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国历朝的财富汲取三术：卖官、收税和发钱。现代中国继承了后两项并发扬光大。第一项卖官在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下蜕变为养贪和反贪。乾隆朝大贪官和坤富可敌国，嘉庆帝继位之后把和珅办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我朝只打苍蝇，不修厕所。苍蝇源源不断。以制度纵容养贪，然后反贪将钱财收归国库。这比赤裸的卖官更隐蔽，而且是以人民的名义。

东汉司马直被授予钜鹿太守后，还需要向皇帝缴纳所谓 “助军修宫钱”。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价格是两三千万钱。皇帝认为司马直是个有清名的好官，给他打了个折，少交三百万。司马直还交不起，也不忍盘剥百姓榨钱。请求辞职不去，被皇帝拒绝。司马直只得赴任。在黄河边上，给皇帝上书，申诉卖官弊端后，吞药自杀。

蔡京是中国政府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榨取民间的第一人。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了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终被政府剥夺干净。会子最初发行时只有一千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发行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比当初扩大了十四倍。加上在四川发行的八千万贯的钱引，两者加起来达到了二亿二千万贯。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南宋末年，朝廷在讨论金国崩溃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军事上不敌蒙古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导致社会在蒙古人打来之前已经崩塌了。但即便南宋政府看到了金代的致命短板，到最后还是重蹈覆辙。

在汉唐时期，由于货币是金属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如果国库没有钱，也无法增加开支，更无法实行野心勃勃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脱脱以前的各个王朝缺乏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原因：政府不是不想，是没有能力。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从1949年到1950年3月，中国一共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粮食、金银、面纱、工业原材料等价格轮番上涨，其原因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结果物价横飞，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圆。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取代第一套人民币，规定第二套的一元兑换第一套的一万元，人民币贬值一万倍。对比唐肃宗发行“乾元重宝”，重量千枚十斤，面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只贬值了6.25倍。

隋代的“大跃进”：隋文帝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亿四千万亩。换算成现代的二十一亿三千万亩土地。2013年的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的都大！事实上，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大约在五亿亩左右。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数据已经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到公元609年，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按照虚报的浮夸亩数征税，把民间刮得很干净。《隋书》记载，“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百姓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所谓国富民穷。

与流行看法不同的是，中英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并没有造成大的伤害，甚至还是有利的。中英战争的直接花费是一千多万两白银，赔款二千一百万两，此外广东省还请求核销了三百万两经费，总数约在四千万两白银，约合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而在中英战争之后设置的洋海关的海关收入一项就足以弥补战争赔款的四千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