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郭建龍《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中國曆朝的財富汲取三術：賣官、收稅和發錢。現代中國繼承了後兩項並發揚光大。第一項賣官在為人民服務的名義下蛻變為養貪和反貪。乾隆朝大貪官和坤富可敵國，嘉慶帝繼位之後把和珅辦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我朝只打蒼蠅，不修廁所。蒼蠅源源不斷。以制度縱容養貪，然後反貪將錢財收歸國庫。這比赤裸的賣官更隱蔽，而且是以人民的名義。

東漢司馬直被授予鉅鹿太守後，還需要向皇帝繳納所謂 “助軍修宮錢”。一個大郡太守的職位，價格是兩三千萬錢。皇帝認為司馬直是個有清名的好官，給他打了個折，少交三百萬。司馬直還交不起，也不忍盤剝百姓榨錢。請求辭職不去，被皇帝拒絕。司馬直只得赴任。在黃河邊上，給皇帝上書，申訴賣官弊端後，吞藥自殺。

蔡京是中國政府利用現代金融工具榨取民間的第一人。交子、錢引、鹽鈔、茶引，層出不窮的紙片將社會財富從民間送到了政府手中。這些紙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們都反應不過來，沒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終被政府剝奪乾淨。會子最初發行時只有一千萬貫，開禧北伐時期，會子的發行總量已經達到了一億四千萬貫，比當初擴大了十四倍。加上在四川發行的八千萬貫的錢引，兩者加起來達到了二億二千萬貫。

南宋的金融崩潰發生在蒙古人叩關之時，當政府最需要財政收入來組織軍隊打仗時，卻由於金融的崩潰，沒有錢養兵。並且金融破產影響到了每家每戶，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願為它賣命。從這個角度說，南宋的滅亡，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財政上的崩潰。南宋末年，朝廷在討論金國崩潰的原因時，認為除了軍事上不敵蒙古人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濫發紙幣導致社會在蒙古人打來之前已經崩塌了。但即便南宋政府看到了金代的致命短板，到最後還是重蹈覆轍。

在漢唐時期，由於貨幣是金屬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如果國庫沒有錢，也無法增加開支，更無法實行野心勃勃的計劃。這就是為什麼在脫脫以前的各個王朝缺乏大規模經濟刺激的原因：政府不是不想，是沒有能力。白銀的採用是民間自發抵制政府掠奪的行為，紙幣被拋棄後，由於政府缺乏製造通脹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穩定的朝代之一。

從1949年到1950年3月，中國一共出現了四次通貨膨脹，糧食、金銀、面紗、工業原材料等價格輪番上漲，其原因就是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自1948年12月人民幣發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內通貨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結果物價橫飛，人們紛紛囤積糧食，爆炒金銀。中央政府決定打擊投機倒把，禁止私藏銀圓。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取代第一套人民幣，規定第二套的一元兌換第一套的一萬元，人民幣貶值一萬倍。對比唐肅宗發行“乾元重寶”，重量千枚十斤，面值卻是開元通寶的十倍，只貶值了6.25倍。

隋代的“大躍進”：隋文帝建立了一套嚴苛的土地和戶籍制度。隋文帝的喜好導致了官員們虛報土地數目，虛報數字最高時比實際數字高出了十倍以上。根據政府的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了十九億四千萬畝。換算成現代的二十一億三千萬畝土地。2013年的數據，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二十億三千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現在的都大！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五億畝左右。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數據已經偏離了實際數據四倍。到公元609年，天下的田地達到了五十五億八千五百萬畝。按照虛報的浮誇畝數徵稅，把民間刮得很乾淨。《隋書》記載，“中外倉庫，無不盈積”。京城的府庫還放滿了錢幣，多餘的儲藏堆積到了走廊上。由於沒有地方容納新的賦稅，隋文帝下令停止徵收這一年的正賦。直到隋代滅亡，帝國的倉庫里仍然堆滿了帛匹和糧食。與府庫堆積對應的是遍地餓殍。隋代的鼎盛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泡沫。所謂“繁榮”，不是百姓的繁榮，而是帝國財政收入的繁榮，所謂國富民窮。

與流行看法不同的是，中英戰爭對中國的經濟和財政並沒有造成大的傷害，甚至還是有利的。中英戰爭的直接花費是一千多萬兩白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此外廣東省還請求核銷了三百萬兩經費，總數約在四千萬兩白銀，約合中央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而在中英戰爭之後設置的洋海關的海關收入一項就足以彌補戰爭賠款的四千萬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