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

宏觀而論，美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亞洲政策中，最大的戰略錯誤是，威爾遜和小羅斯福都沒有將日本當做抵禦蘇俄在亞洲輸出革命的盟友和橋頭堡。1935年，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馬慕瑞寫了一份極富遠見的備忘錄。他指出：淘汰了日本，對遠東和世界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這只不過讓蘇聯成為東方控制權的新競爭者。或許除了俄國以外，沒有別的國家能在這樣一場戰爭里從我們的成功中獲利。

喬治肯南：“在將日本從亞洲大陸排出的努力中，我們忽略了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成功了，比起搬開日本人而填補這個權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們更不希望的某種權力形式。”

羅斯福骨子裡是左派，對共產主義頗為同情。羅斯福洞悉了日本領導層的想法，卻沒有做任何外交努力，讓日本放棄南下、改而北進。此時，羅斯福考量的重點居然是：提高斯大林政權存活的機會。

直到1938年，失業人口還比上一年增加一百二十萬，經濟復甦遙遙無期——此時離1929年的大蕭條已過去九年、羅斯福上台執政已五年。

開戰之後，聯邦支出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八猛升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四十。

在歐戰勝利六十周年之際，美國總統小布什在里加發表演說，第一次代表美國官方公開承認當年的戰略失誤：“對大部分的東歐及中歐地區而言，勝利帶來了另一個帝國的鐵腕統治。歐戰勝利象徵著法西斯主義的終結，但它並未終止壓迫。《雅爾達協定》追隨了慕尼黑及《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不義傳統。強國談判時，小國再次被迫犧牲自由。可是，為安定而犧牲自由之舉，卻導致了歐洲的分裂和不穩定。中歐及東歐數以百萬計人民遭到的禁錮，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它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

國防部高級軍官加文認為，麥帥的所有計劃都經過英國外交部之手傳遞給中共。比如，杜魯門簽字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備忘錄中，命令麥帥不要對進入朝鮮境內的中國軍隊採取行動，不要轟炸水豐電站等鴨綠江沿岸設施。蘇俄在英國外交部的間諜菲爾比和伯吉斯在這一重大決定作出後幾個小時便得到了消息。最多不出一星期，莫斯科便得知這些情報，並直接轉發北京和中國入朝軍隊總部。

麥克阿瑟在聽證會上提出：美國對華戰略的失策，引起一連串災難，是美國百年來政治的最大敗筆，“我們未來幾代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或許要一百年之久。”

麥帥指出，美軍約有五分之三的傷亡是在他被免職之後那段舉棋不定時期產生的。放棄原則的做法令美國一個半世紀以來奉行的軍事學說發生了倒退，從進攻轉為防守，它以慘痛的代價接受了一種維持僵局的政策。如果麥克阿瑟掌握最高決策權，韓戰將是完勝的結局。

儒家的本質不是民本，而是專制，是唯我獨尊的天朝大國、天下秩序、朝貢體系，它一旦與共產主義完成磨合，中國必定變成升級版的邪惡帝國。

五角大樓解密文件表明：在一九六七年斯德哥爾摩“國際戰犯法庭”上針對美軍的所有指控都沒有根據。戰鬥對平民區的嚴重影響是越共戰術的直接後果，他們把村莊變成設防要塞，本身就違反《日內瓦公約》。而且，正是為保護平民的生命和財產而限制美軍的轟炸，才使轟炸如此低效。

與窮凶極惡的北越相比，南越至少是“次壞”。威權統治者固然有其殘暴和腐敗的一面，但比起極權主義來，仍然是次壞的選擇。

共產主義是一種邪教，你不能跟共產黨打一場理性的“有限戰爭”。儘管北越的損失要慘重得多，但極權政府對媒體有絕對控制，也壟斷了信息的傳播。百姓所遭受傷亡，對他們沒有絲毫影響——北越沒有自由媒體和公共輿論，越共無需考慮民意。越共領導人學會了像毛一樣蔑視自己人的生命，這是其取勝的法寶。

一份對美國穆斯林公民所做的網路調查顯示，他們之中兩成以上同意”對美國人行使暴力攻擊是一種全球聖戰的合理手段”——他們忘記了自己是美國公民，他們的穆斯林身分認同遠高於美國公民身分認同。

斗米恩，擔米仇：美國三次拯救歐洲，歐洲卻忘恩負義。

和平主義的反戰，不足以作為一種知識的基礎。微弱的高尚情操，不免眼高手低，是無法堅持到底的。以和平為訴求的高貴精神從未產生過集體的歐洲公眾。無論在內政或外交上，和平主義都無法提供持久的基礎。當塞族在斯雷布雷尼察製造大屠殺時，歐洲的和平主義者走上街頭抗議就能讓屠夫放下屠刀嗎？

英國保守黨思想家漢南指出，英國與歐陸的區別在於法治、物權和個人自由的實現方式。雅各賓派之後歐洲大陸對民主的追求將多數人統治置於個人自由之上，盧梭所信奉的民眾“公意”可以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和人身保障。而盎格魯圈的民主完全不同——普通法確定了“自由個體凝聚成自由社會”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