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已經被我們遠遠拋在腦後了，但是我們尚未學會生活在21世紀，或者最低限度學會21世紀的思維方式。那本不該像看上去那麼困難，因為在上個世紀的經濟和政治領域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理念顯然已經消失在歷史的下水道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概念曾經是我們思考當代工業化經濟體系或者一切經濟體系的方式。
我們已經嘗試過以上兩種主義的純粹形式：蘇聯式的中央政府計劃經濟和完全不受限制、不加控制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第一種嘗試失敗了，隨之瓦解的還有歐洲共產主義政治體系。第二種正在我們眼前崩潰，在這一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從某種程度上說，本次危機較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那次更加嚴重，那時候經濟的全球化程度沒有今天這麼發達，並且危機影響不到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此次全球危機的後果有多嚴重、其影響將持續多久，但是我們能夠肯定的是：本次危機標誌着自瑪格麗特•撒切爾【譯註1】和里根總統【譯註2】以來在全世界各國政府占支配地位的那種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終結。
那些相信所謂無國界的、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信某種國際性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人們，和那些相信未被追求利潤的私人行為污染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人們都面臨了無能的尷尬處境：兩種主義都破產了。就如現在和過去一樣，未來屬於公共的和私有的經濟以一定形式結合在一起的混合經濟。但是如何混合呢？這個問題是今天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問題，特別是站在左邊的人們。
沒有人會認真地考慮回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不僅因為其政治上的缺陷，而且因為其經濟上日益增強的惰性和低效，雖然我們不能低估他們在社會和教育方面讓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另一方面，直到全球自由市場去年【譯註3】的內爆之前，即便在北方資本主義的富國和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譯註4】中的社會民主派或其他溫和的左派都已經越來越信奉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成功。事實上，蘇聯解體至今，我想不起來有任何黨派或領導人譴責過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不能接受的。沒有哪個政黨比新工黨【譯註5】更專注於自由市場經濟的了。他們的經濟政策在托尼•布萊爾【譯註6】和（零八年十月前的）戈登•布朗【譯註7】時代可以毫不誇張地被形容成“穿褲子的撒切爾夫人”。美國民主黨的經濟政策也是一樣。
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工黨的基本理念是：社會主義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可以依靠資本主義制度創造出比任何其他制度能夠創造出的更多的財富。社會主義者需要做的只是保證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然而自七十年代以來不斷加速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工黨越來越難以堅持這一理念，同時又使得工黨和任何社會民主黨派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支持和政策的基礎遭到致命的損害。八十年代的時候，許多人都認為：工黨的船很可能會沉沒；要保證它不沉的話，必須改頭換面才行。
但是工黨不僅僅是改頭換面了。在被看作撒切爾主義經濟復興的衝擊下，自1997年以來，新工黨全面接受了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或更準確的說是神學。英國解除了對市場的管制，把企業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和德國、法國和瑞士不同）停止製造商品供出口，把錢都投入到打造全球金融服務業中心和為前來洗錢的億萬富翁們打造天堂。這恰恰是為什麼本次世界經濟危機對於英鎊和英國經濟的衝擊很可能會比其對於任何一個西方主要經濟體要更具有毀滅性，並且英國經濟的復原也會更加困難。
你也許會說：一切都過去了，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混合經濟體制了。我們又可以使用工黨的老一套做法——一切取決於國有化——讓我們再次使用工黨本不該收起來的那些辦法好啦。這麼說好像在說：我們知道如何使用那些辦法。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們。首先，我們不知道如何克服眼下的危機。世上沒有一個政府、沒有一個中央銀行、沒有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知道該怎麼辦。他們全都像一個深陷迷宮的盲人，試着用不同的棍子敲擊牆壁想要找到出路。其次，我們低估了政府和決策人員中自由市場之毒的程度之深，畢竟這毒品讓他們過去幾十年來感覺如此之好。但是我們真的遠離了那個認為牟利的私營企業總是更好、更有效的假設了嗎？我們真的遠離了那個商業組織和商業會計應該成為公共服務、教育和研究部門的模式的假設？我們真的遠離了那個富有階層和其他階層之間的日益擴大的鴻溝無關緊要，只要其他人（除了占少數的窮人）能夠過得好點兒就行的假設？我們真的遠離了那個一個國家需要的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最大限度地保證經濟增長和商業競爭力的假設？我不這麼認為。
但是一項進步的政策需要的不僅僅是和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和道德的假設之間的更大的決裂，還需要回到那個把經濟成長及其帶來的富裕看作手段而非目的的信念上來。經濟成長的目的是其對人們的生活、對人們改善生活的機會和他們對生活的希望的影響。看看倫敦吧。當然倫敦的經濟繁榮對我們都很重要。但是考驗首都狹小的地塊上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的不是其對英國GDP的20%或30%的貢獻，而是其對生活和工作在這裡的數百萬人的影響。倫敦人能夠過上什麼樣的生活？他們能不能承受這裡的消費水平？如果不能的話，倫敦是超級富豪的天堂這一事實不能補償物價對倫敦人的影響。他們能否得到報酬優厚的工作或任何工作？如果不能的話，我們有什麼資格吹噓那些米其林（Michelin）【譯註8】雜誌上評星的餐館和餐館裡的裝腔作勢的廚師們？或者孩子們是否都有學上？倫敦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多到能夠組成一支足球隊這一事實不能抵消學校不足的問題。
對於一項進步的政策而言，真正的考驗不是私人意義上的，而是公眾意義上的；不僅是個人收入增加和消費增長，還應該包括機會的增加以及阿馬蒂亞•森【譯註9】所謂的通過共同行動創造出來的所有人的“能力”。然而那意味着，它必然意味着，公眾的非盈利計劃，即便只是要重新分配私人的財富積累。公共決策要指向社會共同的進步從而造福全人類。這才是進步政策的基礎，而不是什麼經濟增長和個人收入的最大化。在對付本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環境危機時，進步的政策將至為重要。無論我們採納什麼意識形態標語，進步的政策意味着一個比英國政府想象中更加巨大的、從自由市場向公眾行動的重要轉變。並且，考慮到經濟危機的危急性，這一轉變的發生可能會相當快。時不我待。
本文發表於2009年4月10日的《衛報》。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年 - 2012年），英國歷史學家，共產黨員，10月1日剛剛去世。
【譯註】 1. 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生於1925年），於1979年至1990年任英國首相。 2. 里根總統（President Reagan，1911年－2004年），美國第40任總統（1981年－1989年）。 3. 這裡指2008年。 4. 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一般指大洋洲的一個地區，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和鄰近的太平洋島嶼。地緣政治學來說，有時用來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5. 新工黨（New Labour），是英國工黨在1994年至2010年之間的一種說法，那時候工黨的領導是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 6. 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生於1953年），自1994年起任工黨黨魁，1997年至2007年同時任英國首相。 7.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生於1951年）， 2007年至2010年曾任英國工黨黨魁和首相。 8. 米其林（Michelin），法國知名輪胎製造商，並出版米其林美食和旅遊指南。 9. 阿馬蒂亞•森（英語：Amartya Sen，又譯為沈恩，1933年生），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