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秦制两千年》

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揭示了中国历代政权都是秦制。正如欧阳修说 “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秦制的特征是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关系，发展为产权。但官僚集团是皇权的工具，不可能与皇权形成契约关系。秦制政权的两个功能是：第一是控制社会（现在叫维稳），第二是最大地汲取社会的人力与物力。控制和汲取的手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鼓励告密：商鞅变法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商鞅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汉武帝发布告缗令：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奖励一半给告发人。导致中产阶级普遍破产。唐武则天时十余人一起饮酒，一人醉后牢骚说，太后没给赏赐，当初不如支持李显。另一人即离座去宫中告密。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司马光说，告密之风自此兴矣。武则天制定了鼓励告密者的法律条文。不许盘问告密者；官府要给告密者提供马匹，将他们安全送到宫中，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告密者越级升官；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明朝朱元璋制定知丁法，鼓励互相监视、遍地特务。《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罹，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邻居送至京者多矣。清朝建立密折制度，鼓励官员相互监视打小报告。中共建政后，更加鼓励全民告密，美名为检举。向党打小报告被称为是积极要求进步, 靠拢组织。大中小学老师管理学生都靠培养心腹耳目。造成学生相互监督，学生举报老师的种种现象。整个社会不以告密为耻，告密文化遂成中华文化特色。

社会散沙化与原子化：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将大家庭割裂。朱元璋曾称赞浦江郑氏九世同居。马皇后说：以此众叛，何事不成？朱元璋害怕了，招其家长，欲找借口诛之。宋朝军队没有战斗力因为组成多是社会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军队的主要作用是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定分子。“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宰相富弼说朝廷的财政收入百分之八九十都用做军费了。所以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

限制自由：闾里制始于秦汉时代。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形“闾坊”。居民住在闾坊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只能从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由“坊正”监守，坊门日启夜闭。唐朝的里坊制，以鼓声为准，早上坊门开启；晚上随鼓声关闭。夜晚全城街道严格宵禁，如有“犯夜者，笞二十”。里坊制在宋朝废除后，类似的栅栏制度在清朝被恢复。北京内城建有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而“大栅栏”地名由此而来。元朝将人分为四等，从高到低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每二十家被编成一个甲，由蒙古人做甲主控制。汉人如同囚犯和奴隶。晚上八点一刻之后，就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几十家共享一把菜刀，汉人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拉车耕地。明朝加强了户籍管理制度。百姓不许随便迁移。出门必需到官府开介绍信（路引）。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路引。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基本商品受到管制。人民受户口管制，没有迁居自由。就业由政府分配，人民不能择业。农业户口与商品粮户口是世袭的。出行要单位介绍信，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对人身和经济的控制超过明清。政府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三个还保留户口制度的国家之一。

国强民弱：商鞅变法的核心是民贫则国富，民愚则易治。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管仲“利出一孔”，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操纵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国家垄断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产物。

最大限度汲取：宋代实行衙前差役，征集人民到当地衙门服役，挑选的标准是每乡的财产达到二百贯的最富者。每次征召衙前役，胥吏到每家估计资产。如果不对胥吏贿赂，家中的东西，鸡、狗、簸箕、笤帚、刀具、绳子，只要能值上一文钱，都会拿来补足二百贯之数。被征者要自付一切费用，动辄耗费三五百贯钱。造成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害怕家产超过二百贯。最后差役将不满二百贯者，亦差作衙前。为了减少家产和人口，百姓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由于没有清晰产权，人民的财产可以随意被皇帝征用。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强行向开封城中豪富借款，一户多达20余万贯；稍后在河东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许多豪富被摊派了超过1万贯。宋徽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对全国富户进行勒索。这些摊派从不偿还，至多不过给个虚名的官职。后来宋哲宗对开封内“大拘掠”，谏议大夫梁焘说“我大宋有一项国策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所以京师能发育出数百家大户。仁宗当边境有战事急需钱时，将数十家大户找来，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建议宋哲宗不要搞坏了杀猪盘。为了和藩镇打仗，唐德宗搜刮天下富商。“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汉武帝钱不够了，就征收财产税，“算缗”核查收入，“告缗”鼓励举报他人的资产。宋朝有一种“杂变”税，任何物资都可以包含其中。其本质就是权力下对百姓无节制和任意的汲取。“一切临民而取之”。

盛世饥民：汉武盛世的54年里，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0．7%）的只有7年，低于正常增长的有21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26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盛世，天下百姓走投无路，只能群聚为盗，“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唐开元盛世，杜甫的描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唐玄宗也承认百姓“逃亡未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距今已有2245年。千变万变，中国的政体本质未变，秦制仍然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