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諾那計劃（下）原子彈間諜和羅森堡間諜網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的《維諾那:解密蘇聯在美國的間諜》（VENONA：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講述了維諾那計劃和蘇聯對美國的大規模間諜活動、以及美國共產黨甘心充當蘇聯間諜。維諾那計劃是美國情報機關在二戰及其之後對截獲的蘇聯克格勃電報的破譯行動。

維諾那計劃最終使美國聯邦調查局和英國軍情五處鎖定了原子間諜克勞斯·富克斯、西奧多·霍爾和大衛·格林格拉斯。他們向莫斯科傳遞了許多關於原子彈和導彈的原理、方法、圖表、公式、數據、技術方案和工藝。美國花二十億美元的代價，把歐洲和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集中起來，動員美國的工業能力，用三年半時間，才獲得成功。蘇聯卻輕鬆地獲得了原子彈製作工程的詳細報告。這些叛國者使蘇聯至少提前一年半以很低的成本製造出原子彈。蘇聯迅速打破了美國的原子彈壟斷，增強了斯大林與美國對抗的信心。如果沒有1949 年的蘇聯引爆原子彈，也就沒有1950年的斯大林向朝鮮提供軍事資源，並授權朝鮮入侵韓國。也不會有韓戰的近400萬人的犧牲。

很多原子彈機密是通過朱利葉斯·羅森堡間諜網傳遞給莫斯科的。維諾那計劃於1950年破譯了1944年的一份克格勃電報，從而揭示了羅森堡的間諜身份。在這份電報中，紐約克格勃稱 “天線”（羅森堡的代號）前往華盛頓，去招募新的情報來源。電報用明文指明了目標人物的名字——馬克斯·埃利徹。埃利徹夫婦都是共產黨員，埃利徹太太就職於美國陸軍部，而埃利徹則領導着美國國家標準局的一個部門，負責研發一套海軍炮火控制系統。FBI根據從維諾那計劃獲得的情報詢問了埃利徹，才從而發現羅森堡是蘇聯間諜。相比原子彈機密，羅森堡對美國的更大的傷害是他領導的大間諜網。

羅森堡於1940年加入蒙茅斯堡陸軍通信工程實驗室，擔任工程師兼檢驗員。羅森堡於1942年成為蘇聯間諜。他向蘇聯提供了數千份艾默生無線電公司的機密報告，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近炸引信，這套引信幫助蘇聯擊落了美國的U2偵察機。羅森堡發展了十幾名蘇聯間諜。其中包括喬爾·巴爾、阿爾弗雷德·薩蘭特、威廉·珀爾、莫頓·索貝爾、拉塞爾·麥克納特（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大衛·格林格拉斯（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麥克納特向羅森堡提供了武器級鈾製造工藝的秘密，格林格拉斯向羅森堡傳遞了原子彈設計的草圖和技術細節。

珀爾向蘇聯提供了數千份航空工業文件，其中包括洛克希德P-80“流星”戰鬥機（美國第一款投入作戰的噴氣式戰鬥機）的全套設計和生產圖紙。巴爾向蘇聯傳遞了大量美軍雷達、電子學及其他軍事技術。薩蘭特交出了先進機載雷達系統的圖紙。巴爾和薩蘭特當羅森堡被逮後都逃離了美國，輾轉到達蘇聯。1956年，蘇聯將薩蘭特和巴爾調往列寧格勒，任命他們為一家軍事電子研究所的所長，並給予他們精英階層的待遇：寬敞的公寓、轎車和豐厚的薪水。他們被譽為蘇聯微電子工業的創始人，研製出了蘇聯第一批雷達制導防空炮和地對空導彈，這些武器在越南戰爭中對美軍飛機造成了極大的殺傷力。薩蘭特1969年因其對蘇聯科學的貢獻而被授予國家獎章。

美國財政部第二號人物哈里·懷特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厥功甚偉。他成功遊說中國國民政府聘用中共黨員冀朝鼎擔任要職。冀朝鼎建議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國民政府貨幣崩潰，從內部瓦解了蔣介石政權。這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個實例是中國的黃金貸款。1943年，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提供價值2億美元的黃金貸款以抑制通貨膨脹。羅斯福批准了這筆貸款，國務卿摩根索致信中國政府承諾將交付黃金。在同是共產黨間諜的財政部貨幣政策研究部主任柯福蘭（Frank Coe）和財政部駐中國代表所羅門·阿德勒（Solomon Adler）的支持下，懷特反對交付黃金，並多次說服摩根索，以推遲交付。最後，僅有價值2900萬美元的黃金被運往中國。這一時期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率高達每年一千多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並在國共內戰中，嚴重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地位。到1945年中期，摩根索意識到自己被誤導。他告訴懷特等人，他們讓他“陷入了極其不光彩的境地，是不可原諒的。”

1945年5月懷特任聯合國成立大會上美國代表團的高級顧問。在聯合國憲章談判期間，他秘密會見了蘇聯情報官員，並向他們提供了有關美國談判策略的信息。他向蘇聯方面保證，“杜魯門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確保會議取得成功”，並建議蘇聯堅持要求擁有否決權，美國“將會同意”。他還就蘇聯挫敗美國和英國政府提供了其他策略建議。與懷特會面的克格勃官員甚至攜帶了一份關於蘇聯需要的關於美國談判策略的問題清單，懷特詳細作了回答。懷特還試圖影響美國政策，使其服務於蘇聯利益。一個例子是1945年1月，蘇聯請求美國提供60億美元的貸款，要求十分優惠的條件：30年期，年利率2.25%。一周后，時任財政部助理部長的懷特說服部長摩根索敦促羅斯福總統向斯大林提供了超過蘇聯預期的貸款：100億美元，35年期，年利率2%。

柯福蘭是錢伯斯供述的共產黨間諜之一。他的代號出現在四封破譯的維諾那電文之中。1947年FBI訊問柯福蘭，柯福蘭否認是間諜。1952年和1956年，他兩次被招到國會作證，都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絕自證有罪。1958年，他永久移居中國。他撰文為“反右運動”辯護，聲稱由此產生的意識形態淨化帶來了經濟生產的巨大增長。他任中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特約顧問。1980年病死於北京。

所羅門·阿德勒也是惠特克·錢伯斯和伊麗莎白·本特利指認的間諜。他的代號多次出現在破譯的維諾那電文中。雖然FBI從1947年就要求他被從財政部高級職位解職，他一直任職到1950年。他後來也移居中國，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歡迎。他進入中央對外聯絡部，並和錢鍾書、李敦白和柯福蘭共同翻譯毛澤東選集。他後來出任新成立的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特邀顧問。1994年死於北京。

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助理勞克林·柯里向蘇聯透露，羅斯福願意接受斯大林的要求，獲得波蘭的一半領土，並且羅斯福將向波蘭流亡政府施壓，迫使其向蘇聯做出讓步。美國公開支持波蘭流亡政府，羅斯福總統向波蘭裔美國人保證支持波蘭。柯里提供的這些內部情報讓斯大林知道，他可以無視美國的公開立場，無需向波蘭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

勞倫斯·杜根二戰期間曾任美國國務院南美事務處主任。儘管錢伯斯指控杜根為蘇聯間諜，破譯的蘇聯電報證據也顯示，他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曾是克格勃的活躍間諜，但包括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等眾多知名人士都保證杜根的忠誠。在接受聯邦調查局關於他是否與蘇聯情報部門有聯繫的質詢10天后，他從紐約辦公室的窗戶墜樓身亡。他的死導致調查檔案被塵封數十年。在許多歷史記載中，杜根仍然被描繪成一位忠誠無辜的公務員，因莫須有的指控而自殺。杜根向蘇聯情報部門提供了機密外交電報，其中包括美國大使威廉·布利特的電報。他向蘇聯提供了有關英美在二戰期間入侵意大利計劃的信息。他一直是蘇聯的情報來源，直到1944年從國務院辭職。杜根曾告訴他的蘇聯上級，他之所以“留在國務院做令人厭惡的工作”，僅僅是因為 “對我們的事業有用”。

維諾那計劃揭露的很多蘇聯間諜沒有被起訴。一些人在起訴之前逃往蘇聯、中國或其他共產黨國家。當一些人被傳喚到大陪審團和國會作證時，為了逃避偽證罪，大多數人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不自證其罪的權利，拒絕作證。戰略情報局研究部主任的莫里斯·哈爾珀林，後來又在國務院拉美部門工作，1953年，被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傳喚。他立即以第五修正案為由拒絕作證。然後逃往墨西哥。

由於維諾納計劃是保密的破譯行動，不能作為證據在法庭上公開，一些關鍵證據無法在法庭上使用，很多間諜引用第五修正案以沉默拒絕回答。只有很少罪犯服刑，其中多以偽證罪入刑。

朱迪斯·科普隆在司法部工作。維諾那電報揭示她是一名蘇聯間諜，將美國的反間諜情報送給克格勃。FBI通過監視，把她在向一名蘇聯官員傳遞文件時當場抓獲。儘管證據確鑿，但證據不能法庭上直接引用。當局不想讓蘇聯獲悉電報已被美國破譯，把維諾那列為絕密文檔。聯邦調查局無法出示維諾那文件，上訴法院認為政府給出的理由缺乏監視和逮捕的合理理由，並下令重審此案。檢察官們無比沮喪，不得不放走一名蘇聯特工。他們唯一能施加的懲罰是，科普隆失去了在司法部的工作。這起案件令公眾感到憤慨，因為大多數人對一個明顯有罪的間諜逍遙法外感到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