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的產生

                          （摘自《西方的沒落》第十八章“國家與歷史”）

                                         作者：（德）斯賓格勒 / 翻譯：陳曉林

  在歷史的世界裡（作者認為研究歷史有兩種態度和方法，一種是“世界的歷史”，一種是“歷史的世界”，前者強調按當代人的理念、觀點和理論劃分歷史時期和評判歷史人物及事件，及其對後世歷史的影響及因果關係，比如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後者注重把歷史放進當時的客觀環境裡去觀察和總結，認為歷史遵循它自身的規律而自成體系並循環，與觀察者的立場、哲學理念和研究方法無關，比如斯賓格勒本人——沐嵐注），沒有所謂的理想、沒有所謂的真理，有的只是事實。也沒有什麼道理、誠實、平等、最終目標之類，有的只是事實。不能認清這一點的人，只合寫些政治方面的書——卻絕不能從事政治。真實的世界中，沒有按照理想建立起來的國家，只有掙紮成長起來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無非便是一些“進入情況”的活潑民族的單元。無疑“生命之展開，有賴於形式之塑定”，但這塑定，是源於生命“存有”中血液和脈動的力量（這裡的“血液”我的理解是指人的本能和天性，而“脈動”指人類社會中合乎一定節奏的運動規律--沐嵐注），全然是直覺而自然的，故其展開，如由政治的行家所引導則必採取血液中與生俱來的的方向，但若由理想家來引導，則因理想家本身只為為其信念左右，故終久會走向虛無之路。

   對於存在於真實世界，而非僅存在於心智體系中的國家而言，其命運的問題，不是它的理想工作或理想結構如何，而是它的內在形式的權威問題。內在的權威，終久而言，不能僅以物質方式來微創，而必有賴於實際有效的信仰——一種明辨敵友的信仰。決定性的課題，不在於何種憲法體制的建立，而在於一個完美有效的征服之組成；不在於把政治權力依“公平”原則，分配與民眾，因為歸根究底，所謂“公平”原則，只是某一階級，用以自身合法要求的“觀念”而已，而在於全體民眾，充分有效的脈動節奏，有如接近跑到終點時，奮揚的奔馬肌肉與腿腱之躍動那般，這一種生命的律動，甚至可以吸引出強卓的天才，使其發生共振；最後，也不在於任何玄妙邈遙的道德，而在於政治領導的堅實，確實，與優秀。對這些事理越能有自知之明，便越少為此事發生爭辯，一個國家越趨於完全成熟，其地位、其歷史能力，乃至其命運，便越是高昂。國家權力，主權，是第一級的生命象徵，它區分了“主體” 與“客體”。強力的領導權力，是對着兩者做清晰劃分的表示，是政治單元中生命力的正確表記。故而，萬維一個現成權力的粉碎，不是導致某一新的黨派，成為國家政策的“主體”，而無疑是導致整個的國家，成為外國政策的目標，成為政治世界的“客體”，造成國家的災禍，這是屢見不鮮的。

   在每一個健全的國家中，成文憲法的條文，與活生生的體制、活生生的“情況”（仍是前述以運動為喻的“情況”）的實施，相形之下，實在並不重要，因為後者是由時間的體驗，情勢的遞衍，尤其是這國家的民族特性，發展出來的。 故而具體政治上的自然形式，建立得越是有力，則其在未可預知的種種情況中，運作得也愈是穩定，能夠操縱自如，進退有序；事實上，到了後來，實際的領導者，是國王，首相，政黨黨魁，抑或是一個國家並無固定關係的主持人（如南非的羅德智），已根本毫無區別。在上次布尼克戰爭中，主持羅馬政治的貴族集團，從憲法條文的觀點看來，似乎並不存在，可是這何礙於其實際的成就？國家的領導者，永遠只對少數人負責，這少數的集體，具有政治統御的本能，並能在歷史的奮鬥之中，代表這些國家中其他的人們。

   事實上，明顯突出，絕不含糊地，根本只有“階級國家”�（Class- states)� ——即由某一特定階級統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國家。�當然，這絕不是指那些：個人只是“附從”（attached) 於其間，而非若屬於一定階級的“階級國家”， 諸如古代雅典的城邦，早起英格蘭與西西里的北蠻國邦、1791年國民立憲體系下的法國、與今日的俄國等；兩者絕不可混淆在一起。真正的“階級國家”，是全盤歷史經驗的外在表現。它永遠是只由一個階級階層�，以憲政的方式或其它形式，來提供政治上的領導體系。永遠是有一個確定的少數集團，來代表整個國家的歷史傾向。而在這集團內，又是由一個多少可算是自成體系的少數階層，以其政治才能（這才能且時常足以對抗憲法精神），來實際從事國家的統馭。在絕大多數情形中，這一少數集團是貴族中的一些精英——例如：統治英國巴力門議會（Parliament) 風格的“士神階級”（gentry); 布尼克戰爭時領導羅馬政治的“貴族元老”（nobiles); 文藝復興時代威尼斯的“商人貴族” （merchantdristocracy);  以及巴洛克時代，受過耶穌會訓練，從事羅馬教廷的外交的教會貴族等，皆是這一類的少數集團 （今天美國的猶太集團算不算？——沐嵐問）

    ……

   世上沒有什麼“最好的”，“真實的”，或“正義的”國家，可以按照計劃實施完成。每一個出現於歷史的國家，在�歷史之流�中，其本身都只存在一次，存在一個時刻，到下一個時刻，無論其法律——憲政的外殼�如何堅固，其實都已不知不覺有所不同。故而，諸如：“共和”、“專制”、“民主”等詞眼，在每一個不同的例子中，表示的意義都不一樣，而這些詞眼，被哲學家們或理論家用為確定的概念時，更一變成了一些口號。�國家的歷史，�是�觀相�的歷史，不是系統的歷史。他的工作，不是去顯示“人性”如何進展，以取得其永恆的權力，以走向自由和�平等、以開展一個超級智慧與超級公正的國家云云； 而是要描述真正存在於顯示世界你的政治單元，如何成長，又如何凋萎，並且顯示出這些單元，事實上即是一些“進入情況”的實際什麼，此外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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