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作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

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作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辞”，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 月14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