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雨田是我网上结识的好友。我们有不少共同处：同是上海人，同龄同届，都是家里的老小“阿五头”，同爱好唱歌，有着相近的政治观点。她的四、五十年前上海过年杂忆，也就和我的差不多。读来带出不少昔日回忆，很是宝贵温馨。 比她 “幸运”些的是，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我上面有仨姐。虽然她们都下了乡，但在东北插队的大姐常在11、12月就回上海。所以炒瓜子炒花生等既麻烦又要掌握好火候的“含高技术量”活儿，还轮不到我。：） 其余如擦玻璃、排队购年货等“高难度”活，也是与兄姐一起分担。不过“好像每个上海小姑娘都学过做蛋饺”，这话应该没错。
雨田：杂忆过年 （一） 第一个记忆深刻的春节是上世纪60年代中叶，应该是我9岁那年的春节，因为一直记得那年过年时穿的一件新灯芯绒外套。这两天把老照片找出来翻翻，证实了我的记忆。虽然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差，但是新衣服也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得穿。看那时的照片，这件衣服穿了好两年，几年后的照片里还是穿着这件衣服，衣服已经短得下摆飘在肚子上了，说明这件灯芯绒外套应该是唯一一件比较像样的冬季服装。 对那年春节记忆深刻的还有另两件事。一是那年大年夜时家里灯光特别明亮，厨房里奶奶妈妈忙着烧煮，爸爸在客厅正中天花板上挂了个大红灯笼，显得特别喜庆洋洋。上海（或说我家）不像北方农村，过年没有贴对联剪窗花挂灯笼的习俗，那是自我记事以来唯一一次家里过年挂红灯笼装饰。那个灯笼不是自家做的，是从店里买来的。 记得顶牢的是吃完年夜饭后，父母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大堆爆竹（上海人叫炮仗）和花炮。哥哥们都高兴得上窜下跳，跑出跑进，有的拿着香，有的拿着纸捻子，有的干脆就拿一根爸爸的香烟来点炮仗和花炮。那时那种一串一百个的小炮仗舍不得一下子放完，拆散了放口袋里，一个一个掏出来慢慢放。啪的响一下，啪的又响一下，听得心满意足。有一种细细的像一根香似的烟花，拿在手里点着了，嗤嗤嗤地火花四射，很好看。还有一种冲天炮，像火箭一样。在它屁股后面点着，一脱手后就刷刷刷冒着火花往高空窜。我那时胆子小，不敢把爆竹拿在手里放，胆战心惊地点上引信后，不管着没着就赶快扔出去，结果好多没点着都浪费了。哥哥们都有自己的爆竹，顾不了理我。我口袋里揣着小炮仗，手里拿着冲天炮，跟在哥哥们后面。我后面则跟了一堆邻居男孩，都抢着要帮我放炮仗，其实是过他们自己的瘾。最后的高潮是大家围在一起看放花炮。爸爸拿出一堆花炮，有在地上转圈的，有像夜明珠升空的，有像礼花四射的。现在想来那年算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之间一个政治上相对平静，物质上相对富足的年代。父母工作相对顺利，故而心情还好，这些都从过年上体现出来。唯一的遗憾是，我那件新外套不小心被爆竹炸了一个小洞。不过后来经妈妈巧手修补好，看不出痕迹了。
（二） 如果说对童年时春节的回忆，大都是有关玩乐吃喝的，那么一想起少年时代的春节，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干活”。上世纪70年代初，家里四个哥哥都“被”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和边疆。我已上中学，能够帮助奶奶干活了。春节总是在寒假期间，所以节前要做的各种杂事时，比如打扫卫生，置办年货等等，我成了当仁不让的主力队员。 过年前的大扫除，我的第一任务是擦玻璃窗。先用抹布蘸水擦去积灰，然后用旧报纸把玻璃两面打光擦亮。上海的冬天阴冷，我每年手上都要生冻疮，手在冷水中洗抹布觉得像上刑罚一样。在寒冷的空气中用报纸擦玻璃窗的滋味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容易把前前后后的玻璃窗都擦干净了，赶紧到奶奶生的火盆边上烤手取暖。
过年还有一项活儿是给地板打蜡，这事的困难程度也不小。记得好像房管所一年就在春节前发一次蜡，排队领来蜡后，找合适的一天开始打蜡。打蜡前先要把家里的家具主要是桌椅板凳啥的移来挪去，空出地方来，用回丝或旧布把蜡在地板上薄薄地抹一层。然后等几个时辰，蜡干了后，用一个很沉很沉的蜡拖把在地板上来回拖，让地板光亮。说这事困难程度不小，倒不是因为蜡拖把相对于我那时矮小的身躯来说很沉重。说找合适的一天也不是等黄道吉日，而是因为整个大楼几十户人家只有两个蜡拖把供各家轮流使用，为了争抢这个拖把邻居之间没少闹矛盾。后来爸爸到旧货店和单位里找来材料自己做了一个才算解决了问题。记得那个蜡拖把的柄是爸爸单位下属一个剧团的道具-孙悟空的金箍棒。反正文革了，那些“四旧”戏也不演了，道具也没用了，做了拖把柄算是物尽其用了吧。 过年前办年货是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那时全中国都处于疯狂的非正常状态，“革命”一直在抓，“生产”基本瘫痪，结果就是物资极度贫乏。那时的上海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必须品都是按人头凭票证供应，保证饿不死，但也活不好。过年时政府按惯例要增配各类食品，鸡鸭鱼肉，白糖，豆制品，各种南货(不知为啥叫南货)—年糕，粉丝，赤豆，干果。。。，甚至什锦糖。
哥哥们离开上海时户口都被注销了，我家从8人的大户变成了4人的小户（奶奶，父母和我），各类票证一下子缩水好多，比如本来大户可以买一只大公鸡三斤带鱼的，现在成了小户只能买一只小母鸡两斤带鱼了。不过好在哥哥们回家探亲时，都会想法设法竭尽所能带些当地的土特产，记得在淮北的大哥二哥带回麻油红枣花生米，山芋粉丝黑芝麻，甲鱼猪肚老母鸡等等，在黑龙江的三哥四哥带过带黄豆白糖葵花籽，金针木耳猴头菇等等。得益于几个哥哥当搬运工，我家的物质供应在当时的上海和大多多数邻居相比，算是相当丰富的。 过年前除了打扫卫生，绝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准备吃的上面。清晨三、四点被奶奶拖起床来，睡眼朦胧地跟着去小菜场排队买鸡鸭鱼肉豆制品。白天去南货店买各种凭票还要排队的年货，糯米芝麻年糕粉丝赤豆和炒货（所谓炒货是指花生或花生米，葵花籽或南瓜子，香榧子或核桃等等，都是只能挑一种买）。买回家后，炒瓜子炒花生都是我的任务，炒花生要用沙炒，炒瓜子火不能大怕炒焦了。好像是无穷无尽地炒呀炒呀，炒了一锅又一锅。炒完后奶奶把花生装在一个大蓝花瓷瓶里，把瓜子用个大铁桶装上，春节有客人来时拿出来招待用。 还有更多要吃的要准备。买来的年糕三根一排横竖交叉叠着，要把它们一根一根掰开，放水里泡软，然后切成薄片，再晒干以供今后一年享用。切年糕片比炒瓜子花生还要单调吃力，因为年糕即使泡过水还是很干，切时要用力操刀才行。每每切到虎口发红爆裂。
上海人年初一早晨要吃汤圆，汤圆是用水磨糯米粉包黑洋沙猪油馅做成的。这些都是要从原始材料开始准备起的。磨水磨粉有专门的小石磨，我家没有，要到妈妈的同事家借用。跟着妈妈提着糯米和锅子等一应物件去她同事家，花一下午，一勺米一杯水地慢慢把糯米磨成粉浆盛在锅里，拿回家来后滤去水，把粉摊开在竹匾上晾干，这样保存的时间可以稍微长点。做汤圆是比较轻松开心的事。妈妈已经把馅心用猪板油黑芝麻和糖搓成一个个小圆子，只要掐一小团水磨粉，用拇指揿成小碗状，把馅心放进去后合拢搓圆就成了。 另外一个非我莫属的任务是做蛋饺。上海人年夜饭的饭桌上，一定有一道菜叫全家福，基本食材是肉圆肉皮蛋饺粉丝冬笋片熏鱼等。虽然每家人家可能放不同的东西，蛋饺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蛋饺型似金元宝，讨个来年财源滚滚的吉利意思。好像每个上海小姑娘都学过做蛋饺。拿一个钢宗(铝)汤勺在火上烧热，倒一点点油在勺子里荡一荡，倒一勺蛋液进去，把勺子一转，一张蛋皮就摊好了，放上一撮拌好的肉馅，把蛋皮一角折过来盖住肉馅，一个半圆形的蛋饺就做好了。做蛋饺通常是节前我该干的活中的最后一项，在大年三十做完后，就开开心心等过年了。
蛋饺制作过程（图片由雨田提供）
今年的过大年 蛋饺（图片由雨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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