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塔曾经是英王的监狱。很多国王的要犯都是经过河边的“叛国者之门”（Traitors' Gate）运进塔里。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不忠于君主就是叛国者。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是苏联克格勃特工。体制内的经历使他痛恨共产党专制。他主动给英国提供了大量情报。他帮助结束了冷战，避免了核战争，促进了苏联红色帝国的瓦解。出卖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对苏情报组负责人奥德里奇·艾姆斯。艾姆斯为了钱，主动向苏联出卖情报，导致至少10名美国特工遭到处决，也导致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暴露。

表面上看，两人都是叛国者。艾姆斯为了一个他不愿生活其间的国家服务，而戈尔季耶夫斯基选择的是他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将捍卫这种生活方式视为自己的使命。戈尔季耶夫斯基背叛的是一个政权和他不认同的制度，而艾姆斯背叛的是他生活的国家和他认同的制度、文化和传统。前者理性高尚，后者贪婪卑鄙。

春秋战国时代，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母国不一定等于定居国。出身齐国的孙武为吴国带兵；生在卫国的吴起到魏国作宰相；乐毅生于魏国，却在燕国作将军；楚国人李斯和齐国人蒙括都帮助秦国灭掉了自己的母国。欧洲的例子有欧根亲王，他是法国贵族。欧根想为法国而战，但因为个子矮小被法王嘲笑拒绝（属于我爱祖国，但祖国不爱我那类），于是转投哈布斯堡王朝，受到重用。展示了非凡的军事天才，是当时四个军事奇才之一。士为知己者死，他一生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多次战胜自己的母国。

我们都是叛国者，但是背叛的国家不一样。背叛定居国的才是真正的叛国者。一个人不能选择出生的国家，在迁徙自由的时代，却可以选择生存的国家。一个人离别自己的母国，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定居，因为他认同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理念。定居国成为他真正的祖国。如果一个人有用双脚投票的自由并在他选择的国家生活，但他为了某种利益，背叛和诋毁他定居的国家，那才是真正的叛国。嘴票和脚票的背离，背叛认同的理念和定居国，才是真正的背叛。更别说在入籍宣誓时，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忠于他选择的国家了。发假誓故意欺骗，其行可鄙，其心可诛。“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更类同间谍。爱中国，却留在无比厌恶的美国，这不是精神分裂吗？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国有爱，才有爱国。名将之后李陵，孤军作战，以五千敌八万，无援被俘，逼做降将。但仍心向大汉。而汉武帝听信谣言，夷灭李陵家族，断了李陵的思念。李陵、你爱祖国，但祖国爱你吗？从李陵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政治符号，而是一个人的命运。如鲁迅所言，中国缺少敢于扶哭叛徒的吊客。

叛国者的主要动机可以用MICE表达，即金钱（Money）、意识形态（Ideology）、胁迫（Coercion）及自我（Ego）。促使戈尔季耶夫斯基背叛苏俄政权是因为意识形态或三观认同，而驱动艾姆斯背叛的原因是金钱。前者高尚，后者卑鄙。那些在三观认同中共但为了赚钱定居美国的华人，也可以称之为“为了金钱的叛国者”。为了三观认同的背叛，在道德上远远高于为了金钱和自我的背叛。

至于第三种，在胁迫之下的背板，不能简单地评价。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强者。人是有缺陷的，软弱是常态。若非亲历，不能轻言自己能经得住胁迫。也不要轻易吐槽叛徒。一个人没有背叛，往往是因为代价不够，没有触及到底线或者被击中软肋。你可以蔑视金钱，不怕肉体的痛苦，甚至可以英勇赴死，但如果以你的亲人或者无辜者的生命为交换呢?，都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据历史学家杨奎松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共产党人被捕者达4505人，自首者竟达到4213人，占94%。另一来自国民党中统的数据表明被捕的中共党员有95%自首叛变。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被评为“二十世纪最好的小说之一”。书中背景是德川幕府的禁教事件。葡萄牙天主教士罗得里格斯潜入日本传教。罗得里格斯被捕后，为了逼迫他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施以酷刑。罗得里格斯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信仰和解救无辜者之间做出选择。只要他宣布弃教而踩踏圣像，酷刑就会终止。选择的一边是忠诚、信仰、神性、教义、名誉，另一边是背叛，道德、人性、仁爱、他人的生命。选择救人，就不得不背弃信仰；选择坚持信仰，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罗得里格斯选择了弃教。作为对比，另一个教士卡尔倍坚持信仰，三个信徒被扔进大海淹死。卡尔倍也跃入大海殉教。表现了选择的荒谬：不弃教，自己成为殉教的圣徒，但违背了基督教爱人类的最高原则。而遵循内心的最高原则，就会成为叛徒，被开除教门，丧失信仰。

母国是我们的文化源泉，定居国是我们的三观和理念认同。唾弃母国政权，并不等于背离故国文化。而背叛定居国，则违背了我们的三观认同和理念，是真正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