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1)

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紀的敘事史。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冷戰、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滅亡、多個帝國的崩塌。許多歷史事件我們曾經親身經歷,對今天仍有影響。對20世紀的解讀必然深深影響我們對今天世界的展望。本書史料詳實，文筆生動，洞見深邃，很少讀到這樣精彩的歷史巨著。閱畢非常喜歡。
           
關於弗洛伊德：他不是個科學家，而是個偉大的藝術家。經過80年的實踐檢驗，總的來說，他的治療方法被證明是代價高昂的失敗，只適合哄哄那些悶悶不樂的傢伙。精神分析的核心觀念在生理學上毫無根據。事實上，那時人們還沒有發現孟德爾定律和染色體遺傳理論，還沒有認識到先天性代謝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經刺激機制，這些東西聯合起來證明他的治療方法是無效的。正如彼得·梅達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樣，精神分析有點類似於催眠術和顱相學：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個理論是錯的。此外，正如卡爾·波普爾當時非常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弗洛伊德對待科學驗證的態度完全不同於愛因斯坦，而更像馬克思。他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不是使用經得起實驗檢驗和反駁的具體內容，而是使之包羅萬象，很難檢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了現代政府能夠快速地擴張自己，並以貪得無厭的胃口發展自身，既是為了消滅敵人，也是為了對自己的公民行使專制權力。威爾遜政府熱心地把美國帶入了大政府。有一個燃料管理局，推行“無煤氣星期日”活動；有戰時勞工政策委員會，插手勞資糾紛；有赫伯特·胡佛領導的食品管理局，給商品定價；還有一個船運委員會。核心機構是戰時工業委員會，它的第一個功勞便是廢除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這是社團主義的一個確鑿無疑的標誌，啟發了“新邊疆”和“大社會”的觀念。1917年的戰時社團主義開始了美國現代史上最大的連續性思潮，起起伏伏，林登·約翰遜在1960年代晚期開創的龐大福利國家使之達到了高潮。約翰·杜威指出，戰爭削弱了迄今為止不可抗拒的私有財產權。與此同時，限制性的新法律，比如《反間諜法》（1917）和《反煽動法》（1918），常常被野蠻地推行：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斯因為一場反戰演說而獲刑10年，一個阻撓徵兵的人得到了40年刑期的判決。1917年這個危機之年都證明了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生死與共，休戚相關。

關於蘇聯：驅使列寧的動力是一種炙熱的人道主義情懷，類似於聖徒對上帝的愛。但他的人道主義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激情。它包含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對具體的人沒多少愛，甚至也不感興趣。他沒有把那些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同志）看作鮮活的個體，而把他們看作接受其觀念的容器。

俄國人總體上崇尚暴力，以及對生命的缺乏敬畏（再次被烏克蘭戰爭驗證）。相比末代沙皇平均每年因各種罪行處決17人，在1918～1919年，契卡僅因為政治罪就平均每個月處死1000人。 一位格別烏人員對《曼徹斯特衛報》駐莫斯科記者承認，無辜的人遭到逮捕，這是很自然的事——否則就沒有人害怕了。他說，如果人們僅僅因為具體的不法行為而遭到逮捕，那麼其他所有人都會覺得自己是安全的，因此隨時可能背叛。

蘇聯政權在二戰期間和之後侵占了5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全都在歐洲；它是僅有的擴張主義強國。40多年來，蘇聯違反或廢除了它簽署的58份條約中的45份。

在1970年代，隨着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蘇聯實力的上升，國際恐怖主義事件（爆炸、轟炸、暗殺、扣留人質、綁架等等）穩步增長，從1971年的279件增長到1980年的1709件。暗殺始終是克格勃的專長，從1971年的17件增長到了1980年的1169件。在極權主義社會，全權的秘密警察本身就被允許未經審判隨意逮捕、監禁、酷刑、實施司法謀殺和暗殺，這樣的社會對恐怖主義幾乎沒什麼顧忌。而自由民主社會則有很多顧忌。1970年代的教訓是，恐怖主義積極地、系統地、必然地幫助了極權國家的蔓延；在法治國家與極權主義國家之間，它明顯有利於後者；它利用了自由社會的自由機構並因此危及後者；它削弱了文明社會捍衛自己的意志。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了社會工程的時代。一些專家希望更進一步，讓工程師當國王。托斯丹·凡勃倫是20世紀前四分之一的時間裡美國最有影響的進步主義作家，他提出，工程師應當取代商人，消除有閒階級的價值觀和盈利動機，為了消費者的利益管理經濟。蘇聯比其他任何社會都更加廣泛地並在更長的時期內信奉社會工程，在那裡，此事或多或少地發生了，工程師成為統治階級的重要部分（儘管至今尚未給消費者帶來多少好處）。

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道德上講，蘇聯政權與其說是一種合法的政府形態，不如說是一個自保江山永固的陰謀。

關於西方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崇拜：那些科學家（他們習慣於評估證據）和作家（他們的職責就是研究和批評社會）竟然如此輕信地對粗陋不堪的斯大林主義宣傳照單全收。只能解釋為他們需要相信，他們想被騙。因此，阿瑪貝爾·威廉斯-埃利斯給一本介紹白海運河建造的書寫了一篇導言說：“在原始森林中，一項很難對付的工程，由成千上萬個國家的敵人，僅僅在37個格別烏軍官的幫助下完成了，這個故事是曾經出現過的最激動人心的故事。”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談到了同一工程：“想到這一點真令人開心：對格別烏的成功，我們要正式表達最熱烈的欣賞，他們不僅完成了一項偉大的工程壯舉，而且實現了人類改造的一次勝利。”哈羅德·拉斯基稱讚蘇聯的監獄使囚犯能過上“充實而自尊的生活”；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記錄道：“勞動營在整個蘇聯贏得了很高的聲望，被譽為成千上萬人改過自新的地方。”她又補充道：“蘇聯改造犯人的方法是如此眾所周知而富有成效，以至於如今的罪犯常常主動申請去勞動營。”蕭伯納寫道，在英國，一個人走進監獄時還是個人，出來時就成了罪犯，而在俄羅斯，他進去時“是個罪犯，而出來時就會成為一個平常人，不過，勸他出來得費很大的勁。據我所知，他們很願意待在裡面，多長時間都行”。

法西斯和社會主義的同質性：墨索里尼通過支持僱工反對地主，從而把弗利省變成了一座社會主義孤島。他堅持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是徹頭徹尾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妥協的國際主義者。列寧興高采烈地寫道：“意大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和暴力革命的活動家，墨索里尼有六個顯著的特徵：完全反對資產階級議會和任何類型的改良；政黨作為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工具，高度集中，等級森嚴，嚴守紀律；一個由職業革命者組成的領導階層；不相信無產階級自我組織的能力；認為可以通過革命者——自封的精英——把革命意識從無到有帶給民眾；最後，在這場即將到來的階級鬥爭中，組織化暴力將是最終的手段。

希特勒的政策是創立一個先鋒精英黨，這個政策是根據列寧的經驗設計出來的。實際上，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到最後依然是一個列寧主義者，尤其是就他的如下信念而言：一個高度守紀律的、集中化的黨——在獨裁的頂端達到極致——是唯一能夠完成一次根本性革命的工具。一旦掌權，希特勒便推動這個黨系統化地接管所有的社會機構，恰好像列寧所做的一樣。起初，他計劃以列寧在1917年所使用的同樣的方式——即通過一場準軍事暴動——來奪取權力。

希特勒把自己看作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國家每個個人或團體都應當毫不猶豫地為國家政策而工作。因此，誰實際上擁有工廠並不重要，只要那些管理工廠的人奉命行事就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延伸得更深。它並不改變事情的外部秩序，它只是重整人和國家的關係。……我們為什麼要把銀行和工廠社會主義化呢？我們要把人民社會主義化。”

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本質方面是意識形態夥伴，他們都追求烏托邦，這樣的烏托邦乃是建立在把人類劃分為精英和奴隸的基礎之上。他們只是偶然地成為對手，讓他們的政權互相爭鬥。希特勒直到最後依然是個社會主義者，儘管是個稀奇古怪的社會主義者。

納粹黨魁當中，希特勒並不是唯一的“波希米亞人”。芬克創作音樂，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漢斯·弗蘭克寫詩，戈培爾寫長篇小說，羅森伯格是個建築師，狄特里希·埃卡特是個畫家。希特勒給德國人帶來了公共生活統一的一面：壯觀的場面、列隊遊行、演說和慶祝儀式。社會主義美學和法西斯美學本質是相同的。

希姆萊用自己的公務車送自己年邁的父母時，他總是記下成本，並讓人從自己的薪水中扣除。

現代德國的悲劇是一個活生生的教材，說明了允許學院生活政治化，不管偏向左還是偏向右，結果同樣都是災難性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真理的源泉都被毒化了。大學尤其是教授都壓倒性地站在文化一邊。德國語言文學的權威和教師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歷史學家是最糟糕的。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曾寫到德國的天命之約，警告猶太人不要擋這個“年輕國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