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到過日本的外國人，都會驚訝當地食品價格的昂貴。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東京食品價格比世界其他主要城市高出25%～100%。造成日本食品價格昂貴的主要原因是：1，世界最高的人工成本，借地的不菲地價，是農產品價格昂貴的主要原因，其中人工成本占近50%；2，日本耕地的零細是農業不具備大規模經營的條件，耕地面積僅有5萬平方公里；3，生產成本的高昂，高度工業化和城市進程導致肥料，農藥和農機械具價格的高居不下；4，農業生產自給率不到40%，農產品高度依賴進口。

農業是立國之本，日本農業上有「豐作貧乏」之說，與中國的增產不增收意思相似：農產品的大豐收導致價格暴跌，農民的實際收入不增反減。正是由於日本農家在水稻生產過程中曾多次出現豐作貧乏問題，為防止農產品供大於求，豐產不豐收的尷尬局面，日本政府制定了許多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以保證農民收入的穩定。

首當其衝的是 「減反政策」：大米限產保價政策。具體做法是，根據上一年度大米需求信息，制定當年度生產計劃，限制農戶種植水稻；為彌補農戶限種的損失，日本政府支付大致相等額度的產值補助，02年度的數字，日本限制補貼一項高達5500億日元。

第二，日本農產品當中只有大米自給有餘，平均自給率只有40％。日本農業的高成本結構，導致農產品價格昂貴，在國際價格市場毫無競爭力可言，政府若不採取有效保護措施，海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蜂擁而至必將會導致日本農產品出現過剩。

協調過剩難題是日本政府不惜同各國發生貿易衝突為代價的：採用進口配額限制和高關稅的方式來調控進口數量。日本對大米的進口限制最具代表性：每年只發放國內大米消費總量3％～5％的進口配額；近年隨着全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一再高漲，日本政府採取的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同意開放大米市場的同時，將進口大米的平均關稅設定為每公斤351.17日元。

雖然以美為首的農產品出口國對日本的做法可以用憤怒來形容，但日本至今人未有妥協的趨勢，03年東京世界貿易組織非正式部長級會議和世貿組織坎昆部長級會議上，日本政府就堅決反對擴大重要項目的關稅配額及在農產品貿易關稅上設立上限。

第三，鑒於國際壓力及日本對國內農產品結構的調整，日本80年代末相繼廢除8種農產品進口配額；90年代初取消了牛肉和柑橘的進口配額。為了確保日本農民利益，日本出台一項新制度，就是「緊急進口限制」：如果日本農民認為大量的外國農產品的進口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有權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限制進口申請；政府部門經調查認定後，可以通過大幅提高關稅來限制外國農產品的進口。

我們知道，01年爆發了中日農產品貿易戰，其背景是00年日本農民認為中國大蔥，香菇和藺草的大量進口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要求政府採取措施限制進口；結果，日本政府從01年4月開始對上述三項中國農產品實行臨時緊急進口限制措施而導致的。

另外，日本通過提高對農產品殘留農藥的檢驗標准，採取技術壁壘來限制外國農產品的進口，就是聞名的「肯定列表制度」：規定進口農產品不得使用日本已經不使用的農藥；並實行了最大限量的統一標准，即0.01毫克/公斤。這一高標準的技術壁壘的意義是什麼呢？舉個例子，茶葉常用的殺蟲劑硫丹的基準從以前的30毫克/公斤到新標准的3000倍，在06年實行制度開始的兩個月，福建向日出口茶葉額減少了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民主黨當政之前的54年裡，享有“萬年執政黨”的日本自民黨的主要支持群體是農民，而且自民黨的很多國會議員直接來自廣大農村，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政府對農民實施高度保護，這些政治傾斜就是所謂的“政治米價”。

第四，日本稅制政策。日本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每年需要繳納與土地關聯的稅費，若是農業用地被繼承人繼續用於農業生產，遺產稅總額超過土地交易價格的部分可延期繳納；若是繼承人死亡或者從事農業生產滿20年，未繳納的部分稅費即可免除。所以，在繁華的東京，仍然有純粹的農業存在，也堪稱日本農業的一大特色。相關稅種中，日本政府對農業也都有傾斜，如從事農業生產的企業或個人均可在事業稅，所得稅，繼承稅，贈與稅等稅項上得到相當的優惠。

第五，日本農業補貼。農業補貼對日本農民來說優惠大於稅收，農民收入的60%來自政府的補貼，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補貼總額高達每年4萬億日元甚至更多。經合組織的資料：00年，日本對農業的補貼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4%，高於同期的農業產值的1.1%，也就是說，農業補貼超過了農業產值。

不容置疑，日本國產農產品價格遠遠高於進口產品，日本國民如何看待呢？日本人願意支付高額的農產品嗎？答案是肯定的，不僅願意支付，而且本國農產品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日本相當重視創造農產品的品牌效應，而日本媒體也竭力讚揚本國農產品的美味，營養價值與高度的安全性，久而久之，日本國人心目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國產品貨真價實的印象；同時，日本的農業生產不追求高產量，而是不惜成本地提高產品的營養成分，改善口感，即使本國農產品價格偏高，也不愁沒有銷路。

我們看兩個例子，超市裡貼有糧食飼料飼餵標識的雞蛋，比貼有普通飼料飼餵標識的雞蛋要貴3～4倍，卻依然走俏，原因是蛋黃明顯的大而紅潤，營養成分也有明顯的不同標示；家喻戶曉的「日本松阪牛」是品牌效應的代表經典：松阪牛的飼養程序極為嚴格，飼料是國產大麥，豆餅為主的混合飼料，為了給成牛增進食慾，每天給牛喝啤酒，按摩，按時聽音樂，接受日光浴等，一頭日本優質松阪牛的價格大致在四五千萬日元，仍然深受日本人的歡迎，是美國牛肉或者澳大利亞牛肉所無法取代的。

從日本經濟發展規律來看，農產品實際價格上漲是工業化中後期必然面臨的問題。農產品實際價格上漲，不僅有利於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於啟動農村的消費需求，而且能在未來促進日本各行業的景氣，促進日本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這裡想說的是，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費景漢-拉尼斯(Ranis－Fei model)拐點」，費景漢-拉尼斯拐點的意義是，如果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不重視農業生產，不斷向工業轉移農業資源，就會出現全社會資源都趨向於高盈利水平的行業，社會資源將逐漸撤離農業，造成農產品總供給的結構性短缺，其結果是農產品價格上揚，糧食問題將不可避免。

「富庶的農村是日本社會長期穩定，經濟不斷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不僅是日本經濟的主流觀點，也是日本經濟發展過程始終貫徹的主旨，同時也是日本政府對農產品採取的一系列傾斜政策的根本原因。通過分析知道，日本通過工業對農業的拉動，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保證了農產品價格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不僅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保證日本內需增長，更促進了日本在工業化後期的更快發展。

富庶的農村，帶來了社會的穩定，也帶來政治的穩定，不會因為經濟差別過大，造成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劇烈流動。日本勞動力既能滯留在農村，也能在急需的時候輸送到城市，沒有給日本經濟造成巨大壓力，而農民收入增長之後，消費能力提高，增加了內需，對日本經濟穩定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中國農產品價格採取一定幅度的提高，不僅與解決三農問題息息相關，而且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是對中國生產要素價格的一種矯正，長遠來看有利於中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當然，像日本這樣利國利民的前車之鑒，是否能夠中國一些良性的提示呢？當然，這需要中國政府從政策上平衡把握，欲速則不達。

 卓文萱有一首好聽的歌，不是唱大米的，而是柴米油鹽：「別要求太多 別說沒胃口 柴米油鹽也有淡淡的美好 少一點冷漠 加一點承諾 調出最幸福的味道 幸福調味……」聽着這首歌的時候，真的想說，對中國的農民，能不能少一點冷漠，加一點承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