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是歷史學者何兆武口述的回憶錄。娓娓道來，值得一讀。記錄了作者從1920年代中學時期至1940年代西南聯大的求學經歷。展現當時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與眾多學者的軼事。作品以個人經歷，交織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宏觀敘事，呈現了戰亂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探索和對歷史的反思。何先生的傳記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風範。
北洋時期，蔡元培做北大校長，提出“兼容並包”，請的教師裡面有保皇黨辜鴻銘，有黃侃，有叛徒劉師培。還有左傾的李大釗和陳獨秀, 自由主義者胡適，魯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這在中國後來時期就不可能了。
“一二·九”的最後一次遊行是1937年春天，何兆武的姐姐在北大化學系，她是地下黨，在這次遊行中被抓起來。過了兩天，何父收到北大校長蔣夢麟的一封信說，你的女兒被抓起來了，不過請你放心，我一定儘快地把她保釋出來。果然，沒過幾天就把她放出來了。蔣夢麟應該是官僚兼學閥（教育部長，北大校長），可是居然出面來保學生，怕也是今天難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學生出事，校長大都出來保。
抗日戰爭以前，一個小學教師大概是三十塊錢，資格老的話，就可以有大概四五十塊。一個資格老的中學教師一個月可以拿到近兩百塊錢，年輕的教師大概一百塊錢。30年代回國的留德學生到化學研究所工作，一個月是三百塊大洋。有名的大學教師，比如馮友蘭，一個月可以有五百，可以買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何父是中級技術人員，一個月大概有一兩百塊錢，家裡請了個阿姨。那時候一個學生每月的生活費十塊錢左右就夠了，在學校吃飯大概五塊多錢，一天吃三頓，吃得還不錯，第一，吃細糧不吃粗糧，第二，菜的質量和數量還可以，至少保證你吃飽，不限量。
為什麼西南聯大不大，條件非常差，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材？就是兩個字：自由。總地說來，國民黨的思想控制並不很嚴。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關係依然很好。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材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須課，聽課的人多，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
在聯大的時候，不但國外的報紙雜誌看得到，就連共產黨在重慶發的《新華日報》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後沒有這個可能了。
亞里士多德說過：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或許藝術家、文學家對於歷史的理解要比歷史學家要深刻得多。
圖書館變成了藏珍樓，唯恐被人家摸壞了，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義了。
既然社會主義在理論自吹比資本主義優越，它都不怕你，你為什麼怕它呢？
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
吳晗那時候是二房東，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後分租給各家。吳晗經常趕人搬家，說是有親戚要來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親戚要來，二房東要漲房租的時候總是這樣趕你走。
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鬨鬨，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
記者問鄒承魯：“西南聯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馮友蘭。”大陸四大無恥文人，郭沫若，馮友蘭，老舍，臧克家。
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恆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來抹殺普遍的價值。中國有沒有特色？有特色，但是這特色你不必強調。
章含之回憶錄載：有一次開會後，喬冠華把章含之留下來，她以為有什麼事情，結果喬冠華拿出肖邦的鋼琴曲唱片，請她一起聽。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把我們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們作為高級領導卻在那裡獨自享受，這是說不過去的。
一個同學的父親是蔣介石的表兄，在貴州做財政廳長，按說她也算高乾子弟了，可是一樣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藍布袍，吃飯沒有一點特殊化。像小姑娘似的靦腆，並沒給有高人一等的感覺。劉峙的兒子在王浩班上，劉峙是蔣介石手下八大金剛之一，可是他的兒子在班裡總是灰溜溜的抬不起頭，因為他功課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1949年後，高乾子弟的影響力大大提高，也是新舊社會一個很大的不同。
解放後人們說的全是標準的、一樣的語言，冠冕堂皇而又少個性。到了文革更是這樣，家裡人說話都是“最高指示”，人與人之間、領導和基層之間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內心真正的想法，甚至於文風都是一樣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是誰的作品。
當時沒有黨團領導一切的組織方式，所以，國民黨員或者三青團員在學校里和我們不是領導、被領導的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