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極端穆斯林發動的恐怖襲擊在西方國家遍地開花，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接二連三成為受害者。這些國家曾敞開胸懷接納穆斯林移民，沒想到其中會有人會成為特洛伊木馬式的恐怖份子。法國的那幾位穆斯林還是土生土長的法國公民，怎能不讓人提心弔膽，憂心忡忡？要知道法國穆斯林人口達六百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
冤冤相報何時了？德國、法國已經出現了反穆斯林運動。就在《查理周刊》被襲的前一天，德國就爆發了3萬人的反“伊斯蘭化”抗議遊行，打出“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標語。而在《查理周刊》遇襲後的一天內，法國發生了多起針對穆斯林的爆炸和槍擊事件，有一座清真寺遭到3枚手榴彈襲擊，有一處穆斯林祈禱室遭到槍擊。這種事件可能會層出不窮。西方國家領導人也在開會討論如何應對新一輪的恐怖襲擊，可能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穆斯林恐怖活動。
每次西方國家發生類似的恐怖襲擊，我們的一些同胞要麼幸災樂禍，要麼煞有介事地告誡西方國家要反思自己的行為。我要說，這都是無稽之談！要徹底杜絕伊斯蘭教恐怖主義，要想讓穆斯林在西方國家和其他族裔人群和平共處，跟上現代化的步伐，穆斯林和他們所浸淫的伊斯蘭文化必須改變，別無他途！
當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後，在巴黎編輯《國際政治》專刊的伊朗作家和記者塔俄瑞（Amir
Taheri）就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對911恐怖襲擊伊斯蘭難逃責怪”，“今天的穆斯林世界充滿了固執、偏見、狂熱、虛偽和完全的無知。正是這種土壤滋養出拉登那樣的罪犯。結果最主要的受害者是穆斯林人自己。”伊拉克作家馬克亞（Kanan
Makiya）進一步指出，伊斯蘭文化的失敗，主要是穆斯林知識份子的失敗，穆斯林社會的所謂”進步”知識份子--作家、教授、藝術家和記者們，組成各種
各樣的反美團體：阿拉伯社會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反帝國主義，反猶太主義等等。他們把穆斯林社會的貧窮、落後、災難、困境都歸罪於外部大小兩個“魔鬼”
（美國和以色列），而不去檢討和批評造成這一切的真正原因--本國的專制制度和伊斯蘭文化宗教的弊端。
伊斯蘭國家也很渴望走上富國強兵的現代化道路，但由於伊斯蘭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很難同西方文明融合，難以達到與西方式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程度。與基督教的政教分離觀念相反，伊斯蘭教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政教合一，伊斯蘭正統教義不僅作為一種精神力量，而且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自然無法適應現代化的要求。
在近代史上，伊斯蘭國家也曾嘗試過西化改革，試圖通過移植西方模式而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最典型的便是土耳其的凱末爾改革。被譽為“土耳其之父”的凱末爾為移植西方制度，對土耳其進行了風風火火的世俗化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但深層的文化適應矛盾並沒有解決，改革並不算成功。上世紀60年代伊朗巴列維國王發動了“白色革命”，也開始了伊斯蘭國家現代化的新探索，很快便改變了伊朗的社會面貌，使伊朗初步具備了現代化國家的特徵。但由於巴列維推行的現代化改革否定了伊斯蘭自身的民族性，缺乏來自內部的傳統文化支撐，僅將西方模式生硬移植過來，因而難以融合，現代化基礎十分脆弱。
顯然，問題的根源在於伊斯蘭教的封閉性和文化的排他性使得穆斯林難以接受現代文明觀念。他們總認為伊斯蘭文明比其他文明優越，一旦遭到來自西方文明的衝擊時，便立刻變得神經過敏，馬上採取行動反擊異端，
捍衛民族文化。同時，當政者激進的改革措施和由此而來的社會弊端也助長了人們對西方和世俗化的反感情緒。他們怨天尤人，將經濟失調、貧窮落後、傳統價值觀的失落甚至伊斯蘭國家本身存在的問題統統歸咎於西方文化和世俗化帶來的惡果，認為用西方模式來改造穆斯林社會結構是推行殖民文化，是將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強加於穆斯林社會，從而導致伊斯蘭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異化及傳統價值觀的失落。要擺脫這種現狀，就必須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重新回到《古蘭經》中去。於是伊斯蘭國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原本向西方開放的大門又關閉了，現代化進程中斷，直到今日。
伊斯蘭國家人口眾多，但對現代文明貢獻不大。伊斯蘭國家若想改變自身的貧窮落後面貌，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改造伊斯蘭文化，使之適應現代化的要求，否則只能被越甩越遠。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穆斯林必須學會適應現代觀念，拋棄偏狹的文化觀念，才能和其他族裔和睦相處。靠煽動仇恨西方的情緒拯救不了伊斯蘭，靠對無辜者發動恐怖襲擊更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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