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杜君立《現代的歷程》

獨立作家杜君立的《現代的歷程》寫機器一人的進化歷程。本書沒有寫成流水賬，有很多雋思妙語可圈可點。

現代的本質就是對個人的解放，使人獲得自由，包括知識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

中國的口語與書面語處於嚴重分裂狀態，口頭是一碼事，書面是一碼事，事實又是另一碼事；這種分裂影響了中國在宗教、歷史、邏輯、哲學、法律和科學等領域的發展和進步，而文學和書法因為僅限於文字本身的藝術性，反而保持了詭異的繁榮。與大多數字母文字相比，漢字具有更強大的信息容量和壓縮能力。同樣的內容，漢語比英文要減少30%以上的頁面；若是古漢語，還要再減少一半。這是漢語過分書面化的好處。另一方面，漢字數量龐大、筆畫複雜、意音斷裂、多音多意、語境微妙等缺點，使漢語成為世界上幾乎最難以掌握的文字。即使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閱讀和寫作也是一件勞心費力的技術活兒。從閱讀和寫作來說，中國至今仍處於一個後文盲階段。

費正清說：中國比歐洲更早使用筆試，可能有礙於創造性思想的發展。中世紀的歐洲人缺乏書寫材料，而長於口頭辯論，並且到19世紀開始後過了若干年，還寧願採用口試，而不大願意採用筆試。這也許就使他們把機智和推理能力看得比記憶更為重要。

地理大發現、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基督教會的分裂這三大歷史事件，宣告了舊的大一統理想的終結。可以說，印刷機為未來所有的複製技術奠定了基礎。紙張是最早實現機械化和標準化生產的商品，金屬活字是第一種完全標準化和互換性生產的機器零部件。印刷機是利用標準化、互換和可替代的部件，實現機械化大量生產的第一個工業案例。 活字印刷是一切裝配線的祖先。書籍的傳播讓個人閱讀普及，使人在孤獨中面對自我，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被激活。新教傳播了關於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現代觀念，並通過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約關係。

釘子在中國的缺失，導致中國一直以複雜的卯榫連接來代替釘子，而且中國一直沒有出現更為“神奇”的螺絲釘。導致工具和武器的落後。

愛因斯坦將列隊行進鄙視為“庸眾最醜陋的一面”和“人類罪惡的淵藪”，“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着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光是骨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戴蒙德說“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後卻成為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

韋伯說 “儒家理性意味着理性地適應世界，新教理性意味着理性地掌握世界”。

顧准：“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資本主義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 馬克斯·韋伯說 “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合乎道德倫理的明確的生活準則。”

中英通商條約產生的方式固然是不平等的，但和約本身卻談不上不平等；換句話說，英國所要求的就是廢除不平等的朝貢，建立平等的通商。帶來了不平等條約的西方人卻又向中國要求平等。這是一種諷刺。在天朝字典里，素來就沒有“平等”二字。

楊小凱提出“後發劣勢”的觀點，因為“山寨”和模仿而輕鬆獲得的“暴富”，會使後發國家產生“錯覺”，喪失技術創新的動力，甚至更加趨於保守和拒絕制度變革，從而犧牲持續發展和更美好的未來。

中國歷史之所以陷於停滯與輪迴，就在於缺乏創新。沒有創新來引導投資，獲取財富的唯一方式就是詐騙和掠奪，所以有“無商不奸”、“無官不貪”之說。

在嚴格的分工下，那些進行大屠殺的技術專家們扮演着毀滅機器中的齒輪角色，他們的工作是製造、運送、維護和處理。在他們眼裡，屠殺的每一個環節只是技術問題和工藝問題。而對整個毀滅機器的道德評判對他們無關痛癢。

波普爾說 “社會主義本來是要建立一個能夠更好地適合於人類的新社會，但是新社會一旦建立，倒反過來要改造人以適應新社會了。假如新社會不能適應人的需要的話，人們不能責難新社會，而只好責難自己沒有改造好，以至於適應不了新社會。”

偉大的不平均總比普遍的貧窮要好。今天的人們能得到質地優良的各種商品，其價格之低，在上一代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窮人享受了以前富人享受不到的東西，以前的奢侈品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品。現在的農民比以前的地主穿得更漂亮，住得更寬敞，生活得更奢華。而現在的農場主則擁有以前的國王也消受不到的圖書、繪畫和家具。 美國學者富勒做過一項測算，一個現代美國人享受到的優裕生活在傳統時代需要400個奴隸勞動；

民主不僅包括政治，也包括經濟和文化，消費的民主必然會促進文化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美國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說：“一個社會中公民的生活水準若上升，那麼這一社會就更可能更開放、更寬容、更民主；反之，如果人們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那麼這個社會就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