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星光》 第一部 沒有被發現的星光 第二章 熱鬧得無法上課 一九五八年秋天,南京大學的鐘聲照舊響着,卻常常不是催人進課堂,而是催人到操場集合。林遠舟最初以為這只是開學時的熱鬧。系裡開會,年級開會,宿舍里也開會,牆上的標語一日比一日醒目。有人說,時代正在飛奔,大學不能落在後面。遠舟聽着,心裡也熱。他剛從上海來到南京,胸前別着南京大學的校徽,恨不得立即做出一點像樣的成績,好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四個字。 可他漸漸發現,大學的課程表仿佛寫在水面上,剛排好就被另一陣風吹散。上午說要上課,轉眼通知去勞動;下午準備看書,又有人來動員除四害。新生尚未摸清氣象學的門徑,倒先學會了聽哨子、排隊和喊口號。遠舟帶來的筆記本還沒有記滿幾頁公式,封面已經沾了灰,邊角也在一回回集合中卷了起來。 有一天,宿舍里幾個同學宣布要成立一個小小的“共產主義公社”。八個人把伙食費、零用錢和衣物湊到一起,認真討論怎樣按需要分配。有人擔心自己的棉襖被個子高的同學穿去,袖口會撐壞;另一個立即反駁,說既然思想先進,就不該計較袖口。爭論十分嚴肅,圍觀的人卻憋不住笑。遠舟也笑,笑完又覺得自己不該笑。他們談論的是未來的理想社會,誰能斷定這種試驗一定不成呢? 不久,食堂也試行一種新的辦法。飯桶放在中央,飯票盒擺在一旁,學生自己盛飯、自己投票,票面太大還可以自己找零。開始幾天,大家走過票盒時都有點莊嚴,仿佛那不是幾張小小的紙票,而是對人的覺悟的一次考驗。可沒過多久,窗口重新坐上了收票的人。有人少交了票,也有人把小票投進去卻取走大票。遠舟看着恢復原樣的窗口,沒有再笑。他第一次隱約意識到,願望可以喊得很響,人的行為卻未必會隨着口號改變。 比食堂更喧鬧的是除四害。一天,氣象系的新生被帶到紫金山北麓一片疏疏落落的樹林裡。領隊給各組劃定地段,要求不讓麻雀停下來喘息。遠舟手裡拿着搪瓷臉盆,旁邊的同學舉着飯碗,大家敲得叮噹亂響,沿着坡地奔跑,見到樹梢有鳥影就一齊吶喊。起初他還覺得這像一場古怪的運動會,後來嗓子啞了,手掌震得發麻,腳下也越來越沉。午後的太陽落到樹梢時,他已經連抬手敲盆都嫌費力。 “你看見麻雀掉下來沒有?”身邊的同學喘着氣問。遠舟搖頭。那同學又望了望空蕩蕩的林子,說:“它們倒比我們會保存體力。”兩個人相視一笑,隨即又怕被人聽見,趕緊把笑容收住。傍晚收隊時,一百多名學生個個灰頭土臉,誰也說不清究竟取得了什麼戰果。第二天,報紙上卻刊登了全市除雀取得輝煌勝利的消息。遠舟把報紙折起來放在桌上,心裡有一點說不出的彆扭:報紙上的勝利,和自己昨天在山坡上經歷的事情,怎麼像是兩件事? 沒等他把這個疑問想明白,大煉鋼鐵又把他們推到了另一處工地。校園西區立起一座磚砌的土高爐,爐身不高,卻要吞進大量礦石、燃料和耐火泥。新生們輪流拉板車,或者在教室里和泥。遠舟記得最清楚的是那一個通宵。梯級教室的扶手椅上,坐滿了抱着泥團的學生,人人兩手不停揉搓,泥巴從指縫擠出來,落在膝蓋上,又被撿起揉回去。有人脫了鞋,在地上的大泥堆里踩踏,褲腳卷得老高,臉上卻是一副完成重大使命的神情。 深夜以後,教室里的聲音越來越少,只剩泥團翻動的濕響。遠舟困得眼皮發沉,手卻像有了自己的記憶,閉着眼睛也能機械地揉搓。天亮時,食堂送來稀飯、饅頭、鹹菜,竟然還有油條。有人高喊一聲:“今天有油條!”教室里頓時活了過來。遠舟咬着熱油條,覺得它比任何宴席上的點心都香;可是想到自己整夜做出的東西究竟能煉出多少鋼,又不敢貿然去問。 幾天后,他和同學被派去抬礦石。兩個人一組,一隻籮筐里裝着沉甸甸的礦石,要沿着山坡走很長一段路。遠舟生長在上海,平時搬過最重的東西不過是裝滿書的箱子。扁擔壓上肩頭時,他還想咬牙逞強,走了沒多遠,肩骨便像被鐵鉗夾住,腳步一高一低。前面的同學也不好受,兩人一停一走,誰也不願先開口認輸。後來疼得實在受不了,遠舟眼淚竟涌了出來。他低着頭,不敢看旁人,直到聽見另一組同學也在粗重地喘氣,才知道這不是自己一個人的難堪。 接着是修築鐵路路基。連續多日,天還黑着就起床,夜深了才回宿舍。鍬鏟泥土,肩挑石塊,石夯一下下落在地上,手掌磨出了水泡。每隔一陣終於允許休息,學生們幾乎同時往草地上一倒,誰也顧不得姿勢。遠舟躺着望天,天色由灰白變成深藍,忽然想到上海中學的操場。那時候跑完一場足球賽,累歸累,心裡是快活的;眼下卻只想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爬得起來。 相鄰工地有一隊神學院的學生。有人指着他們說,日後這些人要去當牧師。遠舟看見幾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吃力地搬着土筐,衣袖沾滿泥點,與自己並沒有什麼兩樣。工地上到處是旗幟和廣播,人人都被要求證明自己的熱情。他望着那幾個同樣疲憊的青年,忽然生出一種樸素的同情:無論將來相信什麼、從事什麼,此刻他們都只是想把肩上的擔子卸下來,喝一口水,安靜地睡一覺。 勞作之外,校園還有另一種令人目眩的熱鬧。體育達標運動在操場上鋪開,跑道邊圍滿了人,鑼鼓聲一陣高過一陣。有人跑一百米,起跑後計時員才按表,尚未到終點就停表,成績自然漂亮得驚人。跳遠的沙坑旁也不斷傳來達標的歡呼。遠舟原本愛運動,看着這些成績卻高興不起來。他知道一百米要跑多快,也知道一次真正的達標需要多少訓練;把數字寫得好看,並不會讓人的腿腳因此更有力量。 比體育更叫他困惑的是科研競賽。某天,高年級學生召集幾名新生,宣布要研製無人氣象站。遠舟聽見“無人”二字,頓時來了精神:不用觀測員守着,也能定時記錄氣溫、濕度、風向、風速和降水,再把數據傳回來,這不是很了不起嗎?他忙着在紙上畫方框和箭頭,把各個儀器連成一套系統。可是圖畫得越完整,問題也越多。傳感器從哪裡來?怎樣計時?靠什麼供電?無線電信號又如何發射、接收?他們連最基本的器件都湊不齊,圖紙卻越畫越像一座已經建好的氣象站。 一次討論後,遠舟拿着草圖去找一位高年級同學。“這些東西如果買不到,怎麼辦?”他問。對方沉吟片刻,說:“先把方案做出來,困難總會有辦法。”這話聽着鼓舞人心,遠舟卻發現,大家談起未來的辦法,總是比眼前的辦法多。過了一陣,開會的人越來越少,桌上的圖紙蒙了一層灰,無人氣象站也就再沒人提起。遠舟有些失望,但比失望更強烈的是疑惑:科學究竟是先宣布一定能成功,還是先弄清楚什麼條件下才可能成功? 一天傍晚,他在走廊里碰見蘇清嵐。她抱着幾本書,見他袖口還留着耐火泥的灰痕,笑道:“你們的氣象站什麼時候能自己報天氣?”遠舟臉上一熱,說:“快了,等把儀器的問題解決。”清嵐看了他一眼:“儀器還沒有,怎麼就快了?”她問得平平常常,遠舟卻一時語塞。清嵐沒有乘勝追擊,只把書往懷裡攏了攏,說:“我倒盼着先把高等數學好好學完。連微積分都不懂,天氣也不會因為我們嗓門大就聽話。”說完她笑着走了,留下遠舟站在原地,覺得這句玩笑比一整天的動員講話還值得琢磨。 隨着一次次勞動和會議擠掉課程,有些同學終於忍不住了。男生宿舍走廊貼出大字報,有人主張繼續大膽改革,有人溫和地請求儘快恢復教學,也有人直截了當地問:新生連教材都沒有學過,憑什麼去編寫教材?遠舟在那些紙張前站了許久。文字有的激昂,有的謹慎,但最使他心動的,是一句再樸素不過的願望:我們是來上大學的,應該讓我們讀書。他想起那間尚未真正坐熟的教室,想起家裡送他上火車時的叮囑,又想起蘇清嵐說的微積分,心裡第一次清楚地感到,讀書不是逃避建設,恰恰是為了將來有本領建設。 他並沒有在大字報上署名。前一年反右運動的餘波尚在,誰都知道有些話說出口以後,未必能輕易收回。宿舍里討論得熱烈時,他有時附和兩句,有時只低頭翻書。他為自己的謹慎感到一點羞愧,又無法說服自己不去害怕。那時候的遠舟還不知道,這種想說真話又怕付出代價的矛盾,會在以後的歲月里一次次出現;他只是隱約明白,課堂外的世界遠比課本上的題目複雜。 一九五九年三月,郭影秋校長在全校師生面前提出,要“坐下來,鑽進去,填空白,攻尖端”,強調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中心。話傳到氣象系時,遠舟和同學們幾乎都有一種鬆了口氣的感覺。那幾個字沒有鑼鼓伴奏,也不許諾明天就創造奇蹟,卻把他們重新帶回了書桌前。漸漸地,教室里有了連續的課程,黑板上出現一行接一行真正需要思考的公式,老師們也能把一個問題從頭講到尾。 一個晚上,遠舟抱着借來的書走向圖書館。校園並未從此與外面的風浪隔絕,運動的標語也沒有一下子消失,但閱覽室的窗子裡透出穩定的燈光,叫他忽然有了歸處。他走進門,找到一張空椅子,翻開第一頁。紙上是陌生的符號和推導,他看了好久才懂得其中一小段,心裡卻升起久違的踏實。原來真正的進步,有時候不是跑得更快,而是終於能夠坐下來,把一道題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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