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邊緣人紀事》

楊奎松的《邊緣人紀事》關注的是“邊緣人”群體。楊奎松以八個 “問題人物”的案例，觀察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態對普通人的影響。這些人包括舊警察、身敗名裂的團支書 、提心弔膽的大夫 、 療養院護理員、不求進步的青年教師 、愛講怪話的文化教員 、業務員和特嫌纏身的技師。揭示了1949年後的中國的思想改造、群眾專政、各種運動、檔案制度對小人物的摧殘。

毛時代，檔案決定人生。中國社會高度組織化，沒有人不被組織所籠罩。組織對單位中每個人的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為每個人都建立一份由組織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檔案。那裡面記錄着一個人出生後的每一階段，甚至於重要時刻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檔案如影相隨，跟隨一個人的一生。調動、升遷，入團、入黨，人生沉浮的每一步都和檔案有關。只要裡面有一項重要記錄被打了劣評，記為污點，這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不免會被這樣的記錄所困擾。

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時代，很多人不免舊政權的經歷，這些經歷可能變成歷史“污點”, 李樂生城市貧民出身，積極要求進步，大義滅親檢舉過親戚私藏槍支。擔任過單位的團支書記。由於他在履歷中隱瞞了在國民黨軍衛生隊當過看護員的經歷，每逢運動就膽戰心驚。1956年，他終於頂不住了，主動向組織交代了這一段歷史。李後來和領導發生矛盾，這段歷史污點就被作為小辮子，不斷地被審查和監督勞改，長達七年。最後因他的同性戀傾向，以雞姦和流氓的罪名判刑七年。

解放前當過鐵路警察的廖學昌，因懂得繪圖勘測，在建設局任二級助理技術員。開始工作時他隱瞞了參加國民黨的短暫經歷，後來在運動的高壓下坦白。這個非本質問題影響了他的一生。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因歷史問題被隔離反省；1962年，他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送交法院，處以勞動管制的刑罰。廖學昌為摘帽勤懇工作，最後因公殉職，死後才被摘帽。

反革命分子，特嫌羅國正的檔案有一尺來高，內查外調花了無數人力物力，卻是一個烏龍案。羅國正加入過國民黨軍隊。1949年後在省交通廳系統工作。雖然有歷史問題，但因為羅電台業務熟練，經過反覆的核查後，控制使用。1958年羅被人檢舉當過國民黨特務連長並有血債。外調人員不懈不餒，馬上兵分多路，一方面擴大範圍查找檢舉人提到過的各關係人物，一方面重新核查羅國正1941至1946年的經歷。羅被列為特嫌下放基層勞動。查了三年，各種線索互相矛盾。不得已，保衛科派人拿上羅國正當年的照片，再去當面質詢檢舉人。結果發現此羅國正非彼羅國正，兩個人因同名同姓，被公安機關弄混了，誤將嫌疑信息發給了交通廳。烏龍歸烏龍，羅國正的境遇並沒有因為發現烏龍，就轉好了。公交局已經把羅打入了另冊，調查開始之前羅就被當成重點控制對象，下放農村勞動去了。正是大饑荒時期，羅國正一家吃不飽肚子，羅的妻兄從日本匯款加以接濟。為此海外關係，被懷疑是特務，成為公安局的“重點調研對象”，監視跟蹤。甚至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往農場監督勞改。文革時羅由於講怪話被逮捕關押，關押近兩年後，送交農場勞改。直到其病亡之後，公安局才向上級提出報告，“撤銷羅國正的重點調研對象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僅"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黑七類就超過兩千萬人。包括家屬,受牽連的人口超過一億人,占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這些人是賤民，另類，人下人，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總之因為標上了階級敵人的標籤，就不拿你當人看，給你最少的生存資源，分配你干最累最苦的活。那時滿街都是帶紅叉的布告。人命草菅，賤民的生命被隨意處置,為了貫徹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指示，甚至把公安案例下交給中小學生來量刑。我在江西上初中時，就參加過這樣的討論會。12-13歲的學生們，只會興奮地對每個案件大喊“槍斃”。當時每個班裡都有一個階級敵人的活靶子。他們是學生裡面的揪出的壞分子。上課時坐在最後一排，沒有同學敢和他們玩。每有運動，他們都被揪在前台，低頭噴氣式挨斗。他們的眼神，總是小心翼翼，躲躲閃閃的。小小年紀就經歷了屈辱和壓迫。這些人的生存，類同於第三帝國的猶太人。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時代是最不平等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