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戴晴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之後,又讀了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楊在此書中寫了三個民主人士被中共改造的過程:張東蓀、王芸生和潘光旦。楊奎松寫作重史料,重考證,缺點是也許因耳濡目染,也許規避審查,免不掉官方史學的氣味。比如他評價說張東蓀在中共下的遭遇並不完全是中共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有趣的是,不知是無意或有意,楊書中的事實,讓讀者得到相反的結論。
對張東蓀的悲劇,他自己必須負責的那部分是,他輕信了中共的宣傳,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張說“共產黨確有一點較國民黨為優,就是它對於它的主張尚有誠心。”歷史證明,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不講誠信的政黨。誰相信誰被坑。
1949年11月李克農告訴蘇聯大使說:“進入聯合政府的各民主黨派的右派分子,如羅隆基、張東蓀之流可能被美國人看作是招募間諜的補充來源。”說明中共對民主黨派從一開始就不信任。所謂“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就是一個謊言。
當年留在中國大陸的著名知識分子,幾乎找不到一個人沒有經歷過反覆檢討和交代歷史的屈辱。幾乎所有著名知識分子,當年或真心、或違心,都經歷過被迫檢討交代自己政治歷史和檢討批判自己政治及學術思想的情況。
人民有權通過合法的手段來推翻舊政府,選擇新政府。如果一個政治制度不容許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選票和不信任票之類)推翻政府的話,人民只能訴諸暴動或革命。潘光旦說“國民黨的北伐,我們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種暴動的非法手段。但以當時北洋軍閥把持政權,人民沒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後,也就為天下所共諒”。既然國民黨過去反對北洋政府不構成叛國罪,那麼,國民黨也不應該加陳獨秀以叛國之罪。同樣中共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法理上同樣不成立。
當國軍收復了百靈廟,全國輿論幾乎一致歡呼並高度評價,而中共領導的北平學聯和學生救國會對國軍抗戰百般刁難,質疑政府的抗戰誠意。尖銳指責政府對綏遠抗戰有意延誤,組織不力,並挑撥說中央軍開綏不利於綏軍。學聯更不惜在百靈廟戰役的同時,發動全市學生總罷課,向南京政府示威。得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後,學聯則馬上通電公開響應張學良、楊虎城所提要求。宣言將以最後手段對付主張討伐張學良的胡適。所有這些都引起了在北平的眾多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感。
大陸變色後,周炳琳、朱光潛、雷海宗等教授不僅要向公安局登記反動黨團身份,而且分別被處以刑事管制的處分。管制期間不能從事教學等工作,必須定期向相關部門報告思想,交代問題,而且不得離開居住地。雷海宗的管制時間長達一年。像北京大學國民黨籍教授賀麟,所受的管制處分長達兩年以上。
中共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是學習蘇制。蘇式教育目的是把每一個受教育者培養成某一方面的專門人才,把人視為建設的工具。它與清華大學傳統的通才教育截然相反。通才教育把人看做人,而不是工具。潘光旦曾主張: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片面地製造專才或專家。人不是螞蟻,螞蟻的分工是本能。如果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學生像螞蟻那樣掌握一種能力,我們的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非人的社會,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會變成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
潘光旦的晚期日記表明:潘政治態度認真、積極,常常反省知識分子改造過程中自己的不足,有些言論左的程度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自我感覺已與新社會日漸交融為一體,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專門表揚他“終於攻破了自己的堡壘”。潘的改造成功說明中共的運動的威力;洗腦和灌輸的威力。輿論一致的宣傳,對真相的封鎖,群體壓力造成的氛圍,榜樣的鼓舞,家人的動員。被迫浸入骨髓後,就變為不自知的自覺。
除了中共洗腦外,很多知識分子認同中共的動機是,以為中共能使國家富強。許多知識分子變成了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變成了集體權利至高無上的辯護者。這些理應以捍衛諸如正義和理性等永恆不變的價值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所以會背叛自己的使命,他們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民族國家”。這是中共朝知識分子整體放棄抵抗、失去擔當的一個原因。
漢娜•阿倫認為,知識分子不同於政治家,他們本質上是世界公民,他們的一切思考都應該站到整個人類的立場和高度上來。對本族、本國的關心,首先應該基於人性、人道、人權的關心;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上考慮問題。知識分子理應把對人的關懷,放在首位;理應把普世性的道德倫理標準和對公平、正義、和平理念的堅守,放在首位。說到底,一家之私、一鄉之私、一國之私、一黨之私,與一己之私又有多大分別呢?
安•蘭德說:“人類的進步只有一個源泉:獨立行動的個人。集體主義是野蠻人的原則。野蠻人的生存是公有的,受到其部落法規的約束。文明是把人從集體解放出來的過程。”越是經濟發展落後的社會,越是傾向崇尚集體主義制度。但是,任何基於自由、平等原則和公平、正義理念為爭取族權、國權而努力的知識分子,都絕不應讓自己淪落到要去為叢林法則辯護的地步。任何知識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義的悲情或亢奮之中,遲早會忘記甚至背棄自己知識分子的職責與使命。文明的發展過程就是從集體主義邁向個人自由。
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知識分子要有家國情懷。中共將這種中華文明的傳統,打扮加工,裝上自己的私貨,變成了一種盲目的國家崇拜。這種國家崇拜讓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投向了納粹。須知家國情懷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如果家國情懷沒有普世價值的指引,沒有對國家制度的區別,只會讓知識分子成為家天下或黨天下的信徒和工具,潘光旦就是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