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都有眼光犀利且敢言的人物。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就是一位。《李锐口述往事》中有对几位中共领袖的评论。

毛泽东
田家英和李锐谈到的性格时用了一个手势：手掌伸出来两面一翻，意思是毛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明明是跟他走的，可是他变了，就翻过来整你，他自己从不做检讨。

李锐把给毛泽东写的信同时抄了一份给李富春。毛在上海会议上说李锐怕鬼。李锐明白毛的意思是说，给他的信抄给别人，他就不好利用了。

毛住在船山学社，老房子，板墙有缝，不隔音。他和杨开慧没有结婚，就住在那里。动静太大，邻舍撵他们走。后来毛一上井冈山就跟贺子珍在一起了。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毛领着部队两次打长沙路过，都不把杨开慧和孩子接出来。何健把杨开慧抓起来，绑在人力车里拉去杀头，一路大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啊！”前些年湖南发现了杨开慧藏在房顶夹缝内的日记，杨的日记里写毛连杨的堂妹都干，说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李锐觉得毛的性格是极其特殊的，极其敢做敢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像他自己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敢干，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所谓，任性到了极点。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而蒋介石是基督徒，信奉儒家道德，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蒋斗不过毛。

在庐山批彭德怀的时候，朱德发言，毛把穿着皮鞋的脚抬起来，说：“隔靴搔痒。”朱德当即满面通红，再没有说话。朱德因为兰花怕太阳，要搭个凉蓬。负责办事的人把朱德的要求转到毛那里去了。毛批“中南海不是朱家花园。”

反围剿仗打得好，还有情报的功劳，项南的父亲那时候在国民党里，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红军当时也破译了国军的密码。延安保卫战，有熊向晖、陈忠经、崔建的功劳，他们三个人是胡宗南的部属，熊向晖是最内层的机要秘书，对胡宗南的行动了如指掌。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写，似乎一切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

李锐问黄克诚：毛在苏区工作做得那么好，仗也打得好，为什么博古他们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能把他的权夺了，而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他呢？黄老说有两条，一个是毛任人为亲，他喜欢李韶九，那个家伙很坏，打AB团，杀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气太坏，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所以他被夺权以后，没有人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毛权术是比较厉害的，一生最爱看的书就是《资治通鉴》，读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术。毛从骨子里讨厌知识分子。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农民的习惯。在中南海他就不能坐马桶，在中南海专修了一个蹲厕。

邓小平
受李维汉谈话的影响，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长文，严厉批评了“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但是邓自己不仅立即将此文置之高阁，很快提出新权威主义，并在江泽民接班时，宣告：“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1980年，华国锋是一把手，邓所以这样说。邓是典型的台上台下两面人，西单民主墙是另一例。）

三峡决策，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没有“六四”，就没有三峡，这是邓小平留下的两份遗产，欠下的两笔债。

张爱萍说，他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邓说“你胆子太小。”邓在“六四”开枪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举重若轻”。

胡耀邦
王鹤寿这个人很不地道，在生活会上揭发耀邦。耀邦跟我谈过，他非常痛心。耀邦、王鹤寿和陶铸三个人叫“桃园三结义”，在延安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在王家坪。耀邦跟王鹤寿的关系就非常之好，大概跟王谈了一些闲话，包括陈云、邓小平的一些事。

耀邦最后的辞职信是他的秘书郑必坚帮他起草的，郑跟鲍彤没法比。我问过耀邦：“你干吗要写那样一个辞职检讨？”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要照顾这个家。”耀邦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处理自己最后下台的这个问题上，没有紫阳好。赵紫阳为了坚持真理，可以牺牲一切，准备坐牢，得到全家的支持。

赵紫阳
胡耀邦下台以后邓力群有可能要当总书记，我通过鲍彤约紫阳谈这件事，紫阳从下午三点跟我谈到四点半，我谈了此人四十多年一贯制——“左”，并给他看了当年在延安杨尚昆就他跟范元甄之间发生的事作的结论。他向我交了底：小平对此人总的看法是“左”，不论过去、现在。七月十日，我给紫阳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书面方式正式揭发邓力群的问题。第二天鲍彤就将信交给赵紫阳，赵立即将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七月十四日批了三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那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就没法进政治局了；换到中顾委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共产党总书记里面有两个人不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紫阳为了维护真理，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关到死，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里面恐怕再也找不到了。紫阳最后的处境，让他的头脑更容易清醒，我认为他彻底认识了共产党的问题。

共产党领导人中杰出的人物，只有赵紫阳、胡耀邦这两个。我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人里面最好的两个人。他们的头脑最清醒，最能干，是最能够按人民意愿做事的两位总书记。党内好不容易出了个胡耀邦，出了个赵紫阳，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两个人，这对党来说真得很不容易，对国家和人民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那些“元老”们先是把耀邦干掉了，“六四”后又把紫阳干掉了！

李鹏
一九八一年刘澜波年龄到线，要退下来，提李鹏当电力部部长，当时所有的副部长们都反对，说他文革期间在北京电管局当革委会主任是欠了债的。但是澜波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报上去，有邓颖超关照，当然很快就批准了。我就对李鹏说：将来你就是总理了。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是烈士子弟，是目前政府部门中官当得最大的，又是总理的养子，党的一贯用人路线决定了一定会是你。一九八三年我在中组部管“第三梯队”，全国人大第六届代表大会召开，政府换届，李鹏是入阁人选（副总理）。大会召开前，他坐不住了，跑到我家来探听消息。我说：你着什么急嘛？你是部级干部，烈士子弟，朝中有人，静候就是了。

江泽民
1982年我到组织部后，中央决定我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筹备小组，周建南向我推荐了江泽民。我让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李志民到电子工业部考察了一个礼拜，他回来告诉我：这个人可以。江泽民就是那次进了中央委员会，当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我本人不认识江泽民，但是因为相信周建南，又迷信交通大学，所以对他有好感。并不知道，江泽民进交通大学其实不是考取的。江泽民原来是汪精卫时代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把这个大学取消了，在校的学生就按照所学专业被分配到其他大学，江泽民作为电机系的学生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的家境比较好，从小弹钢琴，二胡、小提琴他大概都会一点儿，他的生父在汪精卫那里搞宣传，还搞过电影，宣传日本人好什么的。解放后，他把生父的情况隐瞒了，五十年代，潘汉年的问题出来以后，江泽民有点紧张。后来，他只提他的养父江上青。江上青在新四军工作过，是张爱萍的部下，被国民党的卫兵杀掉的。江泽民就拉紧了跟张爱萍的关系，江上青的墓碑是张爱萍写的。

我当时在组织部是有发言权的。耀邦跟我闲聊，说现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缺人。我说：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不久以后，江泽民就到上海当市长去了。周建南知道我推荐了江，可能告诉了他，所以江泽民上任之前，又到我家里来了，向我求教：到上海去要注意点什么？征求我的意见。我那个时候脑子也没多想，就说上海不仅经济是半边天，文化也是半边天，还向他介绍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在此前配上海班子的时候，由我推荐上来的。后来王元化告诉我，江泽民对他很重视。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江泽民派了曾庆红和陈至立，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了。四月廿九日早上，江泽民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谈了不下半个小时，向我诉苦，说上海有上百人口头对他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他受不了了，向我求救，说北京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过了几天，他没有办法，自己跑到北京找赵紫阳。那时候不容易见到紫阳，他是找了一个关系见到的。我知道紫阳批评了他，话讲得很厉害，说：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闯的祸，自己回去处理。所以，他把赵紫阳恨死了。紫阳去世前，病情比较严重，我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说不能再软禁了，这样对紫阳是完全不对的。他根本不理。最近《炎黄春秋》登了田纪云等人回忆赵紫阳的文章，江办就通知，让《炎黄春秋》换人，足见此人心胸的狭窄。

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以后，就不认识我这个人了，碰了面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也去了。游行完了后，他走到两边跟大家见面，好几个军队将领和他打招呼，他从我面前走过，看到我理都不理。这种嘴脸，党内我见多了。

江泽民到党校“七一讲话”，反对和平演变，要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邓小平反感得很厉害。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泽民换掉。但是其他三个老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反对。陈云讲：江李体制不变。李先念也讲了一句话。李先念住在上海时，江泽民对他们夫妇照顾得很好，所以对江泽民的印象就很好。薄一波讲：事不过三，你干掉了华国锋、干掉了胡耀邦、干掉了赵紫阳，再干就不象话了。所以邓小平就没换成江泽民。

黄丽满在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长时是办公室副主任，对江泽民照顾得非常好。黄丽满后来到了深圳，江泽民去深圳时就问：哎呀，小黄在哪里啊？我要到她家里去吃饺子。当地就把黄丽满提上来当了副书记。

江泽民下来后，在上海找汪道涵谈：小平在上海有个别墅，我也盖一个。汪道涵批评他，结果他还是盖了，把周边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拆掉，变成一个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