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锅炉房工人

从猪倌到焼炉工

   我得到“宽大处理”后，便把我发配到农场的猪圈，种种与猪的遭遇，与猪相处的趣闻，我和猪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猪圈干了半年的活后，又被点名调配到锅炉房。

   一九六九年七月份，我来到锅炉房工作，我当时也不知什么原由负责锅炉房的于信臣会点名要我去。自从在他手下工作后，第一感觉是干的活很重但休息次数多了，休息时间也长了，而且每天早上到点上班，下午到点下班，比起成天没日没夜在猪圈干活要强多了。

   实际上，我们在夏天干的是水暖维修工，九月中旬取暖开始就成了烧锅炉工。锅炉房与大礼堂（也用作叠伞室，供回收的降落伞再折叠操作的地方），巨大的汽车库以及办公楼之间由地下管道连接，大礼堂，汽车库以及各办公室都连着许多暖气包，在冷暖温差大的冬天很易被冻裂，冬天边烧锅炉边修复，但更多漏气管道和暖气包的维修则在短暂的夏天进行。

   地下管道在阴冷潮湿的地沟里逐寸逐尺地查看维修，地沟加起来的长度也有五六百米，在仅半人高的地沟里面的作业更是相当艰难。修理暖气包也是重体力活，暖气包由铸铁造的暖气片组成，少则有七或九片组成，多则有13或15片，每块暖气片也有十二、三斤，要从各办公室、礼堂、车库抬到锅炉房，抬上维修平台，一片一片折开，换上新的油浸填片，再一片一片对上，每对一片就用特殊板手拧紧，组装好抬下平台，再做打水压试验，直到完成通过，时常因打压试验漏水，推倒重来，一天也祗能完成二三个暖气包。

   锅炉房内有一个主烧的立式锅炉，和一个备用的卧式锅炉，那年我干活时正赶上卧式锅炉大修，把毎块重达四百多斤的锅炉片，一片一片地缷了抬下，清洗内部的水垢等污物，再抬上去组装，那时没有起吊设备，全靠人抬肩扛，作业空间窄小，两人对抬着四百多斤的铸铁片，踩着跳板一小步一小步向上挪步，两人中有一人稍有闪失就会连铸铁带人一起滚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抬大铸铁用俗称“磨菇头”的枱杠，中间特粗逐渐向两头変细象拉长的橄榄核一样，用这种抬杠抬时两人谁也佔不了便宜，抬时离抬杠中心远，虽然根据杠杆原理抬杠者会轻点，但杠子细，在肩上压强就大；如果抬时离抬杠中心近，根据杠杆原理抬杠者会沉重些，但杠子粗，在肩上压强就小。用“磨菇头”抬大木头，在林区伐木工人中也是用得最多的。

   秋季很短暂，就在这繁重的劳动中过去了，嫩江北大荒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往往九月中旬就到了取暖季，直到第二年的五月上旬。烧锅炉不但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每隔十几分钟加一次煤，还要把炉渣及时清出锅膛，用小推车运出锅炉房外，倒在较远的煤渣㘯。而这烧锅炉往炉膛送煤，却是十足的技术活，一锹煤加进去要使炉膛四周把煤洒得均匀，洒的煤层厚度要一致，如果做不到火力就不够旺，则锅炉的热气圧几分钟内就往下掉，直接影响到各房间的供气，特别会使供气末端的暖气包冻裂，冻裂的暖气包就会大量漏水，如车库暖气包冻裂则会造成汽车的水箱冻裂…,造成一系列事故连锁反应。烧锅炉分三班，就我们三人分班，分到夜班就会更累更困，还得不断的烧，以保证整个供暖系统，以至整个局里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到锅炉房后老于尽量照顾我，像烧㶽炉三班倒，轮到我值夜班时，他每到晚十点过后就逼我回去睡觉，本是我的班他完全给顶了。

工人的本色

   于信臣曾经是一个正规农场的场长，也领导过几百号职工，后来据他说为了省心扔了官帽才当起了工人。他平时骂骂咧咧，说话很刻薄，隐约听出多数咒骂的是“文化大革命”、对着林彪而发的，但没人举报过他。本来我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跟他锅炉房里的一个工人是不会有密切关系的，后来才知道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后，他就一直在关注着我，进而同情我的的遭遇，把我从猪圈弄到㶽炉房，也是想减轻体力劳动。在一次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对我说，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我劝你以后少搀和社会上的事，你斗得过他们？

   于信臣家有七个孩子，大女儿巳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培训成“赤脚医生”，被安排在局里医务室工作，我和韵倩还受过她的诊治，她对业务十分钻硏，可以肯定将来也会成为很好的医生。七个孩子中就生一个是男孩，大概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断生，直到出了男丁为止。那时有部阿尓巴尼亚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我开玩笑说老于家不能再生了，再生第八个肯定是铜像了。他家就靠老于一人的工资显然是不够的，家里除种九垅自留地外（局里分每人一垅，春天里用拖拉机给翻好地发给各家），还养了几头猪十来只鸡。老婆成天操劳家务，家里的孩子虽然穿着很破旧，却个个很整洁，待人接物很有礼貌，一年后我在局子弟学校当老师，教过其中的二个女孩，成绩还是不错的。老于作为仅受过几年教育的一名普通的工人，又在“文化大革命”的“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中，把自己子女培养成这样，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老于家的爱人对我在生活上也是关心备至，我时常去他家蹭饭，虽说也是粗茶淡饭。他们杀个猪，除去卖掉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总是请我去吃肉，少量的猪肉对他们有许多孩子的家庭，也是很稀有的珍贵食品。“文化大革命”中象我这样被打入“另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爱人又在数千公里外的远方，团圆无期，心灵上的孤寂是旁人无法理解的，老于的家给了我家庭的温暖，给了我最珍贵的人间真情。

   一九八零年森林保护研究所搬离嫩江北大荒到哈尔滨之后，仅在哈尔滨接待过他一次，从此再也没见过，也没有互通信息。记得临离开嫩江时，他坚持要把我借给他的七十元如数还了我，我虽说是借给了他钱，却从来没想到他归还，比起他对我的关怀对我的情义，这点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一个平凡的工人的本色像金子般的闪亮。老于当年大约比我年长至少十五岁，如果到今天也有九十多岁了，就算他的七个子女，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于信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贵人，几十年来每当我回忆“文化大革命”，回忆起嫩江北大荒，老于和他的一家成了我永久的思念。

   在我进入锅炉房工作二个月后，突然接到上海家中的电报，母亲积忧成疾得中风，病倒住院了，正好韵倩从湖南到上海再准备来嫩江探亲的，此时就要我回上海探望病中母亲。向领导请假断然不准，因为我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拿在“革命群众”手里呢，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能给你“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祇能由韵倩来北大荒，一次孟姜女式的爱的苦旅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