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校友（也是学弟的太太）好文。文较长，真情感人。文笔洒脱、清新、隽秀。
幻梦般的悠扬：父亲湮埋70年的《青春之梦》 嘉珉
2014年5月1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五月天。我和先生一早赶到昔日低矮的“牛奶棚”，而今雍容气派的上海图书馆。
好友等在门口，来不及交换多年未见的问候，她急匆匆地领我们穿过宽敞的服务大厅，径直走到位于内角的借阅处。“刚刚从书库里调出来，还没开，就等你们来了。”
隔着柜台，工作人员递过一本比巴掌略大，透满岁月痕迹的薄薄的小册子。我小心翼翼地接到手中，这才发现外面包了书皮，面子的左上角题写的“青春之梦”四个字，像极了先父的字体。
“能给我们看一下么？”我恳求工作人员，“很快的。” 得到对方首肯后，我轻轻地打开书，“青春之梦 潘清劭著1946年 ”几个黑体字赫然映入眼帘。屏住呼吸，我又翻了几页，谢天谢地，纸张没有破损的迹象，满篇简短的句式，确切无疑是一本诗集。
非常幸运地，这近七十年前印制的十几张纸片，经历了岁月的涤荡，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一 得知父亲会写诗，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正逢批林批孔，一天语文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批判稿上台宣读。想想初上学的孩子，连字都认不了几个，哪里会写稿子? 我干脆央着父亲代笔，共得二十字，排成整齐的四行，每行五个字。我把字认全了，一念还挺顺口，第二日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交差。
不曾想课堂上批判会一开，小朋友们个个犹如段子手，讲话一套一套的，半点不像我准备的东西！我吓得心蹦蹦乱跳，脑袋发晕，不知该如何应对。待老师把我叫上讲台，我结结巴巴地往那可怜的二十个字里搀了点杂货，以为尽量拉得长一点点就可以过关，然后——就楞在了台上。
“完了？”老师很惊讶。 我尴尬地点点头。
“下去吧！”老师做了个手势，我低着头返回自己的座位，感觉傻透了。
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我气鼓鼓地向父亲抱怨。 父亲轻描淡写地回答：“搿是五绝诗，老师应该晓得额。”
听到这个新名词，我懵了：“老师明明叫写批判稿，么叫写五——脚——诗。” 父亲一点也不动气：“阿拉是解放前上学额，只会写搿个。”
“侬爸爸就是搿个样子，”先母常常为此做证：“原来谈朋友，分手个辰光，伊专门塞搿种拨吾，看啊看不懂。”
在孩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桩很奇怪的事: 既然母亲不喜欢读什么诗，父亲有啥必要写；既然母亲不喜欢父亲写给她的东西，为啥又跟他结婚?
从懂事起，就知道父母极其的不般配。父亲高高胖胖，一脸和气的样子，见谁都笑眯眯。他最喜欢戴一顶列宁帽盖着毛发渐稀的脑门，穿件卡其布中山装，蓝布裤子总是皱巴巴的，还常带块补丁，打赤脚套一双布鞋，乍一看还真猜不出是个文化人。
文革时期我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华山路正门对面，那里共有四幢二层楼房，分成两个互不相通的弄堂，我们住的在左边。这些房子在20世纪50年代供苏联专家居住，后来分给教工，80年代末期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博学楼宾馆。
父亲每日穿过马路，到靠近校门口的交大图书馆马列主义图书室上班。因他曾是工农速成中学（简称工农速中，现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首批老师，还执教过交大夜校部，邻里间有不少是父亲昔日的学生，平日里就听见潘老师长，潘老师短，喊得特别亲热。父亲在弄堂里人缘好，被大家推举着干点公益，比如定期把各家的小电表与弄堂的总电表轧帐，算出各家需要额外支付的金额。 
而母亲则完全不同，她身材高挑，体型适中，天生略带中国人里罕见的卷发。作为幼儿园的老师，母亲弹琴唱歌跳舞受过专门的训练，并且对穿着打扮很有天分：普通的蓝布装用颜色相仿的围巾打出花样配上，立刻显得与众不同。尽管文化程度属中专，但不知怎的，在堂堂的大学院子里，母亲看上去比高等学府的女教授更显洋气，“派头老好额”。与父亲的和蔼亲切相反，母亲在弄堂里像个外人，通常只与邻居们客气地打招呼，很少套近乎拉家常。
父母亲气质迥异倒也罢了，可恼的是他们彼此互不欣赏，家庭如同战场。战火通常由母亲点燃，她喋喋不休地数落父亲，父亲铁板着脸，保持沉默，偶尔还嘴，则激起母亲更强烈的反应。
“要不是为了?小囡，我老早就离婚了!”从小到大，母亲恨恨地说过无数遍这样的话，对她也许是出气，而身为她的小孩，则因无端承受这份沉重的罪责而惶惶不安。
从此，让母亲受“蒙蔽”，给我带来羞辱的“诗”，便在我的小脑袋里划上了大黑叉，即使日后课本上接触到真正的诗篇，我也从未在领悟上开过窍。
“爸爸去世前几年，”2014年初春，在准备回国参加大学和中学聚会时，我突然想起了往事：“曾对我讲过一次，说他在解放前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解放后烧掉了，从来没告诉别人。” “后来呢？”先生问。 “我听过就算了，爸爸没有给我任何细节，以后也没有再提起。”
二 父亲是个小心谨言且守口如瓶的人，在他的暮年提到这个在心里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实属意外之举。我在成长过程中发现，大人的秘密是留给他们自己的，其实并不希望孩子介入其中。
比如楼上的邻居，她的丈夫曾留学苏联，文革中自杀身亡，交大就把这幢上下连体的住宅一拆为二，楼下的一间分给我家。父亲与邻居说话从来都是客客气气，要不是母亲在家嘀咕，哪里会料到这家有苏联特务嫌疑。76年她家女儿帮男朋友在人民广场贴传单，支持“四五事件”，被公安局夜晚来家抓走。此后我常看到女儿从监狱里寄来的明信片，但父亲与邻居说话一如既往地平静，从不问及她的家事，而母亲则对邻居冷淡如初，这惊天动地的大事居然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至于我家，我也慢慢觉察出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呢！原来母亲的娘家在解放前开有一家工厂，外公作为资方厂长，在文革时被批斗抄家，下放车间劳动，居住的房子被没收。总之，外公是一个曾经剥削工人的“凶恶的资本家”!
小时候华山路上多有游街批斗活动，因我们的弄堂对着人来人往的交大校门，旗帜飘扬的大卡车常在弄堂口停下。一阵热闹的锣鼓声过后，一个个低着头的“坏蛋”被推到卡车边沿，车上有穿军装带红臂章的人领着大家喊“打到XX”的口号。此时已是文革后期，见到的批斗活动只是动动嘴皮子，当场对敌人施展拳脚的场景并未出现，但即便如此，在一个孩子的眼里这一幕已是极其恐怖。 
我的天地在瞬间上下翻转：慈眉善目的外公怎么看都不像坏人，我根本没法“恨”他！
“嘉珉，外公外婆来了！”我正坐在弄堂里的阴影下低头剥毛豆，对面邻居高声提醒。 我一抬头，这不，外公已经跨进了弄堂大门，他甩着手轻松地走着，随后就是拎着包步步紧跟的外婆。外公外婆两人个头相仿，眉目相似，永远是“头势清爽，衣裳挺括”的标准。
我赶紧把手里的豆子放进木凳上的瓷碗里，站起身喜气洋洋地迎上前去。待外公进了家门，他习惯地往靠背椅上一坐，与父亲寒暄几句后，就抿着嘴听母亲和外婆拉家常，很少插话。 父亲忙着找出专门招待客人的茶杯，到厨房沏上茶：“当心不要直接放了钢化玻璃上。”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托盘，我端着越来越烫的茶杯，战战兢兢地快步回房，急着把杯子往桌垫上放，然后推到外公外婆的面前。越是怕出错，双手越是不听使唤，颗颗水珠从杯子里蹦出来，清清楚楚地溅在光滑如镜的玻璃板上。 不用看，我能感觉母亲的眼底冒出火光。
“杯子嘎烫，珉珉侬呒没事体伐？” 外婆不等我回答，又转向母亲：“吃了好比啥侪要紧，覅肉麻。”然后外婆从包里拿出几样东西，可能是一瓶麻油，一盒鸡蛋，一包白糖，或是一罐麦乳精，全是凭券或限购的食品。 与外婆的务实作风相比，外公关心的事比较玄乎，每次来他都问一声：“功课做好伐？”文革期间学校很少布置家庭作业，外公显然不知道，听到“做好了”的回答，就笑咪咪地很满意了。
外公和外婆总是结伴而来，偶尔的例外发生在某个夏日，外公下班后提着一瓶厂里发的冷饮水，舍不得花钱坐公共汽车，徒步走了十几站路给我们送冷饮。
“侬小辰光开刀，”母亲常提及我出生不久文革爆发，只能将我托人照料，谁料想不到一岁就要动手术。“医生讲现在新社会了，啥人看到过肠子里没一滴油水个小囡，我只好求姆妈救救侬。”外婆答应下来，派当时还未工作的阿姨们轮流来照料我，直到母亲找到可靠的寄养家庭。 既然外公是资本家，母亲就是出身有问题的人!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母亲在邻里间保持了极端的低调，不想引起任何注意和猜忌，但却瞒不过她的工作单位。那是个机关幼儿园，家长大都来自市府各部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师们如履薄冰，生怕惹祸上身。母亲全力争做可以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范，不光让家长满意，孩子服帖，与领导同事也关系融洽。但是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母亲下了班，就像演员卸妆离开了舞台，那份精气和光彩消失在她跨入家门的一瞬间。
好端端的晚饭吃到一半，母亲会突然转过身，将手指伸向床头柜，如果在红灯牌收音机的后面摸出一点灰，她的眼睛里霎时会燃起一团烈焰，喷向坐在她边上被指派打扫卫生的我。这时就看母亲手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扔了，如果是一只碟子或汤勺还好，要是一根筷子剁过来，戳到眼睛就吓人了。只要来得及，我就冲出房门，穿过厨房，逃到楼梯下面的厕所里，刚挂上搭钩，母亲已然追到，脚尖使劲踹着门，用全弄堂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叫：“侬搿只小驹，侬出来伐？侬帮我出来！”
感觉就像那站在卡车上被游街示众的坏蛋，我乖乖地打开门，满怀羞耻地跟母亲回到房间，见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把裁衣服用的木尺。 “把手伸出来，”母亲厉声喝道：“手心向上。”
打手心可能是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经典之作：既能惩罚孩子，又避免失手造成伤害。待母亲拿出木尺，她的气已消了不少，加上手腕乏力，打下来也不太痛。真正让我颤栗的是母亲上火的一霎那，爆发时也是出手最重的当口。
我天生笨手笨脚，扫地，擦灰，烧饭，处处都有破绽可以挑剔，更要命的是这抽查完全是随意的，运气好的时候几个礼拜太太平平，运背了隔三差五就碰上一回，全凭考官的心情而定。人生的诡异和无助，以它冰冷而强制的方式，影响着我的孩提时代。
不过母亲并没有像我从小被教育的那样，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她定期从徐家汇穿过市区去虹口看外公外婆，父亲则从不阻挠。 而在外婆家里，外公的权威丝毫没有受到挑战。外公每天出门前，外婆要作快速检查: 嘴角的饭粒有没有擦干净，衣领有没有翻好，口袋里有没有干净的手帕？吃饭时外公坐主座，他不动筷，谁也不能吃；遇上做鱼烹虾，外婆都是先剔鱼骨，或剥去虾壳，将纯肉放入外公的碗中。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外婆家过春节总是热闹非凡：舅妈阿姨们帮着炖上一大锅红烧狮子头，切白斩鸡，卤大酱鸭，冷盆热炒甜羹样样备齐，全家围着圆桌吃大餐庆新年。 “爸爸的名字怎么写？”先生打开手提电脑，点击谷歌引擎。 我犹豫了一下，“又不晓得他有没有用笔名发表。”
先生很乐观：“试试总是可以的，我还帮同学找到她爸爸五十年代发表的诗歌呢。” 几秒钟之后，屏幕上出现了让我膛目结舌的信息： 青春之梦 : 现代新诗集。潘清劭著, 1946年6月初版,由艺新印刷所承印。 
1946年，父亲那年19岁，他用真名实姓出版了这本诗集! 让人惊讶的还不只是诗集本身，信息中同时引用了其中一首《死的前奏曲》中的诗句:“这世界太黑暗, 这世界太腐旧;”很显然，“老古董”般的父亲写的是现代诗！ 三 父亲很少提解放前的事，有限的几次，大都与京剧有关。小时候吃过晚饭，要是天不下雨，父亲常会对我说：“阿拉出去散散步。”他说的阿拉是指他和我。
其实幼时我与父母蛮生分的。据母亲说在我出生那天，父亲赶到医院，一听是个女婴，转身就走；母亲闻讯流下满地的泪水，自称坐月子哭坏了眼睛。我的到来是如此的不受欢迎，父母居然都不记得究竟发生在哪个时段。
父亲这辈子，不知给多少亲戚朋友邻居的孩子起大名，在族里“嘉”字辈的女孩中，其他人的名字非玉即宝，而父亲独赐我为“石”，还用了一个生僻字！这名字在那个年代里显得极为突兀，从小到大班级里几乎没人能写对，连老师们也常常搞错。
幼年时我多半寄养或全托，在家不多的日子也常生病挂急诊。对于这种与我相关而又无力改变的局面，我应对的是畏缩而沉默的存在。 父亲一召唤，我赶紧跟着他往外走，心里高兴能摆脱母亲的掌控。尽管父亲从不告知散步的路线，时间久了，还是能发现他的规律。
比如每逢京剧《龙江颂》剧组到徐汇剧场来演出，父亲必去等退票。 “演电影里江水英个李炳淑老早是上海戏曲学堂京昆班个学生，”父亲就像一部京剧字典，啥事都知道。“我看过伊辣海学堂里个首场演出，伊拉搿届还有杨春霞邦华文漪。伊拉三个人里厢华文漪唱功好，杨春霞漂亮，李炳淑吐字清爽，字唱得清爽个还有赵燕侠邦杜近芳。”
在父亲提到的这些演员中，李炳淑已经成名，杨春霞后来凭借《杜鹃山》中的柯湘红遍中华，年龄偏大的杜近芳出演京剧《红色娘子军》，其风采远不如早年拍摄的《野猪林》（文革后复映），其他两位我在数年后才见到她们的演出。
那时全国人民争看样板戏，徐汇剧场门口站满了人，到处是“票子有伐？票子有伐？”的询问声。要是只等到一张票，父亲就让我进场看戏，散场时再来接我。我从未见过A角李炳淑，除了看到一次C角的李元华，江水英都是由B角陆义萍饰演的。
“我读书个辰光，”父亲不像母亲，家里几代上海人，他不光是“外地人”，而且还是“乡下人”，老家在绍兴上虞的五夫，是一个出门以船代步的水乡。父亲小时候在家做过放牛的牧童，后来去当地白马湖畔的浙江春晖中学上学，校名出自孟郊的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校当年曾有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等名师执教，不过最让父亲难以忘怀的是校园的湖光风景。那个时候祖父多年离家到上海打工，在黄浦区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工作，终于攒够钱在延安东路一幢公寓大楼里买下一间房，父亲得以入沪求学。 “有一个同学窝里是开戏院额，伊让我坐第一排，专门叫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叫好”的差事让父亲那么得意，几年后京剧老戏恢复上演，这才发现所谓叫好，就是当台上的演员展现精彩的瞬间，观众及时喝彩，其时机的掌握拿捏显示出欣赏者的功力深浅。 “爸爸，”我拉拉父亲的衣角，非常羡慕，“侬不要等退票就好进去看戏啊？”
“我帮伊写作文，”父亲解释道：“我读书辰光数学一般性，作文一直第一名。”当年凭作文成绩，父亲跳级进入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就读。“要是看不到白戏，我就买楼上最后一排个票，所有来上海个名角我侪看过额。”
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是漕溪北路。我们每次都走得很远，到一个有着很多车辆机械的大工地边上，那里正在建造上海体育馆，人称万体馆。
陪父亲散步很安神，他通常不说话，偶尔会向我沿途指点：这里是天钥新村，你出生的地方，那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老早门口总有很多人等着看电影明星。在文革多年没有变化的上海，万体馆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工程项目，我和父亲眼看着它从平地拔起，长高变大，最终成为一座雄伟的圆型场馆。而在这散步的过程中，父亲渐渐成为我最亲的人，而我也慢慢变作他钟爱的女儿。
待万体馆建成对外开放，父亲搞到一张乒乓球比赛的票子，他把我带到入口处:“侬自家进去，回来辰光过马路要当心。”
随着滚滚的人流进场后我才发现，这张票子的位子在楼上的最后一排，从那里根本就看不见小小的白色的乒乓球（后改成橘黄色）! 但我的兴致一点未减，沿着大厅边走边欣赏巨大的玻璃墙外的风景，经过每个砂滤水的台子都凑上去喝口水，那真是童年最开心的一天!
根据谷歌上显示的信息，父亲的诗集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有收藏。考虑到父亲是在上海创作出版的，我决定先委托好友在上海图书馆试试运气。
四月初，好友搜遍上图所有书目，毫无斩获，又查了联合书目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也没有寻到任何蛛丝马迹。 看来只能按原计划去国家图书馆探查了。我刚在大学微信群求援，立即有北京同学应声，但国图的访问同样不顺利，查作者没找到，相同书名倒有一本，却是不同的作者。
先生又通过百度查询无结果，仅有的信息还是来自谷歌。 正感觉穷途末路之际，四月下旬突然峰回路转，好友传来喜讯: 发现 1946年《青春之梦:现代新诗集》在上海图书馆有馆藏，因为本书属于民国图书“珍本”，故不会在上图的查询系统中显示。
我喜出望外，赶紧询问如何能见到此书，却被告知“珍本”原件需要领导签字后方能调阅。
终于，在飞赴上海的前夕，传来确凿的消息：上图的历史文献中心已到民国珍本库房核对了《青春之梦:现代新诗集》馆藏情况，的确是有一个很小的本子，与谷歌上显示的信息相符。为慎重起见，上图没有开启图书，只做保留以备调阅。
好友特地叮嘱：“你要有思想准备，民国的纸张是酸性纸，又是两面印刷，搞不好一碰就成碎片，是最难保存的。现在书的状况谁都不清楚，只能到时候再看了。”
四 “潘老师，侬来侬来！”门口有人叫着父亲，邻居们在几天前将弄堂的两扇大木门刷上新漆，待漆干透后，让父亲写门牌号。 我跟着父亲到了弄堂口，那里已聚了不少人，门前放着一张条凳。 “潘老师慢慢上，当心当心。”
待父亲跨上条凳，有邻居递过一个小漆筒，我仰望着父亲用小刷子蘸上白漆，在绛红色的大门上像描花一样仔细地写下1-8-5-9，他的数字很特别，外圈的转折处全是尖角，而内圈则是圆弧，在红色背景映衬下分外漂亮醒目。 “潘老师个‘1859弄’，华山路上好算头牌了！”
听到邻居们的称赞，父亲很开心：“搿个是阿拉伯字体，晓得个宁不多额。” 几十年以后，我搜遍网上的数字美术体，就是找不到父亲所称的“阿拉伯字体”，难道这是父亲为自己的数字表达起的名号？
虽说父亲坚称只会写格律严谨的旧体诗，可是除了我幼时读到的批判稿，他后来只动过一次笔，那是文革后为交大领导访问美国会见校友时准备的。据说在美国的老校友们古文功底好，席间可能会吟诗助兴，父亲拟了几首旧体答谢诗作应景之用。其实我那时已有疑惑：新诗早在父亲出生前就席卷文坛，为什么父亲的学校只教旧体诗？只是完全没料到这是他刻意的回避。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那段时期，家里一直洋溢着略带神秘的兴奋的气氛。当时交大学生中有不少高干子弟，其中的一些爱到图书馆二楼对着校门一边的马列主义阅览室碰面聊天，这里大概是交大最宽敞清静的场所。在大幅神态庄严的革命领袖画像前谈论国事，真是既妥帖又安全。学生们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并不刻意回避，父亲上班时听到的许多消息，后来都逐步得到证实。
而图书馆最热闹的地方是底楼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那里安着台油墨机，不停地印制大量的手抄本。手抄本只是流行的说法，其实多为铅字打印，有批判揭发，时事新闻，甚至小说诗歌，都是报刊杂志上见不到的内容。当时交大的手抄本在社会上非常走俏，真可谓一本难求。父亲下班回家，我首先盯着看他的手：是不是拿一沓散发着油墨味的装订成册的大本子? 手抄本的出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两部小说：《第二次握手》和《基督山伯爵》（故事简介）。
母亲那张时常阴云密布的脸变得晴朗了，开始带好吃的东西回家：大核桃，麦乳精，还有那成块状的用榔头才能砸开的黑巧克力。她每次去外婆家都挺开心的：外公落实政策了，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母亲尽管在单位里仍然谦逊上进，没了家庭成分的限制，她终于能上有演示性质的教学公开课了。待我将“小马过河”的故事听过30遍后，母亲的课上了电视。天天练嗓子琢磨语调，母亲数落父亲的次数明显减少，还“忘掉了”对我清洁工作进行抽查。
万没料到母亲不查我了，外公却上心来管我。每次来访，外公就让我拿出英文课本，念几段给他听。 “不是搿个样子读额。”外公对我的英文发音连连摇头，还逐字纠正。那英文就像天书，我是靠“皮鞋店里有阿姨（picture的上海音拼读）”式的上海话转译方式对付，而外公却要求卷着舌头，还要念出个调调来，这哪里学得会！
“又不怪小囡，”尽管从未进过学堂，外婆却初通文墨，尤其让人敬佩的是，外婆这个家庭妇女的判断力常常比见过世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公还要精准，“宁家老师就是搿个样子教额。”
考完英文，外公又要看我图画作业，哪料到我画出的东西毫无灵性，外公看了鼓励的话也舍不得给，让我好生闷气：这英文画画，连高考都不考（77年底恢复高考时英文不计分，后来逐年加大比例记入总分），外公盯着我干什么？
文革后我的作业量增加，而父亲饭后也有了新爱好，到对门新搬来的邻居家“讲大道”。对家的爷爷奶奶很欢迎父亲，他在那聊天看报，常常呆很久。他们的小孙女与我年龄相仿，性情特别温柔，笑得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找对门女孩玩，看到她家门口站着几个邻居，父亲的声音从房中传出来。我挤进房间，这才发现里面全是人。父亲坐在房中唯一的藤椅上，平日里那副木讷的样子奇迹般地消失了! 他脸上泛着红光，谈笑风生，噱头一个接一个，听众被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却不动声色。
“盖叫天‘十字坡’里厢打孙二娘，?勿晓得伐，伊年纪轻个辰光用个是双刀，两把刀贴了耳朵飞过去，惊险得不得了，年纪大了才改单刀额。伊解放初来上海，一把刀飞过去没插了台上，伊反应快，马上来一句：‘何方阶级敌人搞破坏？’阿拉坐了台下侪蒙脱，武松啥晓得阶级敌人？”
“我讲故事是练出来的。” 父亲提起往事: 解放前进报馆要加入三青团，他胆小没敢参加，而家里又没关系背景，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只能在小学做代课的体育老师。
我忍不住想笑，父亲走路跌跌冲冲，体育论哪样都不行，居然还曾以此谋生！
“我把学生关了教室里，讲三国水浒，伊拉想听故事，就不吵了出去白相了。” “幸亏读书辰光呒没参加三青团，否则真不晓得会出啥事体了。”对自己当年政治上的谨慎，父亲还是蛮感庆幸的，但对自己的另一次胆小，却一直后悔莫及：“可惜文化大革命辰光把老早淘个书当废纸称，一共卖了52块。”那时废纸才3分钱一斤，父亲当年一定是睡在书堆上了!
我捧着诗集，不敢再动，转而询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把这本书帮我复印一下？” “这是珍本书，复印损害太大，我们只能用扫描，帮你存到光碟中，不过价钱会贵一些。”
我听说能留复制件，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扫描吧!” 回到住所，我和先生用借来的计算机打开光盘，几十年深藏的秘密就要揭开了，我有些紧张：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夜阑人静，收拾着几首在去年为她而作的诗稿，似乎尚有一点‘顾盼往景，怅然神驰’的感慨。” ——《自序》
五 一个周日吃罢早饭，父母合力将家里的大床掀起来了。我第一次发现，床下的一排小箱子后面，全是沾满灰尘的各种盒子。 “帮帮忙，慢慢来。”父亲递给母亲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 一会功夫，盒子里面的东西上了桌，是一只我在电影里才见过的唱机!
父亲又蹲下身，打开地上另一只盒子，露出方方正正的彩色纸袋子。他拿起最上面一个袋子，从里面抽出一张大大的刻满一圈圈螺纹的薄片，随即站起身，将片子对着窗户仔细看了看，又对着它轻轻吹了口气，在阳光的照耀下，片子上面升腾起渺渺的尘雾。 母亲接过片子，熟练地放入唱机，轻微的沙沙声之后，房间里响起了激越的，嘹亮的，像是在弦上拉出来的陌生的乐曲。 “搿是京戏个胡琴，侬外公会——”母亲话未说完，“嘎”的一声，唱片不响了。 父亲连连摇头:“年数太多了，唱片也坏脱了。”
待将床底的货色全部移到房间的一角以后，父母又开始拆床架，随着床头板被移开，在一块横板下面，露出堆叠整齐，用塑料绳扎好的书籍杂志。当年我们这间房间与隔壁有一扇房门相通，后被堵死，父母就利用门口的凹档做了多年的隐形书柜。
“《大众电影》！”我发现成叠的用漂亮女明星做封面的画册。 这是母亲的收藏，她在文革前订阅了多年的《大众电影》。 
又一个周日，母亲出门很久才回家，胳膊下夹着一个崭新的照相本，她当晚就开始把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往上贴。母亲是家中的长女，自小就被爱交际的外公带出去见世面，待解放时已上中学，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她身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她年轻时上了彩色的肖像照，与那个时代的女性照在气质上很不一样，倒颇有三四十年代影星的风采。 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影：“咦，搿不是黄宗英么？”
“伊来指导辰光送我额，”原来母亲年轻时曾活跃在上海教工话剧团的舞台上。“我专门演老太太，是主角呢。”母亲指着剧照给我看，她的造型很像于蓝在《革命家庭》中母亲的打扮，“大家侪讲演得老像额，乔奇啊到阿拉搿搭指导过。”
随着家中旧唱片的逐张播放检查，我很失望地发现被父亲百般推崇的京剧和昆曲，真正是听也听不明白，反而是儿时熟悉的样板戏浅显易懂得多。最让人惊讶的是父亲并不是家中唯一的戏迷，母亲可以一字不差地演唱越剧和沪剧几十个段子，轻松跨越各个流派。她特别喜爱周璇的电影歌曲，嘴里常常哼着曲调。每回电台里播放《雷雨》，不管是沪剧还是话剧，总能立即捕捉到母亲的注意力，她听得那样专注，不准我们中途转台。我曾猜测母亲当年想饰演鲁妈，但长大后看电影《雷雨》，才意识到母亲在气质上更贴近的是繁漪。她在如花似玉的年龄演老太太，不见得是心甘情愿。
78年上海恢复重点中学考试，我报考了隔街的南洋模范中学，考完后就到外婆家过暑假。记得有个上午，我正读厚厚一本《武松》，耳边突然响起母亲的叫声:“侬搿只小驹来搿搭开心，我急啊急煞了。”她的声音却带着笑意。
原来考试发榜后找不到我的成绩，母亲急得跑教育局和学校到处问，前一天下午才得到结果。
这张市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真是神奇！我的存在给母亲带来那么多烦恼之后，终于也收获到喜悦。“阿拉嘉珉读书从来不要我操心额，”母亲以后跟人提及孩子读书时，常会加上一句，神情颇为自豪。不过在家中，她苛刻的语气丝毫没有改变：“木笃笃啥事体啊不懂，只晓得读书，下趟有搭苦头喫了。”
下午母亲带我回家，在外滩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换乘26路，而是往陌生的街道走，过了一会指着旁边的一幢大楼说：“搿搭是中百一店。”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上海最著名的南京路上。
母亲沿途指点着一些早知其名未见其形的建筑：第一食品商店，大光明电影院，东亚饭店，最后止步在街角一幢气派的大楼前：“搿搭是中百十店，老早的永安公司，阿拉进去看看。”
母亲一进门就询问布料柜在哪里，待到柜台，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到处寻找打折出售的零料布，而是细细触摸标价昂贵的整匹呢料。
母亲的反常举动在外公外婆的下一次来访中有了答案：外公拿到在文革期间被强行扣除的工资，被没收的老房子也让住回去。外婆让母亲帮忙选购物品，向在逆境中对老人们敞开大门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致谢。父亲事后发出感慨：“姆妈真是细心，拨伊个铜钿全部还回来。”我这才知道，当文革中外公的工资从近三百元降到十元四角生活费时，父母一直在经济上给予老人资助。
“躺在紫铜色的晚霞下底大街上， 有一位高贵的夫人在携着一个小孩步行。 当我的眼睛辨识了这是她的背影、 那痛苦的网线便将我的心儿扎得紧紧！” ——《大街》
六 父亲喜欢看电影，每次搞到电影票，总是催全家早点去，被母亲戏称为“恨不得等电影院开门好第一个进去。”
有一次他在邻居家闲聊时提到一桩往事：“《铁道游击队》电影要重放了，秦怡个芳林嫂人人侪讲漂亮。53年这本书出版前头，刘知侠到上海青年宫来开座谈会，我问伊为啥芳林嫂出来嘎晚，伊讲书写到一半，有人告诉伊写书没女主角搿个书卖不出去额，伊就临时加进去一个。” 在五十年代，父亲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加在青年宫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
说归说，父亲对电影明星的热情可比对京剧演员们低多了。但随着好莱坞旧片的重映，他宣布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名字： 英格丽·褒曼
“我有个同学窝里是开电影院额，每次褒曼个片子进来，我必定去看。”父亲看褒曼电影自然不花钱，还是老花头，代笔为同学写作文做交换。 我看的第一部褒曼主演的影片是《爱德华大夫》，褒曼那优雅高贵的气质立即征服了我，她也成了我的偶像。
日后交大包兆龙图书馆放录像，只要有褒曼的片子，我就给父亲加买一张票，他早早地等在放映厅门口，一定要我到了以后才一起进去。 只是像父亲那样土气的老夫子，会迷上褒曼这样完美的女神级电影明星，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
80年代初，上海各个场馆纷纷办起了舞厅，五音不全的父亲跟着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踏入五光十色的舞场。 “老潘，侬坐边上捧捧场。”
母亲将父亲安顿好后进了舞池，那里是她的天地：只要音乐响起，无论是快三慢四，或是伦巴探戈，母亲一概驾轻就熟，从容应对。母亲年轻的时代正受苏联影响，交谊舞盛行，她喜欢带十来岁的小妹去跳舞。据小阿姨回忆：当年坐在舞场边看热闹时，常有男士前来打听：你姐姐有没有男朋友啊？
母亲不光交谊舞跳得出色，而且娴熟男步，又乐于指点，在清一色女性的幼儿园老师中，这一特殊技能无疑大受欢迎，没多久在我们新居弄堂里也传出了名声。母亲一反文革期间的低调，成了里弄文艺积极分子。
记得曾有人称赞某位女士舞跳得好，一直在场边沉默的父亲突然插上一句：“就是脚尖缺乏弹性。”此话一语中的，不过出自不会跳舞的父亲之口，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当然最具权威的评论还是来自母亲，“快三（华尔兹）最看基本功了，轻重一掂就清爽了。”母亲所谓的“轻重一掂”，是指根据女伴在快速旋转时身体是否轻盈，男伴马上就能判断其跳舞的水平。
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后，时尚也转了向，被推崇的几乎全是母亲所擅长的: 唱歌，跳舞，化妆，打扮。母亲洗完头后，用海绵夹子将头发细心地一丛丛卷起来，待干后稍加梳理，便成自然起伏的长波浪，常引来同事邻居的问询：这发型是哪家理发店做的？
“侬搿种乡下人习气改啊改勿脱了！”在以朴素为美的年代过去以后，土气得一如既往的父亲让母亲越来越难以容忍。那时幼儿园老师都把菜带到单位里，中午吃饭前用大锅蒸热，午休时大家边吃边聊，是一个社交的时段。谁家的伙食精致，花样翻新，总能赢来啧啧称赞。而父亲连续几日干巴巴的豆腐干黄豆烧肉丁，让母亲很感丢脸，家里为此时有风波。
我特地向父亲当年的学生打探：他在工农速中教书时，班上都是经过选拔的工农子弟，大部分年龄与他相当，女学生也不少，是新中国重点培养的干部，大多日后走上领导岗位。但父亲十多年间一直保持单身，从未听说有女朋友。
按说父亲年轻时瘦削英俊，出身下中农，是标准的红五类，拿着近百元的高工资，单位又能分房，可算是“金牌王老五”，找对象完全不是难事。可他拖到中年，才娶一位资本家的大小姐，门不当也户不对。现在看来，诗集中提到的“她”显然对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母亲的出现，才让父亲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勇气。
从内心深处，父亲对小资情调是颇为欣赏的，可惜在他充分浸淫之前，就被时代的滚滚洪流冲刷得了无痕迹，待世道再度轮回，他已年过半百，无力赶上精致生活的班车。 
“爸爸上门个辰光，外公外婆哪能讲？”我曾好奇地问母亲。父亲比母亲年长九岁，可能会有阻力。 “伊跟侬外公聊京戏，跟侬娘舅阿姨讲故事。”显然父亲的首次上门非常成功。“侬外婆讲阿拉三囡（我家老三，母亲在家族中排行第三）不会做家务，侬爷就讲伊来做。”父亲遵守了对外婆的承诺，婚前从不做家务的他就此包揽了买汰烧。
作为旧上海的富二代，外公曾赶上当年的流行时尚：宁波话，英语和京戏。不过外公作为京剧票友，只拉琴不唱戏。他为人慷慨，每回出门外婆总保证他皮夹里带足现钱，票戏时常为已落魄的朋友买单，也不顾忌会招来麻烦。
正因为这份豁达洒脱，外公一辈子度过很多险关。56年公私合营时，外婆代表外公主动上台宣布：除留一幢自住房外，“自愿”上交国家16幢房子和市区3亩地。这一举动让外公成为“可以改造好的资本家”，保留了副厂长的待遇，直至文革。
父亲渊博的京剧知识，让外公喜获知音。父母的结婚家具由外公亲自挑选，这门婚事得到了老人们的诚心祝福。
母亲在外婆家通常只报喜不报忧，偶尔埋怨自己的婚姻，外婆就会劝解：“结婚前头眼睛张张大看清爽，结婚之后就要张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讲到底人呒没啥不好，不喫香烟，不喫老酒，屋里又肯做。”
“做梦，这在年轻人看来似乎是相当伟大而需要的！当我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所要的就是梦！ …… 去罢，我的青春！我的梦！” ——《自序》 七 八十年代初父亲的职业生涯有了转机，他被调到夜校部，办公室在工程馆旁边一栋两层小楼的底层，后半间有一个大开架，存放着全国出版的文学期刊，我每期必读的是《人民文学》和《收获》。
名为夜校部，其实父亲很少晚上出去，他重新走上讲台，与同事们一起，在交大开设了一系列的文学艺术选修课，为日后成立文学艺术系奠定了基础。
通过微信全球问询，我找到一些当年听过父亲讲课的交大校友。根据他们的回忆，父亲开设的课程是《古汉语》，地点在新上院最大的阶梯教室，他讲解《古文观止》篇章时，其幽默感加之浙江口音，他们至今还有印象。
“记得他上课时说，”一位学生提及，“有个人穿裤子，一直是先穿左腿，再穿右腿。有一次他突然先穿右腿，就说明他有心事了，这就叫心理学。”
有一天放学回家，见到父亲很高兴，他说刚讲完两个单元的《长恨歌》，学生反响特别强烈，不光阶梯教室满座，连走廊上也站着人。父亲那日兴致极高，给我讲解了《长恨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父亲随口引用了后世各样文学解读，甚至包括几种戏剧的唱词，这与他深厚的戏剧修养息息相关。
父亲对京剧的痴迷终身未改，每当电视上转播名角云集的《群英会》，他叫上我一起观看。每个角色上场，他解释在哪一年哪个剧场此角色由这一流派的哪位出演，甚至详细到琴师的姓名。可我虽自小陪父亲看戏，实则从未成为真正的戏迷，父亲的话就像是片飘过的云，岁月的季风刮过，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倒是母亲当年常唱的“燕燕做媒”（沪剧《罗汉钱》），“十八相送”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拷红”（周璇《红娘》）还记得几句。
“讲清爽《长恨歌》需要5-6个钟头，45分钟只拨侬讲个大概。”
可惜这是父亲唯一一次为我讲课。父亲从不主动教我，而我也像赌气似的，对父亲满腹的古董并不央求去了解，对于这份无法弥补的缺失，至今追悔莫及。 
数年后我就读交大，好几次在食堂里遇上对面坐着的陌生人询问：是不是家里有人在交大当老师？然后解释当年曾听过父亲的唐诗课，印象极深，发现我长得很像父亲，故而发问。
“唐诗不是我个专长，沈老师比我讲得好，伊噱头势浓。” 与父亲两度同事的沈老师我也遇见过几回：矮小的个头，动作夸张，言辞犀利，称母亲为“嫂夫人”，提到父亲总说“老潘是忠厚之人”，举止就像在台上唱戏一样。他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改二十多年，在那娶了一位来自四川的逃荒女，人生经历与电影《牧马人》的故事如出一辙。
一向自称以格律诗见长的父亲，此时才提及自己对先秦诸子散文颇有研究，当年曾得很多名师亲授，参与编写《大学生文学词典》时，这个条目在主编何满子老先生处一次通过，而其他由文科院校老师撰写的条目则需反复修改。但在一个工科大学，这样的内容连开课都很少有机会，更不用说作专题研究了。父亲在世时，国学不像当下这么热，他的满腹才学鲜有施展的余地。
转眼间，我高二快读完，到了需要决定学业方向的时候。与父亲当年偏长文科不同，我各科成绩均衡，无明显弱项，也挑不出长项，选择就很困难。从兴趣上讲，我爱读新闻特写和报告文学，真实的事件总比虚构的情节更能打动我。
“复旦新闻系好不好？”我曾问父亲，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提醒到：“江湾五角场老远额，侬每个礼拜要轧车子。” 这句话正中我的要害，我自小晕车，每周挤公共汽车斜穿市区去上学，想着嘴里都泛酸水。
不读新闻，我索性就近填报。待拿到交大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比我还要高兴，吃完晚饭就说去看校园。
我很奇怪：自小在交大的院子里长大，有什么好看的？ “侬一年级辣法华镇路分部。”这显然是一条没去过的马路。
我像小时候一样，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往外走。那个时候，虹桥路朝华山路反方向是一条光秃杂乱的马路，被骄阳熏蒸的空气里常带股烂菜皮腥虾鱼的味道，好在八月的夕阳已少了热度。父亲一路上不停地叮嘱我：番禺路前搿片棚户区夜里不要一个人走，来番禺路上可以乘72路，两站路就要下来，不换48路还要再走一站。待父亲示意我在番禺路转弯，眼前顿然昏暗，耳边响起“知了”的奏鸣，伴着“滴滴答答”的落水声，还有颗水珠从我的脸颊上划落，满鼻是药水的味道，显然这里刚打过虫子。 
“这条是新华路啊！”我的眼睛适应了骤然变暗的光线后，这才看清楚路牌。没想到除了衡山路拥有高大浓密的法国梧桐，新华路也是绿荫蔽日，沿街保留着不少旧洋房。我们沿途看风景，不知走了多久，最终转到一条狭窄的小巷，巷子尽头有一扇大门。“记得从香花桥路穿过来就到了。”
在法华镇路度过大学第一年后，我搬回熟悉的本部校园，学业上虽说拿到了甲等奖学金，但玩机械非我所长，兴趣也培养不出来。我又提出想毕业后转行，去复旦读新闻系研究生。
这次父亲没有反对，说曾把我中学时写的一篇采访稿给在报社工作的邻居看过，邻居认为我很敏感，读新闻是没有问题的。
“要是我晚脱几年，新闻专科学校个毕业生侪进了新华社。”父亲不无遗憾地说， “不过，侬最好学一点速记。”
我立即订了速记的函授教程。上复旦，进新华社，我的人生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目标！
但我很快发现，经过数年的理工训练，文字对于我而言，已成了荒疏的符号。
“侬覅急，”父亲安慰我，“写作搿样东西，就是要多练习，侬慢慢来，会越写越快额。”
不料想此后接二连三的反击浪潮让我打了退堂鼓，新闻梦就此破灭。 我对时事政治没了兴趣，一辈子与政治绝缘的父亲却在退休前夕加入了民主同盟。
请给我一把刀， 请给我一瓶酒； 让我吸醉破瓶的酒、 再去吻快刀的口！ 这世界太黑暗， 这世界太腐旧； ——黑暗使我颓废， 腐旧使我作呕！ ——《死的前奏曲》
痛快淋漓的诗篇，哪里像我熟知的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行文! 而一个初到十里洋场的农村贫困青年，能在短时间内出版个人诗集，其锐意进取的斗志，正是母亲一惯欣赏，却从未在父亲身上发掘出来的。
八 “侬就像个东郭先生，走路都怕踏杀蚂蚁。”母亲对父亲的埋怨中，总能倒出一腔苦水，而我从小听到的父亲的叮嘱，常常能引发恐惧的联想。 “每趟坐下去前头要看看清爽，椅子上头有么纸头？纸头上面有么头像？” “人家讲闲话提到啥人不好瞎跟额，到辰光出事体连侬一道搭进去。”
而最让母亲不满的是文革时期父亲对楼上邻居的“软弱”态度。 其实在那个年代，根正苗红的父亲让有苏联特务嫌疑的邻居吃点苦头，可谓易如反掌，而父亲反让对方把我们当成“入侵”的敌人对待。据说刚入新居时，母亲向邻居解释自己有神经衰弱症，晚上睡眠不好，希望她家夜晚下楼时走路能轻一些。不曾想那女人和尚在读中学的女儿第二天就上街各买了双硬塑料拖鞋，到了熄灯时间楼上楼下慢慢腾腾来来回回地走。虽说厨房是两家共用，但邻居用大桌子木椅子把地方占了一大半，我们只能挤在靠近房门的角落烧饭。
每天早上起来，邻居那矮小的身影已出现在厨房的水龙头前，水斗里摆放着一只搪瓷脸盆，盆里要么放件衣服，要么装几条小鱼。邻居用铁棒磨成针的耐心，把衣服一寸一寸轻轻搓洗，将小鱼一条一条细细打理，直到上班上学时间。尽管厕所里有个巴掌大的小水斗，但我宁可用弄堂里的公用水龙头。到了寒冬腊月的清晨，我抖抖索索地端着杯具，睡眼惺忪地走过打滑的水门汀地，用长满冻疮的手费劲地打开结冰的水龙头，那份透心的凉意至今都能从心底里泛上来。 
当文革后父亲分得一套虹桥路84弄（位于恭城路，广元西路和乐山路交汇处，本世纪初被拆除）位于底楼的小二房居室时，弄堂里的男孩都出来帮忙搬家。我开心得做梦都能笑醒：再也不用冬天早上出门刷牙了！
“单位里90%加工资侬都轮不到!” 母亲眼见着同事朋友的丈夫们文革后连连升职晋级，对父亲的无所作为几乎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父亲在56年被评定为中学四级教师，月工资94元5角，不曾想一拿就是26年，每轮加工资，母亲从不拉下，而父亲次次服从领导，发扬风格，一派君子作风。
而领导对父亲的忍让牺牲，对他患有高血压几十年，从未请过一天病假的敬业，似乎也没当回事。父亲早就评好的高级职称，两年没批下来，他也从不去领导那里询问。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是领导将报告放在抽屉里，“忘记”上报了。听说那位领导向上解释：潘老师平日教书稀里糊涂，故暂时没报。正巧当时主持教务处的，是父亲在工农速中当班主任时的学生，闻言后大怒，说别的老师不了解，潘老师教课的质量我还是清楚的，分明是胡说八道! 也幸亏他出面，父亲的高职终获批准。
与父亲的裹足不前相反，母亲多次被评为区先进教师后终获升职，先后出任两所新建幼儿园的园长。
“新月含着银色的笑容将柔波吻弄， 温风捉住夜莺的情歌向花丛轻送。 爱！请你踢开旅程底恶梦， 让我的希望来躲在你的怀中！” ——《良夜幽情曲》
九 贯穿我的学生时代，父亲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参加了我学校里的全部家长会，包下所有需要家长签字的表格或成绩单，尽管极少将老师的告状或表扬转达给我。
待我上大学交了一位外地学生作男朋友，家里骤起波澜：“伊拉侪讲?小囡又不是寻不着，去寻外地人作啥，要房子呒没房子，婆家一点靠勿牢。” 一个周末我和男友上街购物后一起回家，进门就听见母亲喊：“嘉珉回来了，帮外公做色拉啊。” 可不，我一眼就看到了外公出门必带的手杖。
外婆端坐在沙发上，盯着男友细细打量，“听伊妈妈讲起过侬额。” 外公见到男友手里的衣袋，“可以看看你买的东西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夹杂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外公开口说的是普通话。 “培罗蒙的西装，万象的羊毛衫，这些都是上海的老牌子呢。”外公连连点头。其实选购时我们只看样式，根本没考虑品牌，撞到外公喜欢的牌子，完全是凑巧。 外婆笑眯眯地转向母亲：“我看伊蛮像侬爸爸年轻辰光个样子额。” 
没多久，外婆就托母亲捎话，为庆祝外公外婆七十大寿和金婚，邀请男友带相机去人民公园给全家拍照，然后一起吃饭，她都没有考核男友的拍照水平是否合格！
也是上天有眼，那日清早起来，阳光分外明媚，母亲忙着监督我们换上新装，帮着整发化妆。一大家子聚齐后，舅舅阿姨们都学着外公，费劲地跟男友说上海普通话，个个留下开心灿烂的笑容。男友临时借来的相机也很给力，拍出的照片张张清晰，让外公外婆非常满意。男友连上海传统的毛脚女婿上门礼都没有举行，就被家中的长辈接受。 父母从此对我的选择不再说什么，但父亲坚持我周末要回家过，男友曾开玩笑说：“把你还给你爸爸。”
“青春萌动的浪漫之作” “流露出一种失落之情” “充满了颓丧情绪” 谷歌上对父亲诗作贴上的标签，不知是出自谁的手笔，这样的“盖棺定论”要是放在特殊的年代，无疑会遭来麻烦!
十 搬到84弄后，父亲新添的第一件家具，是一只带玻璃门的书柜。每当文革禁书重获出版，他就到徐家汇的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购书。父亲总是取出棕色厚实的牛皮纸，将买回的书方正规矩地包好，再翻转书脊，用钢笔工整地写上书名，然后才将书上架。父亲的新收藏以傅雷和朱生豪的译作为主，《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莎士比亚全集，与各式各样的字典词典占据着书柜中的前排位置，中文现代小说只有一本——沈从文的《边城》。
“年纪轻个辰光呒没事体就到福州路淘书，现在交关老书是再啊寻勿回来了。”父亲始终对文革中因怕出事，卖掉大量藏书耿耿于怀。而他出钱费力买的这堆宝贝，自己却不碰，像是专门存着等待我去“发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仿佛是命中注定：大学毕业后，我改行到交大图书馆做研究生，之后第一份工作也在图书信息领域。 父亲88年底退休的时候，每月才得148元，比30年前涨了不到6成。他舍弃了在交大食堂买了几十年的鲜肉大包，改成广元路口点心店的高庄馒头（一种白面馒头，里面没有馅），回家切片蒸了吃。午饭与我中学时在家一样，一碗挂面外加两勺罐装的香菇肉末。
晚年的父亲很落寂，他常常站在家门口的弄堂里，跟每个走过的人问好聊两句。84弄是一个开放性的大院子，家家独门独户，尽管在同一单位工作，但邻里间像当年那样的亲密关系已不复存在。所幸的是老邻居们，昔日的学生们还惦记着他，尽力关照他。
我婚后头几年住在交大法华镇路分部宿舍，曾想去美国读博士，父亲沿着当年带我散步的路径，专程给我递送投寄到他那的申请资料。 “爸爸，介远个路，吾自家来拿。”
“勿要紧，我锻炼锻炼。”父亲看我打开大大的信封，从里面抽出印刷精美的册子，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搿个纸张真好!”后来我全额奖学金没申请到，洋学梦破灭，父亲也来得少了。 有一次去看父亲，临别时他突然对我说：“晓得侬名字是啥意思？” “石头啊。”我没好气地回答。
“勿是普通石头，好好雕琢可以成为玉个石头。”见我低下头，父亲又说：“现在看看，我起过介多名字，从字形结构匀称，音节读上去响亮，蕴意含蓄几方面，侬个是我起过个最好个名字！”
我不敢抬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读书时喜欢用笔名，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今后只要动笔，我会署上父亲起的名字。 
待我搬离简陋的大学宿舍，父母高兴地前来新居探访。母亲逗着儿子说话，她自从有了第三代，往日对工作的的专注转向外孙，成为耐心又慈祥的外婆。而父亲则好奇地站在计算机前，看我搜索互联网，当发现查询的内容很快出现在屏幕上，他惊讶极了：“现在介先进啦，搿种事体老早从来呒没额。”他叹了口气， “我解放前读个书侪记得，解放后读个侪想不起来了。”
我望着父亲，岁月如梭，昔日小女孩眼中高大的父亲如今成了病弱憔悴的老人，而我在不经意间已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整日为生计奔忙，少有闲暇翻书，青春的梦想早就被放到了心中最不起眼的角落。 家中最幸福的要数外公外婆，在携手共度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他们隆重地庆祝了八十大寿和钻石婚，留下四世同堂的全家福，此次寿庆的摄影师外婆仍指定由先生担当。
对于解放前的人和事，父亲尽管提起过，但从不涉及具体的细节，比如人名或住址，我也没见他与当年的任何人有来往。父亲全部的人际关系，都是从工农速中后开始的，即使他带我外出探访他的老学生旧同事，也没有超出徐汇长宁区的地界。
那个家里开戏院的同学，那个家里开影院的同学，那些帮助父亲出版诗集的好友们，还有那个在街上走着的“她”，父亲是不想碰面，也碰不到面的了。 几十年的经历，让父亲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小心翼翼地，不留痕迹地擦掉了。 “我要在星光下爬上荒凉的丘陵 自己来拣一个清雅的墓坟。 在那时啊： 西风是送葬的哀歌， 落叶是埋身的衣衾。” ——《醉里》
滨海古园内一片寂静，略带热力的阳光驱散了墓地的寒意；临近的杭州湾泛着平和的清波，容纳下人间的悲哀喜乐。父母最终安歇在一个清雅的所在，与不远处的外公外婆相伴，只可惜他们过世于国家经济腾飞、退休教师待遇得到极大改善的前夜。 先生打开电子笔记本：“爸爸，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在父亲的墓前，先生朗诵起封存了将近七十年的诗篇：“请给我一把刀，请给我一瓶酒……”
十一 除夕的夜晚，全家围坐着吃年夜饭，记不清母亲为了何故突然发起脾气，父亲将碗筷一推，起身就往门外走，连外套也没拿。 我赶紧抓了件鸭绒背心跑出去，在弄堂口追上父亲。 昏暗的路灯下，父亲默默地穿上背心，走出了弄堂。 此时家中清晰地传来母亲的厉声喊叫：“看侬死到阿里去，快点回来！” 我转过身，磨磨蹭蹭地往没有温暖的家里走，外面马路上陆续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硝烟味道。在一个本该阖家欢庆的夜晚，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滚滚而下，不知是为我的父母，还是为我自己伤心。 
几十年来，我始终认为父母的结合是一场悲剧，只是无法理解是什么吸引他们最初走到了一起。在他们过世十几年后，通过一册小小的诗集，一切终于豁然开朗： 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诗人，另一位感性的文艺女生，这本该是地造天设的一对：一个熟谙文字的创作，一个擅长字词的表达，舞台是他们心灵的家园，戏剧是他们沟通的语言；如果没有时代的洗礼，他们的命运，该会有怎样的不同! “为了爱的灵感， 我得永远地爱你深深， 直等到死神来临， 我还要坚持着不变的镇静 期待上帝来证明—— 证明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唯一的爱人！” ——《痛苦的灵魂 献给N夫人》 ——全文完——
*文中引用诗篇，选自潘清劭《青春之梦：现代新诗集》，现作为民国珍本，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本文标题来自诗句“我怀念得如幻梦般的悠扬”。 *潘清劭（1927年4月28日 - 2001年8月13日）浙江上虞人，就读绍兴春晖中学，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就职上海市第一工农速成中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文学艺术系副教授。
*作者 嘉珉 本名潘嘉珉，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士，计算机硕士，现定居英国，就职英国地方政府。 后记 发现父亲的诗稿后，时间一晃又过了两年，在这期间，仙逝的长辈们无数次地进入我的梦境。夜半醒来，透过朦胧的泪眼，紧锁在心底的“华山路1859弄”那扇绛红色的大门被一寸一寸地缓缓推开，那里曾经上演的，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寻常一幕，而作为普通人，对命运的承受与默认，却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2016年春，为庆祝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交大文学社在湖北麻城举办诗歌朗诵会，我选送父亲一首《良夜幽情曲》以作纪念。时间的长河无情地流逝，带不走的，是文字永恒的魅力。
在此，谨向帮助发现父亲诗稿，提供父亲生前信息，和协助修改本文的各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敬表谢意。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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