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是英國學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著作，講述20世紀以前的人文思想如何形塑歷史。行文有趣，既飽含知識，還把枯燥的意識形態歷史講得生動形象：

人類直立使喉頭的位置下降，人類的喉頭在喉嚨的位置比類人猿低得多，能夠更好地發出元音和輔音。後兩足行走還改變了呼吸方式，提高了聲音質量。最後，吃肉不僅營養價值高，而且更容易咀嚼，這改變了下顎的結構，促進了敏感肌肉的生長，使舌頭活動更加靈活，對於豐富說話的聲音很有必要。切割工具對牙齒是一種補充，於是牙齒變小，有利於說話。

“文明”這個詞通常意味着四個特徵：書寫、城市、有宗教組織和職業分工。

至少有二十七種“歷史上的第一”是由蘇美爾人發現、創造或記錄下來的。其中包括歷史上第一批學校、第一位歷史學家、第一本藥典、第一批時鐘、第一道拱門、第一部法典、第一家圖書館、第一本農民曆書、第一個兩院制國會。蘇美爾人最先建造花園遮陰納涼，記錄下了最早的諺語和寓言，最先創造了史詩文學和情歌。

比較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早期科學成就時，傑弗里·勞埃德和內森·席文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常常受聘於皇帝，負責曆法修訂工作。正因如此，中國科學家在提出觀點、接受新的思想時要謹慎許多：他們很少像希臘人那樣辯論。在中國，新思想總是被納入舊有的理論體系；新觀念永遠不需要同舊觀念決一勝負。而在希臘，像體育比賽一樣，存在智慧競賽，希臘科學有比中國科學多得多的個人自我表達的陳述和更多的自我主義，個人更經常描述自己的錯誤、不確定性，以及更多的自我批評。

亞歷山大港的國王（托勒密家族）希望獲得希臘、巴比倫、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智慧，非常急迫地搜集書籍。托勒密三世派出使者遍尋地中海，他親自寫信給已知世界的所有君主，向他們借書抄寫。當他從雅典借到歐里庇得斯、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時，他將原本據為己有，歸還摹本，放棄了擔保金。同樣，所有經過亞歷山大港灣的船隻都必須將攜帶的所有書籍寄存於圖書館，這些書經人抄寫，歸類為“泊來之書”。大多數時候歸還的也是摹本。這種孜孜不倦的“收集”使亞歷山大港圖書館在古代文明世界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

公元1世紀，在埃及一張紙莎草紙的價格是30至35美元（按1989年的價格），買一本馬提亞爾的《雋語》的錢可以吃四十五頓鷹嘴豆晚餐外加享用四十五個晚上的女人。

西塞羅：“真正的法律是理性的、正確的、自然的。……不存在羅馬的法律、雅典的法律，也不存在今天的法律和後來的法律。”

一神教不符合羅馬人的本性。他們對他們的神和其他民族的神之間的聯繫更感興趣。這讓他們變得寬容。基督教的異端是一個外來的概念。羅馬人更寬容，可以自由地加入多種宗教。為什麼基督教最終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

235至284年之間的二十位皇帝中，除了三位外，其餘都被刺殺。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有利於新思想的繁榮。

基督教不同於其他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們給予的是“啟示”而不是神秘主義。表明的是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遍真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對死亡的態度。基督徒相信在來世復活。基督教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對於羅馬帝國比較貧窮的奴隸和勞動者。基督教認為“受難是高尚的”，他們追求迫害。“遭受人世間一小時的苦難就會得到永恆不朽的極樂。”耶穌再臨即將到來，基督教在未來提供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對社會底層的人們最具吸引力。新宗教正是在廣大城市民眾中，而不是在像羅馬貴族或軍隊上層這樣的階層中流行起來。

529年，查士丁尼關閉了雅典的柏拉圖學園，理由是哲學思考已經成為異端分子的同謀，是導致基督徒發生爭執的“罪魁禍首”。到公元4世紀中期，羅馬的書籍幾乎被洗劫一空。二十九座公共圖書館因為各種原因先後關閉。公元391年在亞歷山大港，基督教大主教毀滅了在規模和聲譽上僅次於繆斯廟圖書館的塞拉比斯神廟大型圖書館。繆斯廟圖書館此時還完好無損，主要是因為它成為神聖的基督教文獻庫。當阿拉伯人在640年的聖誕節前征服亞歷山大港後，繆斯廟圖書館的館長請求征服者阿慕爾·伊本·阿斯不要燒毀圖書館，後者把這一請求轉達給了哈里發。哈里發說：“如果它們在內容上與真主的經典一致，我們可以不需要它們，因為真主的經典就足夠了。如果它們與真主的經典相悖，更沒有必要保留它們。那麼，去吧，去燒毀它們。”這些書就這樣被散發到各公共澡堂，用作爐子的燃料。一連六個月，焚燒的書卷加熱着亞歷山大港澡堂里的水。只有亞里士多德的書免於烈火的焚燒。

不到一百年，伊斯蘭教已經發展到東接印度，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中心，北達拜占庭。它的吸引力部分是由於它提供的確定性和早期伊斯蘭教比猶太教和基督教更寬容；部分是由於純粹實際的因素，例如，伊斯蘭政權比拜占庭帝國征的稅低。

歐洲在10世紀前落後於東方。1000至1500年之間的某個時期，歐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歐洲大陸取得了決定性的領先地位。這一時期歐洲從二區輪作制改為三區輪作制。使產量增加50%，另一個革新是，馬耕取代了牛耕。從生物學上講，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

西方發展的一個原因是獨立權利。11世紀末期《查士丁尼法典》，即《民法大全》的重新發現。這一發現重新引入了法律體系概念，一種新的法律科學，產生了可供討論和爭辯的共有知識這一思想。共有知識的思想是大學之所以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或伊斯蘭世界孕育的原因。

語言學家周有光說：“因為沒有主謂結構，中國人沒有發展出邏輯學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沒有發展出哲學上的實體概念。沒有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關係或科學的觀念。相反，中國人發展出了相關邏輯、類比思維和關係思維，這些思想雖然於科學無益，卻是一種非常有用的社會政治理論。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哲學的主體是關於人生的哲學。”

西方思想取得突飛猛進的一個解釋是，某種形式的個體性於1050至1200年之間在歐洲產生。產生的原因是，城市的發展促進了教會之外其他職業，如律師、文書和教師。人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選擇。第二個原因是長子繼承制的發展。實行長子繼承制是為了減緩土地被分割。沒有長子繼承權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尋求財富。通常，他們進入宮廷，成為軍人。這樣的社會很快培養出一種英雄文學趣味。產生了騎士制度和宮廷愛情思想。對愛情的關注激發了人們對個人形象的興趣，意味着12世紀是一個服裝大膽創新的時代，它是不斷發展的個體性的另一種表現方式。第三個刺激因素是12世紀的復興，即對古典世界的重新發現，它使人們認識到人類可能會各不相同，甚至表明教會之外也可能存在豐富的生活。人們開始對過去的權威產生懷疑。人們不得不依靠自己，找到新的解決辦法並且形成新的思想。這產生了可能最富革命性的思想：個人信仰。理查德·薩瑟恩說，新思想用一句話可以概括：“了解你自己，以此作為通向上帝的途徑。”

中世紀大學沒有正式的入學要求。想入學的學生只要證明自己的拉丁語水平足夠聽懂課程即可。除了聽課，學生還必須參加每位老師在下午舉行的一周一次的公開辯論。涉及領域包括邏輯、數學、自然科學、形而上學等等。作為獲得學位的要求，高年級學生必須參與到權威辯論中。任何提議，不管是不是出自權威，都可以討論；任何問題，無論有關教會還是政治，無論多麼有爭議，都可以討論。它們向所有人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