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前秘書，離休副部級老幹部、《炎黃春秋》編委何方長期致力於中共黨史真相研究，以有獨到見解並敢言著稱。他的《黨史筆記》值得一看。

六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為共產國際支部。”第二條的“入黨資格”規定，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和黨章，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一個政黨的宗旨完全服從外國政黨，就是一個漢奸黨。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發展成毛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抗戰原則。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則主張以抗日為主的運動戰和游擊戰。

1944年7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21人訪問延安。各機關學校費了很大的勁，打掃衛生等作表面文章。還進行了訓練，由上面發下估計記者可能提出的二三十個問題，寫出標準答案，讓大家記住甚至背誦，以免答錯。

張聞天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後，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

主管文教工作的錢俊瑞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小組發言中說，“主席指示對知識分子必須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而把他們放在應該改造、消滅的階級之內。”

1955年中國按匯率折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是4.7%，日本大約占2.5%。到1980年，中國的份額降為2.5％，日本則升到10％。

中共的所謂“實事求是”，必須符合毛澤東所謂的“革命的功利主義”，一切都看是否對革命有利。“實事求是”也是講階級性的。即陸定一所謂的“兩種真實性”，一種是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哪怕還處於萌芽狀態甚至還沒發生的“本質真實性”，一種是只反映事物表象和假象的“虛假真實性”。遵循 “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的原則。歷史研究也要顧全大局、穩定壓倒一切。

1930年到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閩西等地，在反"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名義下，被自己人殺掉的幹部、黨員、紅軍官兵，總數近十萬人。

建國初期的肅反運動，肅錯的當以百萬計，還大部被殺。據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所提供的數據，1955年的肅反中，肅對的8萬1千多人，肅錯的竟達130 多萬人。

反右派，全國單是戴帽的就有55萬餘。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全國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受重點批判的共計365萬人。119 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是大抓階級鬥爭，挨整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就越來越多，直鬧到十年浩劫。單是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運動--抓"五一六反革命"，全國就抓了兩三千萬人。

根據上海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合刊號所載的調查三年困難時期，4040萬人被活活餓死，超過八年抗戰中軍民傷亡總數。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餓死幾十萬人的"信陽事件"（毛澤東稱讚的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即誕生於該地區遂平縣）。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派人調查了三個月，核實死人70多萬，認定是領導上"左"傾蠻幹的結果。報送中央後，毛澤東批的定性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辟"，於是又來了一次大整幹部 （信陽地區16個縣的書記和縣長全部被抓，還準備殺一批）。

劉少奇曾經說過誰也不要妄想做中國的斯大林，而且其所寫《論黨內鬥爭》也不引證毛澤東。1942年底回到延安後就一下來了個大轉變，大肆宣傳和抬高毛澤東， 如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1978年，鄧小平指示成立一個以胡喬木為組長、宦鄉為副組長的“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任務是研究蘇聯是怎樣變修的。何方參加了這一工作。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大家一致認為，這一任務無法完成。原因是如果斷定蘇聯變修是出了一個特權階層，那就得承認中國也有，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超過蘇聯。這樣寫出來的書等於變相批判自己。

1947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野戰軍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說，“第一，凡是自己思想與黨中央、毛主席相牴觸的時候，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第二，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研究，應當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都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

陶鑄說“我們作為一名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