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國燾《我的回憶》

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比毛澤東的資歷強很多。他在中共的宮鬥中敗了下來。他做過絞肉機的鋼齒，在蘇區肅反中殺過自己的同志。後來發現自己快要成為肉餡時，脫黨跑了。他晚年寫的《我的回憶》，可讀性強，給中共黨史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資料。

毛澤東宣稱：“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他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是摧毀第一次國內革命和國共合作，瓦解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主要因素。李立三親筆致信於湖南負責同志，擔保他父親不是土豪劣紳，他父親還是被農民協會殺了。唐生智是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是武漢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他積極支持反蔣。但他的湖南僚屬告訴他農協干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就寸步難行。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軍餉因為稅收受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他手下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這樣和那樣的打擊。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夏斗寅、許克祥、何鍵紛紛起義，通電聲討武漢國民政府，反叛分共。國民黨的人士，從汪精衛一直到下層的幹部，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共闖出來的禍。他們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實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行為，不約束他們侵犯軍人家屬的行動，以致激成事變。湖南工農組織雖然龐大，究竟是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於是，國共全面分裂，武漢國民政府在寧漢合流的運動中，宣告瓦解。

中共廢棄其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不安於少數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機取巧，混進國民黨內去，企圖混水摸魚。共產國際的教條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損傷了中國革命。這種教條就是：國共合作完蛋了，繼之而來的便應當走蘇維埃之路；民族解放運動解體了，繼之而來的應當是進行土地革命；蔣介石反動了，似乎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完結了，繼之而來的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

黃警魂系黃埔第一期學生，是周恩來的好友，一直在周所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鬥爭的打擊，企圖回到他的蔣校長那裡去工作。周恩來進行說服無效之後，竟把他當作叛徒處決了。

毛澤東破壞了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獨斷一切，總司令等於虛設。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使總司令總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召集有關人員並徵詢政工人員的政治意見，擬定初步計劃，送總司令總政委批准，提交軍委會討論，或徑由軍委會主席審定，然後由總司令部下達命令實施。張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毛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似已成為積習。在這點上，他和蔣介石一樣，不唯緊緊握着裁決權，而且有發號施令的欲望。換句話說，他不特執行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往往不讓任何同志有建議的機會，就徑行予以指示。毛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蘇區時就因此和周恩來劉伯承以及德籍軍事顧問李特鬧得不可開交。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做他的副手，也是受盡委屈。

毛澤東並不是一個精明的獨裁者。他富想象力，反應也非常靈敏；他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話式的言論。他缺乏組織才幹，遇事不願作精確的計算。他所表示的意見，有時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豐富的語氣，為他的“天才主張”作辯護。

紅軍長征一路搶劫。甘孜的活佛說：“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是它現在窮困，搜刮超過了劉文輝。”

張學良在南京受到審判，也從未將反蔣的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反為中共開脫，力證中共並未參加西安事變的預謀，並自始即主張釋放蔣介石氏。可是此時毛澤東對張學良卻只有責備，不是譏笑他無知衝動，就是說他虎頭蛇尾。毛澤東指責張學良破壞國家綱紀。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揮軍隊襲擊華清池，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如果他自己事先知道的話，一定要加以阻攔。毛說這些話的意思，一面是向蔣討好，另一面則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對張學良的處罰。

洛川會議，毛的主張受到其他人反對。毛於是提議休會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慮和互相商談。這是毛澤東的一種慣用手法，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就休會，停止討論，私下串聯。在休會期間，毛張等人企圖貫徹他們的主張，頻頻與重要將領們接觸，連周恩來都避開。三天后再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已大體歸於一致，他據此擬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討論。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他決定脫黨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他在紅四方面軍的舊部李特、黃超、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人在新疆被王明以托派名義槍殺，覺得中共內部面臨又一次清洗，他很可能是下一個，於是利用祭拜黃帝陵的機會，脫離了中共。張的經歷證明，在中共內，或者是絞肉機齒，或者是肉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