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研讀蔣介石日記和其他史料，被稱為“中國大陸研究蔣介石第一人”。其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致力於揭示真實的蔣介石。

1940年，當希特勒的軍隊橫掃歐洲，孫科、白崇禧建議聯德，為蔣所拒。1942年，德方曾派人與中國談判，企圖拉攏中國締結《中德軍事密約》，“合攻印度”，亦為蔣介石嚴令拒絕。說明蔣有大局長遠眼光，在國際上能站對了隊。

雖然蔣對國際問題經常判斷正確，但他對中共卻看不清，存有幻想。在抗戰的大多數時間，他對中共的基本策略是“以政治方式解決”。他說，“吾人對共黨之言論，無論其如何百端挑釁，其行動無論如何多方擾亂，吾人始終一本對內寬容之旨，期達精神感召之目的”。

1937年9月，毛澤東就提出，中共要力爭掌握領導權，建立“實力領導地位”，在“戰爭中建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1944年12月，毛澤東又提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表明毛借抗日之機奪取中國之心。

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告訴蔣介石當時的中國政府“決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必須“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1945年8月10日，中共得知日本投降之後，朱德在短短的18小時內，連續發布七道命令，要求各部隊進軍十六條全國主要鐵路線及其他交通要道。朱德的職銜是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來自國民政府任命。此時他改用“延安總部總司令”的新名目，宣布其受降根據來自《波茨坦宣言》，而非國民政府，顯示出中共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新動向。8月16日，朱德又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致電蔣介石，直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為“你及你的政府”，宣布其“為人民所不滿”，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及其廣大人民和武裝，在接受日軍投降、締結條約時，必須“事先和我們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完全是一種對等的、不存在任何隸屬關係的口吻。準備與國民黨徹底決裂，在一場以反內戰為名目的革命戰爭中推翻國民黨統治。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共部隊“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時，特別指示，“如遇頑軍妨礙我們進占城鎮和要道時，應以各種方法阻止以至打擊、消滅之”。“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制止內戰和消滅內戰。”毛澤東稱蔣介石為“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8月16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作評論《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共先發制人，欲挑起內戰。

蔣介石發現蔣緯國以“接收”為名在上海搞到一座房子，很生氣，認為蔣緯國“招搖不軌，不知自愛，為人輕視，為家庭羞”，命蔣經國代為“教誡”。蔣介石命蔣緯國將房產退還敵產管理處。

儘管蔣介石對監察院調查孔令侃的揚子公司不悅，但是，他還不擁有“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權力，因此，監察院的調査一直在持續進行。蔣還有一定的度量，報紙上可以自由發表批評言論，他沒有對批評者採取懲罰措施。監察院可以發布對揚子公司的《糾舉書》。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也可以發表殷海光執筆寫作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門貪財橫行。

平心而論，蔣介石自奉儉約，大體清廉，對孔氏家族的貪瀆、腐敗也有過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槍斃與孔祥熙家族關係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親自審査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債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辭去行政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多項職務。但是，蔣介石顧全國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體面，最終還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壓制調査、後台結案的方式了斷。

蔣介石說他跟共產黨是三個分歧。第一個是私有制。中共反對私有制，蔣說國民黨要保護私有制。第二條是階級鬥爭。共產黨搞階級鬥爭，我國民黨反對階級鬥爭，我要搞階級合作。第三條，共產黨說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蔣介石講，我要代表全民的利益。

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堅守上海，一是為了減輕華北戰場的壓力，維護中蘇交通線，分散日軍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領華北的侵略計劃。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爭取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較好的影響。據唐生智回憶，蔣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蔣介石史迪威矛盾，始於戰略分歧。中國遠征軍剛剛入緬，人地生疏，英國在緬軍隊則根本沒有鬥志，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急於要求中國軍隊對日軍發起強力進攻。蔣介石和中國將領與日軍作戰多年，熟悉日軍的優勢和特點，反對貿然進攻，後來又反對在缺乏盟國有力的支援和協同下由中國軍隊孤立作戰，求穩防敗。但史迪威卻視之為“卑怯”，由此對蔣介石和中國將領的抗日積極性作了過低的估計。中國入緬軍初戰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張，未經請示就決定向印度退卻，途中環境惡劣，給養困難，造成部隊非戰鬥減員過大，而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