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可能有分散主义倾向。但是就全国大范围来说，尤其是农业生产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分散主义，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的强制引导下发生的。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从未提到过什么“权力下放”，从未听到过什么“分散主义”。造成全国经济大倒退，各地发生大饥荒，根本原因就是中央领导头脑高度发热，制定了一条急于求成、盲目蛮干的极左路线，从而催生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即通常说的“五风”)所造成的。

毛泽东听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果断扭转了大会的主题，转而让大家讨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使大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而那个所谓“分散主义”，似乎无人再提了。

而现在，这位学者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挖出了“中央分权”“分散主义”的问题，而且旁征博引，言之凿凿，声称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大跃进失败的原因，进而否定沿袭了半个世纪的“头脑发热”的传统观点。这其实是是以片面的观点掩盖真相、混淆是非、误导读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