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同样否定邓小平，仅从“否定”的概念上，我不持异议。但是对“否定”的“实质”的思考激励点，则显然是不同的。一个是从表象批评其错误“没有向民主化转型”，是因为“没有魄力完成社会的转型”。一个则是企图论证，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动一场社会转型。因为篇幅有限，我也仅仅是举出几个能够证明他不可能在中国推行民主改革的言论与史实的例子。对其深层次的原因，根本没有发掘。这要牵涉到中国的党文化与中国传统专制文化对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唯一浅显的提到的是邓的“经验主义”的思想，这是他与毛的最显著的区别，在毛那里也不是没有经验主义，只是毛的乌托邦与邓的经验主义是等量齐观的。这就 决定了邓能够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决心。社会主义下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这是顾准在1956年就完成的论证。（我们先抛弃对社会主义定义的深究，而是承认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市场经济是可行而且容量应当远远大于计划经济，社会效益远远优于计划经济）。而邓小平是不会安下心来去读什么顾准的。他只是知道有一批经济专家鼓吹顾准，从他的经验判断，顾准的这一套可行。当然无疑他也知道西方国家采取的都是市场经济。陈云那套计划经济即使不是因为文革的扰乱而如此低下，前苏联的经济状况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在改革经济走哪条路上，是与陈云完全水火不相容的。 探讨“实质”的不同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经济成就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呢 ？还是中国共产党给了人民一部分相对自由的结果呢。这才是我们要探讨历史迷思所要努力的。 无论如何，邓的经济改革的决定是要肯定的。因为这本身就符合中国人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不应当邓有六四之恶而因人废言。 同理，这也是一个极简要的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