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秦制兩千年》

諶旭彬的《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揭示了中國歷代政權都是秦制。正如歐陽修說 “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秦制的特徵是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統治的基礎。封建貴族有可能與皇權正面博弈，形成較為穩固的契約關係，發展為產權。但官僚集團是皇權的工具，不可能與皇權形成契約關係。秦制政權的兩個功能是：第一是控制社會（現在叫維穩），第二是最大地汲取社會的人力與物力。控制和汲取的手段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鼓勵告密：商鞅變法第一次將告密納入國家制度，商鞅將民眾編為什伍，實施連坐之法。 “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漢武帝發布告緡令：凡告發他人隱匿資產或呈報資產不實，查證確鑿後，被告資產全部沒收，獎勵一半給告發人。導致中產階級普遍破產。唐武則天時十餘人一起飲酒，一人醉後牢騷說，太后沒給賞賜，當初不如支持李顯。另一人即離座去宮中告密。酒未喝完，眾人已被羽林衛捕獲，發牢騷者被處斬，同飲者以知情不報之罪絞殺，舉報者賜官五品。司馬光說，告密之風自此興矣。武則天制定了鼓勵告密者的法律條文。不許盤問告密者；官府要給告密者提供馬匹，將他們安全送到宮中，途中按五品官的標準供給飲食。告密者越級升官；不實也不會受到懲罰。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明朝朱元璋制定知丁法，鼓勵互相監視、遍地特務。《大誥》一出，鄰里親戚有所畏罹，有父母親送子至官者，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鄰居送至京者多矣。清朝建立密折制度，鼓勵官員相互監視打小報告。中共建政後，更加鼓勵全民告密，美名為檢舉。向黨打小報告被稱為是積極要求進步, 靠攏組織。大中小學老師管理學生都靠培養心腹耳目。造成學生相互監督，學生舉報老師的種種現象。整個社會不以告密為恥，告密文化遂成中華文化特色。

社會散沙化與原子化：商鞅變法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將大家庭割裂。朱元璋曾稱讚浦江鄭氏九世同居。馬皇后說：以此眾叛，何事不成？朱元璋害怕了，招其家長，欲找藉口誅之。宋朝軍隊沒有戰鬥力因為組成多是社會無業游民與地痞流氓。軍隊的主要作用是吸納社會上的無業游民、消化國家內部不安定分子。“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宰相富弼說朝廷的財政收入百分之八九十都用做軍費了。所以北宋民變的密度與強度要小於其他朝代。

限制自由：閭里制始於秦漢時代。在城內用圍牆圈出許多方形“閭坊”。居民住在閭坊內的房子裡，不許臨街開門，只能從設置的坊門出入。坊門由“坊正”監守，坊門日啟夜閉。唐朝的里坊制，以鼓聲為準，早上坊門開啟；晚上隨鼓聲關閉。夜晚全城街道嚴格宵禁，如有“犯夜者，笞二十”。里坊制在宋朝廢除後，類似的柵欄制度在清朝被恢復。北京內城建有柵欄1100餘道，外城有柵欄440餘道。柵欄門晨啟昏閉。直到清代中葉柵欄才漸漸消失，而“大柵欄”地名由此而來。元朝將人分為四等，從高到低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漢人每二十家被編成一個甲，由蒙古人做甲主控制。漢人如同囚犯和奴隸。晚上八點一刻之後，就禁止出行，禁止點燈，禁止活動。幾十家共享一把菜刀，漢人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乘馬，也不許用馬拉車耕地。明朝加強了戶籍管理制度。百姓不許隨便遷移。出門必需到官府開介紹信（路引）。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路引。毛時代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基本商品受到管制。人民受戶口管制，沒有遷居自由。就業由政府分配，人民不能擇業。農業戶口與商品糧戶口是世襲的。出行要單位介紹信，結婚離婚要單位同意。對人身和經濟的控制超過明清。政府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僅存的三個還保留戶口制度的國家之一。

國強民弱：商鞅變法的核心是民貧則國富，民愚則易治。將國家與百姓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上。“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管仲“利出一孔”，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對百姓的恩賜與剝奪、百姓的貧困與富有全部操縱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會視官府為日月，愛君王如父母。桑弘羊推行的鹽鐵官營國家壟斷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產物。

最大限度汲取：宋代實行衙前差役，徵集人民到當地衙門服役，挑選的標準是每鄉的財產達到二百貫的最富者。每次徵召衙前役，胥吏到每家估計資產。如果不對胥吏賄賂，家中的東西，雞、狗、簸箕、笤帚、刀具、繩子，只要能值上一文錢，都會拿來補足二百貫之數。被征者要自付一切費用，動輒耗費三五百貫錢。造成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害怕家產超過二百貫。最後差役將不滿二百貫者，亦差作衙前。為了減少家產和人口，百姓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

由於沒有清晰產權，人民的財產可以隨意被皇帝徵用。宋仁宗對西夏用兵，強行向開封城中豪富借款，一戶多達20餘萬貫；稍後在河東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戶”搞攤派，許多豪富被攤派了超過1萬貫。宋徽宗以收復燕雲十六州為名，對全國富戶進行勒索。這些攤派從不償還，至多不過給個虛名的官職。後來宋哲宗對開封內“大拘掠”，諫議大夫梁燾說“我大宋有一項國策是高度優待京師之民，平常日子不怎麼騷擾他們，所以京師能發育出數百家大戶。仁宗當邊境有戰事急需錢時，將數十家大戶找來，一天之內就籌足了軍費。”建議宋哲宗不要搞壞了殺豬盤。為了和藩鎮打仗，唐德宗搜刮天下富商。“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漢武帝錢不夠了，就徵收財產稅，“算緡”核查收入，“告緡”鼓勵舉報他人的資產。宋朝有一種“雜變”稅，任何物資都可以包含其中。其本質就是權力下對百姓無節制和任意的汲取。“一切臨民而取之”。

盛世饑民：漢武盛世的54年裡，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長率（約每年增長0．7%）的只有7年，低於正常增長的有21年，而人口減少或毫無增長的有26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武盛世，天下百姓走投無路，只能群聚為盜，“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唐開元盛世，杜甫的描寫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唐玄宗也承認百姓“逃亡未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距今已有2245年。千變萬變，中國的政體本質未變，秦制仍然在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