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西方為何領先》，兼談為何東方落後？

英國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為何領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書把一個好題材寫爛了。

莫里斯試圖用量化的社會發展指數來比較一萬五千年的東西方的差異，他的社會發展指數有四個分量：能夠有效獲得的能量、最大城市的規模、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結論是西方文明一開始領先東方直到 6 世紀，然後東方反超直到18 世紀，而哥倫布由於地理優勢首先發現美洲，帶來的先發優勢使得西方再次統治全球。西方領先的原因是地理，而非文化和人種原因。他根據現在的趨勢預測，東方預計在2103年將超過西方。

這本書是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模仿之作。戴蒙德比較亞歐大陸和其它大陸的文明發展，而莫里斯想要比較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但後者的事實，數據和邏輯都很弱。對西方領先的原因陳述得含糊混亂。量化方法生硬牽強。社會發展是多維度且複雜的，不可能只用四個等量的線性因素來簡單地量化。比如獲得的能量到底是開發的能量還是消耗的能量？資源也是一種重要因素，卻在莫里斯的量化方法中缺失。現在阿拉伯海灣國家的發展，極大地依賴於石油資源。用最大城市的規模量化國家組織程度的方法也有問題，這個維度肯定不是線性增長的，有邊際效應。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文化因素在莫里斯的方法中全部缺席。這樣的硬傷在書中不勝枚舉。

書中東西方歷史只是事件流水賬陳述，沒有原因分析。他的東西方是地理意義上的，比如西方包括了伊斯蘭文明。這種分法簡單而無意義。莫里斯說由於地理優勢西方首先發現了美洲，於是西方首先開始工業革命。這很荒謬。哥倫布能發現新大陸，是制度，觀念，社會和需要的各種因素促成。哥倫布的探險請求先後被葡萄牙國王，梅迪納-塞多尼亞公爵和梅迪納-塞利伯爵拒絕，最後他求助於西班牙的王后，得以實現。如果歐洲是一個統一國家，哥倫布的探險很可能不能成行，就像鄭和的第八次遠洋被繼任的明仁宗一票否決。分裂的歐洲顯然比大一統的中國提供了更多的競爭和創新空間。哥倫布在觀念上相信地球是圓的，向西航行最終能到達印度，才能歪打正着發現美洲大陸。而中國古人相信大地是平的，中國是世界中心，東面大海走到頭，就會掉下去，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探險。當時歐洲各國在發展資本主義和推行重商主義。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攻陷後，東西方貿易通道受阻。哥倫布探險是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的推動。而中國自給自足的重農經濟，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因而閉關鎖國，根本沒有出海貿易的動力。鄭和航海不是為了貿易，而是政治掛帥，宣揚國威，尋找建文帝。這樣的遠洋必然是勞民傷財，不能久遠。中國距東南亞島鏈（從台灣、菲律賓直到澳大利亞）的距離遠比歐洲距美洲更近，為什麼中國沒有向南洋直到澳大利亞開發？要不是鄭成功以台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清朝對台灣也沒興趣。顯然以地理遠近作為西方比東方先發現美洲的理由是很荒謬的。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莫里斯的理論和著作很爛，不值一讀。這樣的爛書，卻受到一些中國人的追捧。北京大學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北大居然有這麼一所名字不怕囉嗦的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韓毓海為中譯本寫序：稱讚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可與《資治通鑑》媲美。因為它說中國一度領先了西方文明；也因為它說現代西方文明領先東方是因為地理原因，不是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更因為莫里斯預言在21世紀中國將超過西方。過去都是我們自己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在有洋人背書，太讓人激動了！只可惜莫里斯的書中沒有什麼硬貨。自有GDP統計以來，中國的人均GDP從未在世界領先過。中國的領先主要是由於人口，而不是效率，所以在工業革命後，大幅落後。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的是一個夢。從未繁榮，何談復興？今日中國就GDP來說，占世界老二地位，但按人口計算的GDP排名很低，這種虛假的領先只需要一次技術革命的落後就會暴露無遺。

順便列幾條我認為屬於硬貨的西方領先的原因，來自於以前讀書的總結：

第一是生產力和生產技術。對文明影響較大的青銅、小麥、大麥、山羊、綿羊、馬和戰車都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青銅冶煉在西方主要用於製造武器和農具，而中國主要用於製造祭祀用具。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駕馬拉犁的挽具，工作量超過牛耕2-3倍。而中國一直使用牛耕。當時歐洲從二區輪作制改為三區輪作制。使產量增加了50%，歐洲老百姓開始吃飽肚子。歐洲農民的年均糧食消費量約為1070斤，每周能吃到一兩次肉。同時期中國的一個自耕農的年均糧食大約640斤。中國由於糧食短缺，直到宋朝，人們才開始把一日兩餐改為三餐。發現美洲後，美洲的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甘薯，南瓜和西紅柿首先被引入歐洲，糧食更加富裕，導致歐洲人口激增，帶動了工業革命。據說四大發明是中國人先發現的，但是對生產力最有影響的應用都由西方開始。中國即使發明或遭遇新技術，也很難推廣應用。遠洋航船、機械鐘和水力紡紗機等都是如此。1793年英使馬嘎爾尼拜謁乾隆帝，禮品包括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戰艦模型、迫擊炮、榴彈炮、連發槍、天文儀器和地球儀。 67年後英法聯軍擊潰仍舊使用落後火繩槍的清軍，攻入圓明園，發現這些先進技術和武器都躺在一間庫房裡，落滿塵埃 。

第二，西方的多元vs中國的大一統。崇尚一元還是崇尚多元，是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別之一。歐洲封建制下，權力分散，國王、主教、封建領主互相制約。王權不能直達百姓。領主和農奴是契約關係，既有權力，又有義務。領主的實力來自於依附民眾的效忠。領主們不敢過分壓榨農民，對民眾的汲取能力有限。否則農民會逃走。迫使領主實施一些仁政，以招徠與留住農民。這和中國周朝的封建制度相似，存在很多小國。每個國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悅，遠者來”。人民有用腳選擇的自由。所以春秋戰國時鮮有人民起義發生。而秦制以後，官僚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他們唯皇帝之命是從，對治下的百姓沒有責任。他們是“流官”，干幾年就走，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中國多貪官酷吏。全國鐵板一塊，百姓無處可逃。皇帝沒有使民眾富裕的義務；甚至相反，要“弱民”。東方專制國家都是高度掠奪性國家，傾向於高額徵稅，使長期投資變得困難，扼殺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大一統管理有效率，但對人民的汲取更有效率，敲骨吸髓式的壓榨，造成普遍的民窮。中國人常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流入大河，而不是相反。如果小河都幹了，大河怎麼會有水？中國的秦制延續了兩千年，實際上造成了民窮國貧。西門豹說： “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庫。”王者之國，錢在老百姓手裡；稱霸之國，錢在軍隊裡；將亡的國家，錢在國庫里。

封建制下，多個君主和城邦相互競爭，鼓勵自己的商貿、征服和殖民活動。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君主能夠頒布海外探索的禁令。而統一的東方帝國穩定壓倒一切，本質上是反競爭反創新的。

大一統使皇權直達百姓，人民很難反抗暴政。西方王權的間接多層次統治讓人民更容易捍衛自由。大憲章是幾十個貴族和國王之間的契約。很難想象中國的幾千萬老百姓經周密計劃，和皇帝直接達成一個相似的協議。

第三是民主vs專制。中國從秦至今的政府都是只為統治階級服務。梁啓超說所謂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當一個官僚集團隸屬於一家之姓的時候，它不能成為天下公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之頻繁、之浩大、之慘烈，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見。動輒數百萬人口甚至上千萬人口滅絕，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換代都對社會有巨大的破壞性。而民主制的合法性來自於政體本身。國家的權威沒有爭議，執政方能穩定長久。世界經濟在1600年以前，都是緩慢增長的。西方的大幅領先出現在英國光榮革命，現代民主制的雛形出現之後。歷史上專制國家曾有過短暫的領先，像納粹德國，日本帝國。但長時間的文明發展，需要民主環境。民主制約束了政府權力從而有利於經濟增長。制定的政策通常具有更好的回應性，能夠反映大部分人的利益。錯誤政策更有可能被糾錯。民主國家下的自由環境往往具有更好的創新能力。而一個極權政府常常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第四，西方的王權日漸受限，東方的皇權逐漸擴張。在中國，統治者把民眾關進越來越嚴密的籠子。而在西方，民眾逐步把王權裝進了籠子。西方貴族和君主之間是契約關係，大憲章更是限制了君主權力。君主立憲制則把國王完全架空起來。中國的專制統治方式從粗放簡單發展到精密深刻，統治層面從控制人的身體發展到控制人的精神，民眾奴化的程度越來越深。西漢以前，皇帝起立歡迎丞相；宋朝初年，宰相在皇帝面前坐而論道；宋初之後，宰臣只能站着和皇帝說話；而到了明清兩朝，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須跪着了。有清一代，滿人對皇帝自稱奴才。宋代以前，中國很少文字獄；明清兩朝都大興文字獄。明代以前，士人們可以隱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願當官居然成為被皇帝殺頭的理由。明清兩代，民間可以私刻出書，審查都是事後的，現代中國沒有出版自由，嚴格的出版三級審查，防火牆和微信刪帖，都超越了歷代皇權的言論控制。保甲製發展成戶口制，攝像頭無處不在。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大的創新和變革。國家權力過大，與民爭利。中國商人地位低，被課以重稅，沒有安全感，不願意長期投資於產業和商業。買田置地是唯一安全的長期投資方法。資本主義很難在中國發展。

第五是西方的自治和民主傳統。秦制建立以後，中國社會原有的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社會碎片化和原子化。一盤散沙的社會缺乏抵禦和消化各種動盪的能力。歐洲凱爾特人有部落議會。肯特的人民常常在戶外集會，討論當地事務。每400000英畝以上地區設置一個部落法庭。每個月開庭審理各種案件。法官從當地居民中挑選。阿爾弗雷德大帝的政令要先取得賢人會議的批准。西方的現代國家出現在自治城市、議會和行會之後，很多自治傳統得以保存。小共同體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當一個社會活躍着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註定會失去活力。

第六是法治和個人權利和自由。無論出身，無論階級，無論民族，無論身處何處，所有的羅馬公民，只要說 “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就可得到人身保護令。他不能在受到公正審判之前被隨意懲處。11世紀《查士丁尼法典》的重新發現。在西方引入了法律體系。它確保了西方的法律是世俗而且獨立的。這一點顯著不同於東方的法律。現代化和工業革命產生於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是以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為表徵的個性化過程。任何專制歸根結底都是對個人的專制。傳統社會的大共同體，不僅抑制個性，而且抑制小共同體，不僅壓抑着市場導向的個人進取精神，而且壓抑了市場導向的集體進取精神。哈耶克認為個人解放的最大結果，就是科學的驚人發展，推動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的主要源泉是自由競爭下的個人主觀能動性。 

第七是西方的產權保護。由於私有產權不受到保護，中國商人和農民都醉心於購買土地，而不去做產業投資。對比私有產權受到保護的英國，商人們更願意把利潤投入製造業中。海外來的金錢大大促進了英國對工業尤其是蒸汽機和紡織技術方面的投資。打造了工業革命的經濟基礎。光榮革命把權力關進籠子裡，讓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產安全感，產生了投資、生產、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而中國人沒有產權保護，沒有安全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漢武帝打匈奴需要錢，一個《告緡令》，鼓勵告發財產，毀掉了大多數中產和商人。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認為英格蘭的政治革新和立憲體制的建立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前提。唯有政治權力受到制約，產權才能得到確定的保護，而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是後來英國工業革命與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

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大一統崩壞，鬆動了對民營資本的政治約束，中國實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的金融與財政革命。當時是中國近代史上民營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中國一些行業的年增長速度高達15%-20%。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淨增了3.52倍（同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僅增加1.98倍）。

其他造成東西方文明差距的原因還有：（8）歐洲的長子繼承制vs中國的諸子均分制。後者導致富不過三代。前者有利於家族財富的持續積累和減緩土地被分割，也有利於家族技藝的傳承，因此歐洲經常出現上百年、幾百年的家族企業。沒有繼承權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尋求財富。有利向外擴張。對社會的分工，各行業出現傑出人才有促進作用。也促進了西方的自由化和個人主義。（9）西方的拼音文字vs中國的表意文字。漢字比西方文字晚發明了兩千多年。當甲骨文出現時，地中海已經發展出字母文字。漢字數量龐大、筆畫複雜、意音斷裂、多音多意、語境微妙，是世界上最難以掌握的文字。造成普通民眾中很高的文盲率。古漢語沒有標點符號，缺乏精確性，不適用於科學思維和邏輯思維。中國的口語與書面語處於嚴重分裂狀態；這種分裂影響了中國在邏輯、哲學、法律和科學等領域的發展和進步。（10）古希臘在辯論中發展出邏輯學，提出了公理化體系、形式邏輯、邏輯證明、歸謬法和演繹法等等。嚴密數學和科學方法就是在邏輯學基礎上發展的。中國思維輕邏輯重辯證。沒有邏輯做基礎，辯證就是詭辯，如白馬非馬。語言學家周有光說：“因為沒有主謂結構，中國人沒有發展出邏輯學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沒有發展出哲學上的實體概念。沒有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關係或科學的觀念。”（11）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便宜，阻礙了發明創造。（12）中國人的祖先信仰，在文化上傾向保守。（13）中國沒有知識產權制度，發明創造得不到鼓勵。 （14）民本位vs官本位。中國的科學家和學者受聘於皇帝。他們在提出觀點、接受新的思想時很謹慎。他們很少像希臘人那樣辯論。歐洲的內部爭鬥、辯論，交鋒是知識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由在衝突中繁榮，帶來進步和人類境況的不斷改善。科學、知識和藝術只有在激勵競爭、鼓勵人們自由交流的社會裡才能夠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