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全球暴力漸行漸遠，唯中俄逆流而動

斯蒂芬·平克是心理學和語言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曾入選《時代周刊》世界有影響力的百人、《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和《前景》雜誌的全球思想家名單。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涉及歷史和心理學。書中直言人類歷史在進步，暴力下降就是歷史進步的度量。全書引用了很多數據說明歷史上暴力的確在降低並解釋了暴力降低的原因。

五千年來人類歷史有五大趨勢，都呈現了暴力在降低。考古發現史前因暴力衝突而導致死亡的比例約為15%。國家建立之後，暴力衝突的死亡下降。即使在有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戰爭造成的死亡只占全世界人口的3%。20世紀下半葉，人類史無前例地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戰爭，實現了一個相對長期的和平。第二個趨勢是個人之間的暴力衝突也在降低。兇殺案的比例從歐洲中世紀的每10萬人每年超過100件，下降到了1950年代的每10萬人0.8件。第三個趨勢是酷刑和死刑的下降，人祭和獵巫等習俗的消滅。平克稱之為“人道主義革命”。第四個趨勢是種族屠殺的減少。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震驚了世界。1948年，聯合國批准了《關於防止和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種族屠殺視為犯罪。第五個趨勢是權利革命，包括種族，性別、兒童、同性戀、動物等權利的重大改進。

三個原因導致暴力下降。第一是，歐洲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封建領主和采邑林立的無政府狀態後，出現了真正的利維坦。15世紀，歐洲有5000個獨立的政治單元（主要是領主封地和小公國），17世紀 “三十年戰爭”時期是500個政治單元，19世紀初拿破崙時代是200個政治單元，而在1953年，歐洲只剩下不到30個政治單元了。國家形態社會的暴力程度比部落形態的社會要低得多。即使在戰禍最深重的年代，現代西方國家的死亡率也還不到非國家形態社會平均死亡率的1/4。這是霍布斯理論，利維坦即國家為了消除無政府狀態下的暴力而產生。

公元900年至今，歐洲著名的衝突有2314場。附表列出了按死亡人口排列的21個世界事件。最後一列是按死亡率的排名（分母是當時世界人口）。死亡率高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是：中國王莽時期、三國、羅馬衰亡、安史之亂、成吉思汗、中東奴隸貿易、帖木兒、大西洋奴隸貿易、明朝滅亡和征服美洲。政權大屠殺死亡中有四分之三是四個政府造成的，蘇聯： 6200 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 3500 萬人，納粹德國： 2100 萬人，1928-49 年的中華民國：1000 萬人。另外 11% 的人被 11 個政府殺害，其中包括日本帝國的 600 萬人、柬埔寨的 200 萬人和奧斯曼土耳其的 190 萬人。極權政府要對1.38億人的死亡承擔責任，占全部政府造成的死亡的82%。

索爾仁尼琴說，殺害幾百萬人，你需要一個意識形態。過去500年內，所有最具破壞力的衝突都不是資源驅動，而是意識形態驅動的，如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烏托邦導致大屠殺的原因是功利計算。當你假定有6億人的生命可以得救，那麼死上幾百萬人似乎還是值得的。希特勒在1913年讀到馬克思的作品，儘管他仇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烏托邦理論里，他只是用種族置換了階級。

悖論是國家形態社會下暴力減少是普遍規律。但是中國自秦朝起就建立起福山所說的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仍然有着世界十場最高死亡率衝突中的五場，且最近的兩代中國政府都要對治下的高生命死亡率負責。以國家名義實行的大規模暴力也許是中國的特色。另一個推斷是在治理好的國家，固然暴力會降低。但國家形態下不可避免的改朝換代可能帶來更加慘烈的暴力和死亡。而中國歷史中，這樣的改朝換代又特別多和劇烈。

康德的永久和平條件：民主—開放經濟—國聯。（1）各國都是民主政體（共和制）。因為民主的基礎是非暴力的，通過共同接受的法治解決公民之間的爭端。民主國家在與其他民主國家交涉時將這一原則外部化。民主政體傾向於避免戰爭，民主國家領導人要對人民負責，他們不太可能為了換取自己的榮耀，犧牲人民的鮮血和財富，發動愚蠢的戰爭。在專制政體下，君主很可能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發動戰爭。如果權力在民，他們就會考慮為什麼要在愚蠢的國際戰爭上浪費錢財和生命。與個人崇拜、輸出革命和沙文主義使命不同，每個民主政體都建立在同樣的理性基礎之上，所以每個民主國家都知道其他民主政體如何運作。根據霍布斯，擔心對方先下手的恐懼讓雙方都有先發制人的意願，而民主國家之間存在的推定信任，能夠將這種恐懼消滅在萌芽狀態。民主國家的愚民少，不好戰。不會以強硬民意和民族主義口號綁架國家。 （2）“以自由國家聯盟為基礎制定國際法”的國聯，而不是聯合國那樣的所有國家的空談機構，一件好事都幹不成。（3）一個自由市場國家的透明度和可理解度能夠讓鄰國確信它不會進入戰時體制。在市場經濟中，政客的權力受到控制生產手段的股票持有人的約束，他們會反對擾亂國際貿易。對於領導人追逐個人榮耀、宏圖偉業的個人野心，市場的制約就是一道緊箍咒。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革命。古時候，人們對生命的價值評價很低，因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死亡。當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時，食物更好了，身體更健康，起居更舒適，他們覺得自己的生命以及別人的生命，也都更有價值了。那些率先廢除嚴刑峻法的國家，比如17世紀的英國和荷蘭，確實位居那個時代最富有的國家之列。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貧困的角落，我們繼續能看到奴隸制、迷信殺戮和其他野蠻習俗。

第三個原因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之後的人道主義革命。許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賓諾莎、笛卡兒、洛克、休謨、康德、亞當斯密、麥迪遜、傑斐遜、漢密爾頓和約翰·米勒，共同構造了古典自由主義或啟蒙人文主義。啟蒙人文主義的起點是懷疑主義和理性。懷疑和理性動搖了中世紀的神權中心和宗教蒙昧主義，推動了以生命而不再是靈魂，作為道德和價值軸心的轉換。人們更相信自我或自我意識。追求自己的歡愉，包括感官的（飲食男女），和精神的（愛、知識和美感）。平等理念的普及和個人主義、自我意識的甦醒，讓人追求普世的人性和人權。啟蒙人文主義推崇生命至上和人道主義，完全不涉及宗教和任何無助於人的實現的價值觀念，比如國家的榮譽和威望、民族主義或階級的聲譽；團體和黨派的尊嚴，以及其他一些神秘虛幻的東西：使命、辯證法和鬥爭。人道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平克歸功於印刷技術、書籍報刊的普及流通以及書報讀者的大幅度增加。18世紀是小說史的轉折點。小說自此成為一種大眾娛樂，不再拘泥於講述英雄、貴族和聖徒們的業績，而是再現普通人的悲歡離合以及奮鬥和失意。閱讀幫助人們設想他人的經驗與感受。讀者站在作者或主角的立場觀察世界。去看、去聽、去體會並未親身經歷過的場景，走進他們的心靈，分享他們對世界的態度和反應。共情是導向同情的自然通道。人們對自己的同類開始有更多的同情心，將生命和幸福作為價值的中心。形成人道主義或人權的甦醒。

中國號稱“禮儀之邦”，以倫理道德約束人民。但歷史上戰爭，殺人，酷刑，暴力都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外交部發言人爭當戰狼，民間有暴戾之氣。鄰國地震，舉杯遙慶；世界戰端，幸災樂禍。原因之一是中國歷史缺了啟蒙人文主義這一課，民眾文盲半文盲率高，讀書少，社會缺乏人文主義精神。加上中共執政以來，以階級性排斥人性，以民族仇恨煽動愛國主義。造成大眾三觀中缺少人性和人道主義成分。歷史上，在政權殺人方面，中俄獨領風騷。而今天兩國都成為對世界和平的現實威脅，因為它們都有改變世界現存版圖的妄想。也是康德理論中挑起戰爭的極權國家。

“人權觀察” 稱美國在2008年轟炸塔利班的行動中恪守人道主義原則，為“最低限度傷害平民的良好記錄”。2004年至2010年間，阿富汗戰爭的平民死亡大約是5300人，其中80%是被塔利班而不是聯軍所殺害的。對於這樣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而言，這個水平相當低——相比而言，越南戰爭中至少有80萬平民死於戰火。政治學家維克托·阿薩爾和埃米·佩特審視了1950年以來124個國家中337個少數族裔的狀況。美國和歐洲的少數族裔的處境最好，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歧視。在亞洲、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中東地區，雖然自冷戰以來情況都有所改善，但少數族裔仍然受到合法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