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国百年外交大败局》

宏观而论，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亚洲政策中，最大的战略错误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都没有将日本当做抵御苏俄在亚洲输出革命的盟友和桥头堡。1935年，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马慕瑞写了一份极富远见的备忘录。他指出：淘汰了日本，对远东和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只不过让苏联成为东方控制权的新竞争者。或许除了俄国以外，没有别的国家能在这样一场战争里从我们的成功中获利。

乔治肯南：“在将日本从亚洲大陆排出的努力中，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搬开日本人而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

罗斯福骨子里是左派，对共产主义颇为同情。罗斯福洞悉了日本领导层的想法，却没有做任何外交努力，让日本放弃南下、改而北进。此时，罗斯福考量的重点居然是：提高斯大林政权存活的机会。

直到1938年，失业人口还比上一年增加一百二十万，经济复甦遥遥无期——此时离1929年的大萧条已过去九年、罗斯福上台执政已五年。

开战之后，联邦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八猛升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四十。

在欧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小布什在里加发表演说，第一次代表美国官方公开承认当年的战略失误：“对大部分的东欧及中欧地区而言，胜利带来了另一个帝国的铁腕统治。欧战胜利象征著法西斯主义的终结，但它并未终止压迫。《雅尔达协定》追随了慕尼黑及《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不义传统。强国谈判时，小国再次被迫牺牲自由。可是，为安定而牺牲自由之举，却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和不稳定。中欧及东欧数以百万计人民遭到的禁锢，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国防部高级军官加文认为，麦帅的所有计划都经过英国外交部之手传递给中共。比如，杜鲁门签字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中，命令麦帅不要对进入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采取行动，不要轰炸水丰电站等鸭绿江沿岸设施。苏俄在英国外交部的间谍菲尔比和伯吉斯在这一重大决定作出后几个小时便得到了消息。最多不出一星期，莫斯科便得知这些情报，并直接转发北京和中国入朝军队总部。

麦克阿瑟在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对华战略的失策，引起一连串灾难，是美国百年来政治的最大败笔，“我们未来几代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或许要一百年之久。”

麦帅指出，美军约有五分之三的伤亡是在他被免职之后那段举棋不定时期产生的。放弃原则的做法令美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奉行的军事学说发生了倒退，从进攻转为防守，它以惨痛的代价接受了一种维持僵局的政策。如果麦克阿瑟掌握最高决策权，韩战将是完胜的结局。

儒家的本质不是民本，而是专制，是唯我独尊的天朝大国、天下秩序、朝贡体系，它一旦与共产主义完成磨合，中国必定变成升级版的邪恶帝国。

五角大楼解密文件表明：在一九六七年斯德哥尔摩“国际战犯法庭”上针对美军的所有指控都没有根据。战斗对平民区的严重影响是越共战术的直接后果，他们把村庄变成设防要塞，本身就违反《日内瓦公约》。而且，正是为保护平民的生命和财产而限制美军的轰炸，才使轰炸如此低效。

与穷凶极恶的北越相比，南越至少是“次坏”。威权统治者固然有其残暴和腐败的一面，但比起极权主义来，仍然是次坏的选择。

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你不能跟共产党打一场理性的“有限战争”。尽管北越的损失要惨重得多，但极权政府对媒体有绝对控制，也垄断了信息的传播。百姓所遭受伤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北越没有自由媒体和公共舆论，越共无需考虑民意。越共领导人学会了像毛一样蔑视自己人的生命，这是其取胜的法宝。

一份对美国穆斯林公民所做的网路调查显示，他们之中两成以上同意”对美国人行使暴力攻击是一种全球圣战的合理手段”——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美国公民，他们的穆斯林身分认同远高于美国公民身分认同。

斗米恩，担米仇：美国三次拯救欧洲，欧洲却忘恩负义。

和平主义的反战，不足以作为一种知识的基础。微弱的高尚情操，不免眼高手低，是无法坚持到底的。以和平为诉求的高贵精神从未产生过集体的欧洲公众。无论在内政或外交上，和平主义都无法提供持久的基础。当塞族在斯雷布雷尼察制造大屠杀时，欧洲的和平主义者走上街头抗议就能让屠夫放下屠刀吗？

英国保守党思想家汉南指出，英国与欧陆的区别在于法治、物权和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雅各宾派之后欧洲大陆对民主的追求将多数人统治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卢梭所信奉的民众“公意”可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人身保障。而盎格鲁圈的民主完全不同——普通法确定了“自由个体凝聚成自由社会”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