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中的史實謬誤

諾蘭編導的《奧本海默》得到了2024年奧斯卡多項大獎。媒體對該片也是一片好評。在奧斯卡獎宣布之前正好剛看完該片。由於電影中三層敘事交錯進行並轉換突兀，如果對奧本海默的一生不了解，很容易看得一頭霧水。反覆看了兩遍才搞清脈絡。電影的感染力很強，觀眾很難不對奧本海默的命運產生同情。

作為傳記片，真實性最重要。這部電影是基於凱·伯德和馬丁·舍溫的原著“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編導的。於是閱讀了原著和其他資料，發現原著作者是傳主的粉絲，用詞感情色彩濃厚，作者的好惡可能影響了公正性和真實性。比如作者用了很多篇幅為奧本海默的親共辯解，否認他曾經是共產黨員。電影基本延續了原著的敘事，認為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聽證會是50年代紅色恐懼的產物，他是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和烈士。由於原著和電影的嚴重傾向性，許多事實被扭曲和屏蔽。

比如原著中說，蘇聯“並沒有計劃讓東歐諸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或者在朝鮮發動戰爭”。以此為奧本海默的與蘇聯合作軍控的主張辯護。又作者聲稱美國向日本投核彈完全沒有必要，因為當時日本已在尋求和平。作為一個冷戰歷史學者，這些說法不僅偏頗，而且違背歷史。又如原著作者為了為奧本海默聲稱蘇聯核武器落後了大約四年的說法辯護，說蘇聯的首枚氫彈既不是一枚真正的氫彈，也不是一件可以機載的武器。實際上蘇聯的這枚炸彈是第一枚可用於戰場的氫彈。為了支持奧本海默的不切實際的軍備控制體系，作者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沒有為此做出過任何嘗試，等於錯失良機。作者宣稱“大規模報復”戰略是一種鼠目寸光的做法，它不僅會濫殺無辜，而且一旦付諸行動就是自尋死路。而實際上冷戰中的世界和平，就是由於害怕對手的核報復能力才得以維持的。這樣的謬誤全書甚多，也影響到諾蘭的電影。

奧本海默的紅色背景
原著承認奧本海默與共產黨的實質關係至今不清楚。奧本海默與各種共產黨外圍組織有着非常廣泛的聯繫。1941年春，聯邦調查局認定奧本海默是一名“同情共產黨”的教授。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在“國家緊急狀況下可拘留的”名單。蘇德條約後，共產黨不得人心，甚至在知識分子中也不受歡迎。奧本海默仍在為蘇聯辯護。 “他用一種淺顯易懂的方式陳述了事實和論點，打消了人們的疑慮，堅定了他們的信心”。奧本海默耐心地解釋說，納粹和蘇聯的條約是西方在慕尼黑對希特勒採取綏靖政策所致。奧本海默還在1940年幫助撰寫或編輯了兩本“致同仁書”小冊子，旨在解釋歐洲戰爭的後果，署名為“加州共產黨高校教工委員會”。1 000多份小冊子寄給了西海岸各大學。奧本海默不僅是作者，還承擔了印刷和寄送的費用。

1950年5月10日，兩位前共產黨員保羅和西爾維婭·克勞奇作證說，奧本海默曾在家中主辦過一次共產黨的會議。克勞奇的故事細節豐富，聽起來非常可信。他能說出奧本海默在凱尼爾沃思巷住宅的室內布局。他告訴聯邦調查局，奧本海默問過他幾個問題，在正式會議結束後，他和奧本海默私下聊了10分鐘。他說在1941年秋肯尼思·梅的喬遷派對上見過奧本海默。奧本海默承認，他記得在一次聚會上和一位日本女孩跳過舞，那很可能就是梅的喬遷派對。

1964年夏，希瓦利埃寫信給奧本海默說，“1938—1942年我們是同一個黨小組的黨員。在我看來，這是你人生中最無須感到羞恥的事情，你對黨的忠誠既深刻又真誠，這一點在你的《致同仁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今天讀來仍令人印象深刻。”奧本海默寫了一封簡短的回信說：我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員，因此也從未加入過任何共產黨小組。

FBI對舊金山共產黨主席史蒂夫·納爾遜的電話進行了監聽，納爾遜說奧本海默在黨內曾經很活躍，但後來沉寂了。政府之所以會放奧本海默一馬，是因為他在科學領域的才能。納爾遜提到奧本海默曾在“教師委員會”和援助西班牙委員會工作，他諷刺地說：“他無法掩蓋自己的過去。”廣島原子彈爆炸後，聯邦調查局監聽到共產黨的一位組織者戴維·阿德爾森說：“奧本海默得到了他應得的榮譽，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另一位黨員保羅·平斯基回答說：“是啊，我們可以說他是黨員嗎？”阿德爾森說：“只要他們把那些特工從他身邊弄走，我就會跟他聯絡，讓他捐點兒錢出來。這傢伙現在太出名了，沒人能奈何他。他必須站出來表明觀點。”1945年11月1日，聯邦調查局監聽到共產黨在北奧克蘭俱樂部支部執行委員會成員之間的對話。一位名叫卡特里納·桑多的領導人聲稱奧本海默是共產黨員。另一位共產黨官員傑克·曼利誇口說，他和史蒂夫·納爾遜與奧本海默關係密切，他稱奧本海默是“自己人”。1947年4月，聯邦調查局從舊金山共產黨辦公室竊取的財務記錄 “明確證實了奧本海默兄弟直到1942年還是舊金山共產黨的重要捐助者”。

以上都出自伯德和舍溫的傳記，儘管作者對傳主的同情，但也不能迴避奧本海默的紅色經歷。作者辯稱奧本海默只是左傾，而不是共產黨員。電影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含蓄。

2009年，在伍德羅·威爾遜學會的一場研討會上，幾位歷史學家在詳細分析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之後，確定奧本海默從未替蘇聯做過間諜工作。但是研討會認為奧本海默“其實在1930年代末是美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成員”。

2023年7月，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冷戰史和核武器歷史專家巴通·伯恩斯坦在期刊“Washington Decoded”上發表文章說，最新的證據以壓倒性多數確定奧本海默曾是秘密共產黨成員。 因此可以認定奧本海默隱瞞了自己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間的秘密共產黨身份，並在二戰期間和戰後多次向美國政府撒謊。這意味着他多年來在幾個場合犯下了偽證罪。

這些證據包括希瓦利埃向奧本海默的精神分析師喬恩·埃爾斯吐露奧本海默曾是一名共產黨員。希瓦利埃的前妻芭芭拉在 1984 年的日記和 2000 年代對兩位歷史學家的採訪中都證實她自己，她前夫和奧本海默多年前都是共產黨成員。歷史學家戈登·格里菲斯曾經是共產黨員。他在 1990 年代為家人寫了一本沒有公開出版的私人回憶錄。他說他擔任過伯克利一個小型秘密共產黨小組的聯絡員； 該小組成員包括奧本海默和希瓦利埃。格里菲斯確信奧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

歷史學家格雷格·赫肯在他的2002年《原子彈兄弟會》一書中說，根據新發現的文獻認定，奧本海默是一名共產黨員。

二戰後奧本海默的對蘇綏靖主張
電影中描寫施特勞斯因為個人怨恨挑唆博登控告奧本海默以取消後者的安全許可。確實施特勞斯和奧本海默有個人恩怨，但其主要動機是政見不合而且施特勞斯真地懷疑奧本海默可能危害美國安全。奧本海默表示寧願戰敗，也不願用像超級炸彈這樣的武器贏得勝利。這種觀點激怒了施特勞斯。由於原子彈間諜案的曝光，施特勞斯認為需要重新審視奧本海默的左翼歷史。奧本海默反對美國發展氫彈，主張公開美國的核研究以換取蘇聯的合作，實現對核武器的國際管制。施特勞斯相信蘇聯的侵略本質。他主張擁有比蘇聯更強大的核力量，並對美國的核活動保密。他認為在與蘇聯的熱核武器競賽中，蘇聯占有了先機。而奧本海默要對這一危險局面負主要責任。施特勞斯反對奧本海默淡化蘇聯能力。 1953年，奧本海默宣稱蘇聯的核武器 “落後了大約四年”。然而，一個月之後，蘇聯試爆了第一顆實用型氫彈，距美國試爆成功的非實用型氫彈只間隔了9個月。奧本海默反對施特勞斯用攜帶測試設備的飛機定期監測高空大氣層發現蘇聯的任何原子測試的方法。而後來正是B-29 飛機發現了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奧本海默主張戰術核武器，反對美國空軍建造核動力轟炸機及戰略型氫彈。施特勞斯擔心奧本海默對原子能項目的影響，將奧本海默趕出原子能委員會是為美國未來而戰。他告訴原子能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威廉·米切爾：“如果這個案子輸了，原子能項目將會落左翼分子之手。那就意味着另一起偷襲珍珠港。” 當時的科學家戴維·格里格斯，愛德華·泰勒和勞倫斯和AEC 研究主任Kenneth Pitzer都贊同讓奧本海默離開原子能委員會。空軍部長民主黨人托馬斯·芬勒特和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將軍也嚴重質疑奧本海默的忠誠。曼哈頓計劃的總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明確表示，儘管他仍然認為1943年給奧本海默安全許可在當時是正確的決定，但在今天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聽證會裁定奧本海默忠於美國，但有安全風險
在聽證會上，奧本海默的證詞前後不一，這讓不少人都相信他是個反覆無常的不可靠之人，可能有安全風險。聽證委員會取消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不是因為懷疑他是共產黨員，而是認為奧本海默 “習慣於用自己對問題的判斷代替審慎的官方判斷”，犯了嚴重判斷錯誤。性格上有“根本缺陷”。委員會以二比一的投票結果認定奧本海默是一位忠誠的公民，但可能會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建議不恢復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多數意見書認定，奧本海默嚴重漠視安保要求；容易受人影響，可能對國家的安全利益造成嚴重影響；他在氫彈計劃中的表現令人不安，不符合國家的安全利益；他的證詞不夠誠實。之後，原子能委員會（AEC）以四比一的投票結果重申了這一決定。

確實，回看歷史，站在美國國家的立場上，奧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員會的許多主張對蘇聯更有利，而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損害。考慮到奧本海默的左傾歷史，和他親友中大量的前共產黨員，以及蘇聯曾經試圖招募他為間諜的歷史，認為奧本海默容易被脅迫和被影響而向蘇聯傳遞情報，因而有安全隱患並不是空穴來風。

聽證會和麥卡錫無關，施特勞斯將聽證會與麥卡錫隔離開來。指控奧本海默的是反麥卡錫的民主黨人博登。

奧本海默失去安全許可後，只是離開了政府，離開了公共事務，他在學術科學的活動沒有受到影響，他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領導職務不受影響。聽證會和AEC的裁決並沒有污名化奧本海默。所以這個處理是恰當的。奧本海默不適於從政，回歸科學是他的正確道路。用泰勒的話，他不在AEC，對美國更好。

2022年，拜登政府的能源部長格蘭霍姆宣布1954年聽證會的裁決結果無效，稱 “過程有缺陷”，違反了委員會自己的規則。確實聽證會的程序存在爭議,比如奧本海默和律師的談話受到FBI監聽並透漏給控方律師；奧本海默的律師沒有得到足夠的安全許可，導致不能接觸部分證據。格蘭霍姆的裁定基於程序正確，並沒有從內容上否決1954年的原子委員會的裁定結果。格蘭霍姆的裁決也受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的批評：歷史學家巴頓·伯恩斯坦在《紐約太陽報》上寫道，格蘭霍姆的報告忽視奧本海默曾是共產黨員的證據。她撤銷該決定的命令“存在很大缺陷，而且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

奧本海默聽證會的發生，不是一個簡單是非問題。其背景複雜，既有對1930-1940年代紅色思潮泛濫的反彈，也有施特勞斯和奧本海默的個人恩怨，也有奧本海默本人的性格缺陷，也有陸軍和空軍的核戰略之爭。也有政府中不同政策的爭鬥。奧本海默性格優柔，政治上軟弱。他左傾，天真，加入過共產黨，對蘇聯和共產主義保有幻想，主張對蘇聯綏靖。他的悲劇是他政治錯誤的代價。奧本海默的失敗是美國左翼的失敗，他的50年代遭遇對他並不冤枉。對比同樣參加曼哈頓工程並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馮諾伊曼，奧本海默形象蒼白，不足為訓。儘管馮諾依曼的祖國匈牙利已倒向蘇聯，他在奧本海默出局之後，仍然信仰堅定，無所畏懼，選擇加入AEC，參與政府決策。因為他認為只有當美國戰勝納粹和蘇聯等極權主義，民主自由和現代文明才能生存和繁榮。

參考材料：
1. Barton J. Bernstein，Christopher Nolan’s Forthcoming “Oppenheimer” Movie: A Historian's Questions, Worries, and Challenges
https://www.washingtondecoded.com/site/2023/07/bernstein.html
2.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J. Robert Oppenheimer: A Spy? No. But a Communist Once? Yes.
https://www.washingtondecoded.com/site/2012/02/jro.html
3. Gregg Herken，"Brotherhood of the Bomb"
https://www.brotherhoodofthebomb.com/index.html
4. Barton J. Bernstein， Oppenheimer’s ‘Hollywood Ending’
https://www.nysun.com/article/oppenheimers-hollywood-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