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那些淺見之徒，永遠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對任何只為明日的覓路者而設的觀念，他們對本書立刻發出呼喊，指為“悲觀主義”。但是這些人只是以為探求行動的本源，即等於行動的本身，只是熱衷於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我的書不是為這樣的人寫的。“ ——奧斯瓦爾德. 斯賓格勒
聽聽一百年前這位高人對民主本質和現狀的驚世預言和分析：
”當時的人們，雖然權力在手，卻仍為“普遍真理”爭論良久， 議論未定，兵已過河， 以致實際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夢想家們擲落在一旁。”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沒有金錢，憲法的權利根本一無所用，有了金錢，方能夠妙用無窮，予取予求。”
民主的命運
作者：（德）斯賓格勒 / 翻譯：陳曉林
選自 《西方的沒落》第十九章
在剛開始的時候，民主只屬於知識分子的領域。 西方早起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幾件大事：路1789年8月4日夜晚法國的“階級大會"，“網球場的誓約”， 以及1848年5月18日普魯士的“法蘭克福會議”， 可算是歷史上無比高貴而純潔的事件——當時的人們，雖然權力在手，卻仍為“普遍真理”爭論良久， 議論未定，兵已過河， 以致實際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夢想家們擲落在一旁。但是，與此同時，民主政治的另一目的，卻也並不落後，一徑潛滋暗長，終致，人們開始了解到一項事實：只有擁有金錢的人，才能利用憲法的權利，民主的權利。事實上，選舉權的功能，竟能夠發揮到，接近理想主義者所以為的高度，則必然是因為：有組織的金錢勢力，尚沒有從中操縱競選者的緣故。一旦這等勢力出現於政治舞台，則選票也不過只是徒具形式的公眾意見的記錄紙而已，對於真正操縱政治的權力結構，已不復具有任何正面的影響。 表面上，西方的，議會式的民主政治，與埃及，中國，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徑庭，因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參政權，根本從未成立。但事實上，如我們這個時代，一般民眾，也只是在”選舉區“中，被集體操縱的一群，相對於政治的”主體“而言，也仍只是”客體“而已；這與巴格達人民對其教派統治，拜占庭人民對其僧侶階層，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對其統治結構所表現的集體服從，根本絕無什麼不同意義。自由，永遠只是純粹的負面現象。自由表現於對既存傳統，王朝，教主的摒棄，但是事實上，實際的政治權力，依然存在，絕未削減，只是有這些體制，轉入於新的力量中--如政黨領袖，總統，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對於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眾仍只是無條件地被動的客體。
古典人民的基本權力，曾伸展至擁有最高的國事與司法的職權。為了施行這些權力，人民乃集合於所謂的”公會所” （Forum) 中。 其實， 在“公會所”中，人民只是歐幾里得式的“質點”，被具體地集攏起來，以充作古典風格的政治影響程序下的客體而已，政客們可以用具體切近，訴諸感覺的手段，左右這些人民-- 舉例言之，這些手段包括：施於每一人眼前及耳邊的雄辯之術；包括很多我們看來，簡直厭煩不堪，難以忍受的方式，如嗚咽不休，擂胸頓足；對聽眾作恬不知恥的諂媚，對敵手撒異想天開的謊言；冠冕堂皇的辭令，慷慨激昂的陳詞；還有遊戲與表演，威脅與攻擊，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最主要的，還是金錢。金錢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400年的雅典，便已現出端倪，到了凱撒與西塞羅時代的羅馬，便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高潮。到處都是一樣，選舉的活動，從階級代表的提名開始，即已成為各政黨候選人的戰場，同時也即是迎接金錢源源進入的所在。而從查馬之戰以後，金錢的數額越來越趨龐大，“個人手中能夠集中的財富愈巨，則政治權力的爭奪，發展為金錢問題的程度便也愈大”。 西塞羅這一段話已足以說明一切，無需更做贅述了。然而，從深一層的意義來看，若認為這是賄賂舞弊，仍是為中肯 qi之言。這不是什麼多了行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達到其成熟狀態時，便已註定了必然會採取這樣的形式。西元前310年的克勞迪斯（Censor Appius Claudius), 無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臘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張憲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國革命時代的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從事的政治改革中，確實不會在公民參選權上玩弄狡獪，也絕不會採用更改選法，以圖利己的政治“藝術”——但他所有的努力，只不過為這些“藝術”鋪路“而已。並不是民主的體系有利於舞弊，而是從最初應用民主政治開始，種族的特性便已出現，金錢便已發揮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控制了局面。終極而言，在金錢獨裁的時代裡，將金錢的運用，描述為一種墮落的標記，是頗不公平的事。 羅馬的公職，自從其產生的過程，需經由一系列的選舉以來，由於所需資金甚巨，往往使每一個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圍的夥伴告貸。選舉的資金，或用於邀請所有選民晚餐，或提供角斗表演的免費座位，甚或登門送上現款——誠如西塞羅所言：“傳統道德，蕩然無存。” 選舉的資本，龐大驚人，有時達數億銀幣之巨。以羅馬一地所蓄積的款項之充沛，而西元前54年的選舉，由於動用太多的款額，竟使當時的利率，一時從4%，劇升至8%。凱撒競選“護民官”時，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蘇必須為他簽約擔保二千萬銀幣，那些債主方肯讓凱撒離去赴任。而在凱撒競選“最高僧侶院”的職位時，由於信用過緊告貸無門，幾乎毀於一旦，他的對手卡特拉斯 （Catlus）， 竟能認真考慮向他提出賄賂，逼他撒手。但是，對高盧的征服與開發——這也是出於財政上的動機——終使凱撒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凱撒之所以積聚巨款，就如今天南非的羅德茲一樣，乃是為了權力，並不是如凡理士（Verres) 一樣，或甚至克拉蘇那般，只是由於喜愛財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蘇首先，但主要是一個財政家，其次才算是政治家。而凱撒掌握的， 則純是事實: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沒有金錢，憲法的權利根本一無所用，有了金錢，方能夠妙用無窮，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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