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鉴今：外来文化与皇权的膨胀

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是：落后的外来文化入主中原，将皇权专制最大化。先秦时，来自西戎落后地区的秦国统一中国。后来的蒙古族和女真族游牧文化先后入主中国。君主政体和元、后金游牧奴隶制结合以后，其专制独裁，其傲慢颟顸，在元明清时期都创了新高。20世纪，马列主义来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将独裁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人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来入侵者都会被同化。其实中华文化同化的仅是表面。而外来的野蛮落后却侵入了中华文明的骨髓。比如秦制延续至今；清朝和元朝的奴隶制让中国人在思想上被奴化；马克思主义把专制独裁推向极致，伪自由伪民主流患中国。中国文化出现倒退，仅举数例。

《礼记》说周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僚都要答拜。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朱熹说，“三代之君见大臣多立，乘车亦立”。晋至唐，君主多不称呼大臣之名，而是尊之于平等身份的“字”。顾炎武说南北朝、隋唐时“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世说新语》中，晋元帝不小心对司空贺循，提到他父亲贺劭的名字，元帝顿悟失礼，惭愧不已，三日不出。唐代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赐茶而退。最早的跪奏记载是女真金国，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明朝创制廷杖，并废除宰相中书，皇权独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而清朝更是发展出三跪九叩。明大臣可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代六曹皆称“卿”，清则贬之为“尔”。马列朝直斥为“牛鬼蛇神”。

史学大家孟森说：“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明朝惩戒大臣，只及身体。清朝羞辱大臣，既及身体，又及灵魂。从此中国人尊严气节日衰。

唐代皇帝的诏书，须由宰相副署。如果宰相不同意诏书，可以拒绝副署。不经宰相副署的诏书，是违制的，不被各级机构承认。唐中宗曾经越过宰相直接任命官员，但他毕竟心虚，所以装诏书的封袋，不敢用平常的式样，而改用斜封。所写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时称“斜封墨敕”。这种私下授予的官，被称为“斜封官”，时人不屑。

宋仁宗恭俭仁恕，在位四十二年，对外无大武功，对内无大革新，海内清平，贤臣辈出。当时施德操评价宋仁宗：“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明代学者朱国桢认为，三代以下，能称得上贤明君主的，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

宋台谏官方廷实上疏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种话自清朝以来已无人敢说。

汉统一中国，实际是第二次秦灭六国。以后的统一，大多延续这个传统。王朝合法性有两种模式：“大一统”与“夷夏之防”。中国历代王朝，都逃不出这类模式。即使是从外来文化发源的秦、元、清和中共都忘了自己的“夷”的本色，用新的“夷夏之防”来维护统治。

东汉的郅恽在帮助朋友报仇杀人后，主动到监狱伏法，而县令以自杀要挟，要求郅恽逃走，以回避血亲复仇与国家律令的矛盾。酒泉赵娥为父亲报仇，杀死仇人后向守尉自首。守尉为难，劝其回家。汉章帝免除了因血亲复仇杀人者的死刑，并颁布《轻侮法》，即杀死侮辱父母之人可以免除死刑。2016年于欢母辱杀人，初审被判无期徒刑。现代中国法律以维稳为目的，正义原则缺席。

包山出土的楚简法律：“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父母子女之间不可相互检举。就是比较疏远的堂兄弟，甚至同一个社区的熟人之间，也不能互相举证。这种制度，保护的是亲人之间的情感，以及血缘家族共同体、乡党地缘小共同体。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对大义灭亲持否定态度。周朝规定“亲亲得相容隐”。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唐律规定亲属之间，有罪可以相为隐。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美国司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对配偶作不利证言的特免权。中共自建政以来对大义灭亲不仅在道德上鼓励，而且一贯作为立法原则。对于大义灭亲的人，大肆宣传和表彰。《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没有对亲属的豁免。2012年由于社会上的批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做了一个补充，但是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该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立法只是禁止法院强制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出庭作证，但是并未免除上述三类人的作证义务，即并未赋予近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因此，即便是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同样应当履行作证义务，可以被要求在庭外向公安和检察官提供书面证人证言，或者自愿出庭作证。这和西方和中国古代的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特权是根本不同的。

《礼记·檀弓下》和《淮南子·汜论》记载，早期的封建贵族战争礼仪，包含了不攻击敌方的祖庙、不伤害敌方病人、不擒获敌方的老人和儿童。在西方相似的骑士精神被传承为一套正式的行为准则，它的核心观念包括保护弱者，胜利者必须善待败者等。我们如今普遍遵循的一些人道主义原则，如日内瓦公约里面关于善待战俘的严格规定等，都是起源于这套准则。宋襄公的贵族礼仪被毛泽东嘲笑为蠢猪的仁义道德。现代中国社会更推崇田忌赛马的功利计算，骑士精神已不复存。

军事实力，并非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的首要标准，文化才是；国土面积，并非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主要标志，经济才是；皇帝威望，并非一个国家规范与否的衡量标准，法治才是：金牌不是一个体育大国的标志，人民的体质才是。

“出罪”是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入罪”是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宋朝对官员出罪和入罪都有刑律追责。但是重入罪、轻出罪，即对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判得比放走罪犯要重。宁可放过，绝不错杀。体现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罪犯逃脱和政府非法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而今日中国，从维稳出发，追求的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对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乐平奸杀碎尸案、张玉环案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鲜有追责。是从古律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