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百姓疯狂、悲哀和无奈

日记、黑材料和“二地书”

   自从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后，我与韵倩就失去了通信联系，韵倩对于失联的我十分焦急。当时我和韵倩正处在两地生活，她在湖南零陵地区，我在黑龙江西部的北大荒，从南到北相距四千多公里之遥，信要走二週，现在连二週一封信都中断了，革命群众阻止我写信，直到有一天他们单位在她住房前糊满了大字报，她顿时沦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勒令”叫她交出我藏在她那里的黑材料，她才知道我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单位甚至一度考虑是否也要把她揪出，后来因为找不出一点点理由，何况他们单位已经有一半以上职工被揪出了，才使她免遭毒手。

   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殃及我的父亲，我父亲在上海也算是个小资本家，1956年公私合营时国家早就把厂子收了上去，之后他因年迈而退休了。“文化大革命”初也被迫站台上和我母亲被批判过，红卫兵例行公事批斗完了，就放他回家了。不料我遭诬陷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他的单位又把他揪去批斗。自从我六三年大学毕业去东北工作后，就回过二次家，一次是探亲另一次就是结婚，二次回上海时间很短，共享天伦之乐都不够，几乎没有时间细谈别的事情。在批斗会上关于我的“罪行”对七十多岁的父亲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批”和“斗”的。有个造反派突然向他发问，你必须交待他们(指韵倩和我)俩口子在上海期间说了哪些黑话快交待，我父亲斗胆反问道，他们两口子黑夜里头说的黑话，我哪儿去知道？那厮被呛得很没面子，就手操起一根拖把，朝我父亲抡将过来，幸亏被会议主持人制止。同样连累还殃及江西钢厂工作的二个妹妹，要她们交出据说我藏在他们处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我和韵倩是有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约而同地烧掉了。韵倩从初中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初中时懵懵懂懂，高中时初入人世，大学时情窦初开，毕业后两地分居，爱的思念的煎熬，等等等等，累积起来有好几大本。我也写日记，始于大学三年级，我收到我女友（后来韵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记录着种种生活经历，但是时断时续，不如韵倩那样从不间断而内容广泛。烧掉最可惜的是我们两地分居时的成百封书信，这里借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恋爱时的通信集，后整理出版的《两地书》书名。我们的《两地书》隔着数千公里，毎一日或二日，最长不超过一星期写一封信，表达彼此极度的思念，感情缠绵悱恻。没有今日里的Skype和微信，虽不可及但是可视频聊天，也没有现时的高铁，可以在几小时内到达你思念人的身边。我们就这样相思相守、遥遥地相望着。而如今我身陷囹圄，自由通信被禁，还要满天下追查我的黑材料（即日记和信件）。最后只有韵倩来信竟还说，“你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重新做人”。我则在回信中装得特别虔诚地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搞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把很平常的事，总要千方百计同毛及毛语录联在一起，有时反而弄得很搞笑。例如去食堂买饭菜，有一时期规定必须以毛及其有关的最高指示作为第一句话，于是就有了“毛主席万岁，一块臭豆腐乳，一两稀饭，一个馒头”，“要斗私批修，一盘红烧肉要肥一点的，三个窝头”，“要忆苦思甜，一盘咸菜疙瘩，二两大渣子粥，一个窝头”...。“文化大革命”过去已近五十年了，现在始终有少数的毛左们，“文化大革命”时还没出生，他们也跟着怀念“文化大革命”美好的时光，好像人造卫星上天后还有人相信地球是方的一样，今天的北朝鲜社会就是五十年前中国社会的活化石，毛左们你们移民到那儿去吧！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有“伟大领袖”新的最高指示发表，时间不分昼夜，天气不分好坏，甚至风雪雨霜、雷鸣闪电，老百姓都要出来，鼓乐齐鸣庆祝一番，并且大跳“忠字舞”，类似现今大妈跳的广场舞，或者象目前风糜全球的韩国的骑马舞，不过舞姿更疯狂，耸动双臂向上一闪一举彷彿把心掏出来，献给天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文艺的旗手江青同志”也来凑热闹，把一袭尼姑领口的连衣裙向全国“革命妇女”大肆推广，有不少单位还逼女同胞购买这种不伦不类江青尼姑裙。我们“牛鬼蛇神”当然没有资格恭逢其盛，倒省了不少能量，却冷眼看着这世界，看到了全国人民狂野下的悲哀和无奈。

   毛泽东名字前有“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外，还有一个“伟大诗人”的光环，毛诗人一九七六年春临死前半年，发表了最后一首叫做《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九六五）的诗，末尾几句诗曰“...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半年后就在放出了最后的臭屁后，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留下尸横遍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道德沦丧万劫不复的中国社会，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

“文化大革命”和性

   随着文革的深入许多前所未有的革命行动都经过了，就变得枯燥乏味了，你总不见得整天整夜牵着“牛鬼蛇神”们戴高帽㳺街，于是便回复到以往的平静和无聊，性的话题却一直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永远吸引着大众眼球，被人津津乐道。

   森林防火研究所有个“革命女将”，叫张启绣外号叫张“气球”，把丈夫留在了北京，自己与我们一大帮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到了嫩江，为建设森林防火的大拳头的重要部分，森林防火研究所作贡献。来所不久就开始了“文革”，她上窜下跳不但每次大会在台上成了呼喊口号的领头人，而且不久便成了航空护林局广播室“文革”宣传机器的掌控人，不但管宣传事宜，最后索性搬了进去成为搞什么都可以的居室。不久可能荷尔蒙溢出太多，与一沈阳空军转业的单身干部，发生了男女关系，这丑闻一经揭露，比林彪乘机外逃的消息都使人兴奋，又一名造反派积极分子，不用对立派打击就轰然倒地了。但是奇怪的是她居然没有因此丑闻而受到任何处分，过不久竟然跑回北京生下一大胖小子，而又把她名义上与身在北京的丈夫生的大胖小子带到嫩江，人们注意到这胖小子竟跟她的相好十分相像，而她也抱着胖小子有意在相好面前嘚瑟，毫不知耻。

   我在牛棚时与一个的沈阳空军司令部转业来人称许胖子傢伙关系不错，他是对立派，在两派大辯论中作为一派的辯手很是风光了一阵。可是在后来与总机室的小李在值班时“搞破鞋”，加上本人是地主家庭出身，很快就作为坏分子被揪斗而投入牛棚。说实话此类男女偷情之事，放在对方人员，因为是台上掌权一派就会马虎过去，要是放到现在社会就更是小菜一碟。我们“伟大导师”就是伟大破鞋，不正在受到亿万革命群众顶礼膜拜吗？此兄虽生性好色，但知识颇丰，很快成为我在牛棚中“棚”友。

   某晩紧急集合，全局职工及家属群众在可容纳五百人，在由叠伞室改造的大礼堂开大会，台上声嘶力竭地领着大家喊口号，什么“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予示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我们十八个“牛鬼蛇神”在舞台前一字排开，随时准备被揪上台去接受批斗，场面确实震撼，让我们“牛鬼蛇神”胆颤心惊。

   原来在“牛鬼蛇神”队伍中有个人犯了所谓“重婚罪”，为了打击对立派的脸面，就把该派的人在群众大会上抓起来。此人张某也是沈阳空司转业干部，文笔相当可以，在二派大字报唾沫战中颇具攻击性。他本人是回民有过一次婚姻，但是从来没有作过结婚登记，据他自己说是听从父母意志，被迫以回族传统举行的婚礼，从婚姻法来衡量是无效的。转业到了航空护林局后又与护林局子弟学校老师登记结婚，于是构成了“重婚罪”。

   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把张犯带走后，群众大会就鸟獸散了。回到“牛棚”后一些“牛鬼蛇神”还惊魂未定，这不仅仅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悲哀，更有下一个“张某”会不会轮到自己的的恐惧。许胖子特别害怕下一个会是他，就拜托我说“万一”进去之后，要求我把他在“牛棚”里留下的个人生活用品收起来后，让他老婆来取走。…若干年后有人告诉我，在我被揪斗后，曾把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上报到嫩江县的公检法（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政机关统一叫法），准备抓捕我关进正式的监狱，然而那时的监狱早巳人满为患，我的“罪行”听起来吓人，关进去“道行”还不够深的，但可见策划这些阴谋的人心思是何其毒也。

   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整天在各处劳动，但是不能接触任何人，连自己家属也不行，当然包括自己的爱人。唯有在“牛鬼蛇神”队伍中当队长叫刘贵的例外。此兄在部队转业时才当一个小排长，解放战争中当过国民党兵被我军俘虏，“文革”中对立一派就把他打成“叛徒”。一次批斗时有革命群众要打他，结果他们全家上至老父下至老婆、儿子、女儿，竟然一起上台武力捍卫。在“牛棚”里隔三差五的在清晨四五点钟回家一次，公然说“和老婆睡觉去”，平时里队里闲谈时也是黄段子不断，一个典型的兵痞子，却令牛棚内外几乎所有人都敬畏。不久落实了政策，便从牛棚放回了家，以后就由我接替成了“牛鬼蛇神”队长。

  前巳提到我们局里先后有三人在“文革”中自杀，其中一人留下了孤儿寡母，女的还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属，虽然能在家属组织的生产队有份低微收入，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特别是地处寒带的家庭绝对是入不敷出的。幸而这个寡妇还颇有几份姿色，但长年在田间地头劳作，晒黑了皮肤故男人们就给她起了个“黑牡丹”的艳名，局里那些垃圾男人象饿狼扑向她，这个遗孀就被迫成了门庭若市的公共情妇，她用出卖自己的身体支撑起这个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唯有这样我们孤儿寡母的才能生存下去。

   局里有一对夫妇都姓赵，男的叫赵希雨是空中火情观察员，女的叫赵莉君是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文革”开始后，对立派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材料，说赵希雨曾在昆明航空护林站工作期间与人打架，把人家耳朵都咬了，为的是争夺面容娇好的赵莉君，据说她曾经是云南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赵希雨受了处分后才被调到嫩江，并说二赵原是姑侄关系。且不说大字报这些“揭发”有多少是靠谱的，挖掘别人的隐私本是非法的，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心灵是多么空虚，在大字报里曝晒别人的隐私，成了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事，既响应了毛泽东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以揭人隐私来打击对方，还满足了自己窥探欲，这是何乐不为的好事啊。

   三十五年后我们巳移民到多伦多定居，有一天忽然在央视四套节目中，看到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新型飞机的试飞员，字幕上显示该试飞员是某航校付校长兼新型飞机的试飞员赵鹏，我们先是一惊，后比对字幕的说明和本人相貌，确实是当年的䞥小三（他排行老三），与我们女儿同岁，在二小无猜的年龄时，赵小三还嚷嚷着要和我们女儿“结婚”呢！这赵小三体魄和智能是如此优秀，“文革”时别人加在两赵的诽谤之事不是不攻自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