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上班记》是继《上学记》后的口述回忆录。记述何先生大陆变色后的工作。 因为涉及到很多还活着的人，何先生要求必须等他死后才可以出版。但在大陆不能发行。后来被牛津出版了。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说的都是大实话。《上学记》写大陆变色前的经历，《上班记》写大陆变色后的经历。两本对照读，感觉很不一样，这本读得压抑，许多之处还有荒唐的感觉。

“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村史、家史、乡史，1959年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 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上班后的第一个30年就被这样折腾掉了，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多少30年啊。社会主义是不是极大地浪费人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或者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这个过程其实是“改造（或者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骨子里还是中国的旧传统。

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上有一次讲话说： 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据说有点儿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之内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从地球上开除我们的球籍。可是到现在，已经满五十年了。我们人均产值只有一千多美元， 台湾一万六，美国是四万（2005年）。不但没有超过，而且远远的落后，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开除球籍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要走近代化的这条路，西方国家先行一步，其他民族也会跟上。但不能说，后来者走的就都是“西方的道路”，或者“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先这么走了，接着你也这么走。我们走的都是“去颐和园的道路”，不能说你走的就是“何某某的道路”。

社会进步应该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择优汰劣。可是我们正相反，德才兼备的往往被牺牲，反覆无常的人倒得其所哉。比如历史所有个人坦白，说自己画了中南海的地图，准备挖地道进去搞破壤。这样的人倒被表彰，而且后来做了政协委员、政治学所的副所长，拿政府的特殊津贴。这岂不成了社会的反淘汰？

说了真话会受到打击，久而久之，人性都被改造了。

常香玉抗美援朝献了一架飞机，被誉为“爱国艺人”。广播里就整天放她的《红娘》。所以直到现在，一听到豫剧就反感。不是豫剧不好，而是先前被迫听得太多，败坏了胃口。

大陆变色前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而那些差一些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北平大学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 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李学勤没有挨过整，聪明是李学勤的一大优点，可是他的缺点也在这里。聪明过甚，思想变得太快，往往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李学勤是批判组组长，顾颉刚就是他批的。他把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都看了，掌握材料非常详尽，然后作为罪状拿去批斗。这样的事情，如果换作我，是做不出来的。

某某教授按局级待遇的说法，反映了我们的封建等级观念实在根深蒂固， 而且是官本位。不然怎么不反过来，说“某某局长按照副教授级待遇”呢？

“大跃进”后十八年，财政部长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里面没有预算数字、决算数字，也没有收入、支出数字，说是要向帝国主义保密。但这同时也保了人民的密。好比我是一家之主，家裹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怎么花的不知道， 那还叫甚么“当家作主”？

如果一个社会要以牺牲优秀者为其进步的代价，就未免太残酷不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