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七，八岁那年，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路造反派和被打倒的人们在单位里斗得死去活来，可回到同一座大院，又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彼此间问候是不会有的了，亲切的笑脸也消失了。那些走鸿运的造反派们和出身好的人们昂首挺胸地“舞过来舞过去”，说话当当响，走路动地来；被整的人们则低头缩肩大气也不敢出，按我们家乡话说是“走路都择小边”，一个个小家庭仿佛被滔天巨浪包围着的小船，随时都有在凶险的怒海里倾覆的危险，而我们家就是这些小船中的一只。在这个战战兢兢的时候， 我家的楼下，新搬来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个子高大，器宇轩昂，一头银白的齐耳短发，一副金丝眼镜架在当地人中少有的白皙皮肤上，目不斜视，下颏总是抬得高高的，显得很高贵，时刻紧抿着的嘴唇厚而突出，透着一股倔强气，整个给人凛然不可侵犯不可亲近的冷傲感。见惯了身边那些俗不可耐大大咧咧的女人，老太太低调而不同凡响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我妈的好感，等我爸下班回来，我们便知道了这位神秘老太太的来历。

   原来她便是我爸单位里“大名鼎鼎”的右派徐慧珍。“右派分子”在那个年代很常见，但两口子都是“右派”的却不多，而她很不幸丈夫也是“右派”，并且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后不久便自杀身亡了，留下徐慧珍和一双儿女苦度日子。因为是右派，她被从单位的总会计师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下放到药剂室洗刷瓶瓶罐罐。她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也许有点逆反，想摆脱这个悲惨的环境，文革前便自愿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儿子高中毕业后，则被强制下放到另一个偏远的山区去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庭出身等原因，一双儿女大约一年才回家一次，单位便给徐老太分了我们楼下这个一居室。

   听老爸这么介绍后，出于同情和尊敬，我妈马上领着我和妹妹下楼去拜访这位徐老太太，才知道老太太并不老，只有五十多岁，于是老妈便要我们恭恭敬敬地喊她“徐伯伯”，而不是“徐阿姨”，也不是“徐奶奶”。其实她的年纪比我外婆都大，但我妈为了和她成为朋友，便以平辈相待，并随我们的称呼，也尊称她为“徐伯伯”。徐伯伯搬来后，和我们家成了好朋友，她笑起来其实非常灿烂和天真，头微微后仰，满头的银发随着呵呵的爽朗笑声而悠悠颤动，一点都看不出是白天被强制劳动改造，夜晚挂着大牌子被粗暴批斗的受害者（据老爸说，在批斗会上，徐伯伯从来都是昂着头的）。她在公开场合里表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傲，其实是她以这样一种对抗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在险恶环境里进行自我保护。

   她的到来，给我和这个院子的小朋友们带来了无边的欢乐。她家在地上那一层，开放的阳台直接和院子相接，她的家和阳台便成了整个院子里出身不好的小朋友的小小天堂：夏天，我们围坐在她身边，看她摇着大蒲扇，悠悠地讲古论今，或者以她的阳台为中心，玩“踢棍子”“跳皮筋”“捉迷藏”等游戏；冬天，我们一吃过晚饭，便早早来到在她那狭窄的居室里，围坐在小小的煤球火炉边，等着她讲故事，或把她家当成一个游戏场所穿进穿出，她一点都不嫌我们吵闹，总是笑咪咪的。她给我们讲的故事，大多是《聊斋志异》、《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榜》、《杨家将》、《岳飞传》、《薛仁贵》、《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大约除了《红楼梦》，几乎所有的古书上的故事，还有我们当地流传的吊死鬼和红毛野人之类的传说。每说到关键处，她就停下来，逐个地望一望我们，嘴里慢条斯理拉长了声音说着“好—”“好—”，于是我们便瞪大了眼睛，支楞着耳朵，迫不期待地等着她继续下去。在那个没有书读的年代，我们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徐伯伯和她儿子口中的故事（她儿子后来回家勤一些，呆在家里的时间长了一些，也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王）。

   徐伯伯和她儿子“小敏哥哥”讲的“封资修”故事，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如此不同，更增添了那些故事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渐渐地，那些造反派和出身好的家庭里的孩子们也来徐伯伯的阳台听她讲故事。看到孩子们不像往常那样打架闹事，即使大右派在对孩子们散布“封资修”流毒，家长们便也装作没看见了，好在那时“脖子上搽猪血充剁脑壳鬼”的人虽然不少，倒也无人去告发徐伯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也许是因为徐伯伯实际上管教了他们的孩子的缘故吧。

   从我七、八岁时她搬来，到我十五岁离开那个大院，几乎整个童年至青少年，徐伯伯的故事始终伴随着我们，可以说我和我的小同伴们是听着她的故事长大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