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讀來忍不住嘆息。一個才華橫溢的演藝家，即使在戰亂不斷的年代裡，也能塑造出幾個熠熠生輝的藝術形象。可在毛惡年代卻受盡摧殘，扭曲人格。
在盛世才的監獄裡，他還有機會“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在毛文革的牢房裡，卻只有遍體鱗傷和精神上的折磨，無休止地寫檢查交代，自我作踐。這是何等的悲哀、何其不幸呵。
文中“在提審時，打手從外邊來，站四角打，把他打過來，打過去”的描述並不陌生。少兒時曾聽說工總司、上體司的打手們就是這樣毆打“階級敵人”的。老家樓下鄰居的保姆阿姨也曾這樣講述過陳同生伯伯受到的虐打。家人只能用酒精給他輕敷遍體傷痕。
想想陳伯數十年為共出生入死，趙丹等文藝人士也曾痴心擁護過毛共政權。毛皇的獨裁反知本意或成了皇上後改變了其初衷，卻是他們始料未及，以至於終被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絞肉機所虐害、所吞沒。這又是何等的悲哀、何其不幸呵。
黃宗英所言“回想與趙丹在一起的日子，我至今不悔的是愛了一個值得愛的人。我並不是稱職的好妻子。朋友們說：一見宗英變賢妻良母時，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們的婚姻，竟主要由無邊的苦難支撐！” 這最後一句話，說得何等痛徹心肺，卻是毛年代多少知識分子/文化人家庭生活的真實寫照。
2016-11-25 李輝 史客
幾年前，黃宗英交給我一摞材料，是趙丹文革中關押在獄中所寫的各種交代。這令人感動的信任，頓時讓我感到手中這些稿紙的份量。隨後，一次又一次翻閱，一頁又一頁整理，一個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漸次在我面前鋪展。
說來慚愧，在1978年初上大學之前，趙丹的電影只看過一部《林則徐》，而且還是在文革爆發前的童年時代，很難說有什麼印象。
走進復旦大學，專業是文學，適逢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這才有機會陸續觀看一些“內部電影”。記得那時，上海文藝界幾乎每周都要放一兩部“內部電影”，我們這批中文系的學生也就有幸一睹。說是“內部電影”，無非是當時尚不能公映的外國名片或者過去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中國電影。就這樣，我第一次看到了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才知道什麼叫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後來，他主演的《烏鴉與麻雀》、《馬路天使》等相繼重見天日，被掩埋的歷史一頁頁翻開。久違的趙丹，終於又出現在人們面前。
我沒有想到，將近20年後，能夠有機會翻閱趙丹的交代，聽黃宗英講述趙丹的文革遭際和晚年故事。於是，在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聲浪中，我願意以一種特殊心情來翻閱一個人的命運，再次傾聽他的絕唱。
◇ 文革後的趙丹為什麼未能重返銀幕？
印象中，那時除了訪問過一次日本外，趙丹似乎並沒有過多地拋頭露面，更沒有機會重新走上銀幕，扮演他夢寐以求的形像。黃宗英回憶，文革剛剛結束時，趙丹特別想演電影，可是，在文革中關押過多年的趙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啟用：
遲遲不得平反並受到冷落的趙丹，這時家裡來了幾位來自江西的客人，他們中間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純。方志純和趙丹抗戰期間在新疆曾一起工作過，了解趙丹被“新疆王”盛世才關押數年的歷史。趙丹為此事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備受折磨，致使文革結束後也沒有結論。方志純聽說他還因此事沒有落實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說：
“笑話！你們入獄的五個人里若有一個人帶了組織關係，我們當時就能保你們出獄。文革整個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麼當的叛徒？他們不理你，我請你到江西去。”
黃宗英回憶，方志純當即以江西省委的名義，盛情邀請趙丹到江西指導南昌排演話劇《八一風暴》，並醞釀將該劇改編為電影。這是趙丹文革後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動。就在準備到江西去時，趙丹又遇到了一點麻煩：
趙丹出差需要單位開證明，上面寫着：“趙丹去你處學習，請接待。”趙丹一看，發了火，說：“什麼叫學習？我不去了。”我勸他去走動走動。在江西他非常高興，方志純把他當貴賓，還請他上了主席台。和在上海的處境相比，有天壤之別。（1997年11月8日與李輝的談話）
重新出山拍攝電影，是趙丹文革後最大的願望。黃宗英說：
他天生就應該是個演員。他進入境界時最可愛。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麼也顧不上。從大的方面到細節，都一一想到。文革剛剛結束時，他太想重上銀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沒有拍過電影了？記得大概在1977年吧，當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汪洋請他演《大河奔流》裡的周恩來總理時，他好興奮。趙丹試裝後走在廠區，見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試片，也吃驚竟然這麼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來。我真擔心他會發瘋。已經粉碎“四人幫”了啊！可關於趙丹的謠言滿天飛。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長黃鎮講理說：“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其實撤趙丹也不是黃鎮做得了主的。趙丹被撤後，我趕緊為他寫《聞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誰，都要人給他寫本子。像蘇叔陽、白樺、李准，他都說過。他還要我給他寫齊白石，還說要不就寫《紅樓夢》。他想要演得不得了，還想當導演，常在各種紙上畫鏡頭蒙太奇小框框解饞。當時美國曾發函邀請趙丹去訪問，可有關方面卻一再拖延，待覆函時配上一份有逐級領導一共八個人的浩浩名單。結果對方不接受，說他們請的是藝術家趙丹。（根據與李輝的談話和信件整理。）
文革後的趙丹最終也沒有在銀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 文革中趙丹被捕，關押在他演革命者坐牢的監獄
何曾想到，趙丹這位中國電影史上最為出色的天才演員，卻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與江青有過交往、抗戰期間在新疆被捕過等原因，被關押起來。幾年裡，每天被迫做的事情，無非是反反覆覆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貶斥。他多麼嚮往銀幕，嚮往在一個個藝術形像中體現自己的價值。他的藝術正在旺盛期，正是收穫時節，可是他卻不得不將生命消耗在一頁頁自我踐踏的交代中。即便在30年後翻閱它們，我不能不感到痛切萬分。
黃宗英向我講述過趙丹1967年12月被捕的情況：
被捕的前幾天，趙丹受到上海青年話劇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們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邊打他的臉，一邊說：你還想上台！他們就是要破他的相。事後讓他回到家裡休息一個星期。大概就在1967年12月初，一天來吉普車把他抓走。當時我正在電影廠的“牛棚”里。白穆告訴我；趙丹被帶走了。接着，造反派要我回家給趙丹收拾東西。從海燕廠走到湖南路，距離不近，我感覺不是走在地上。丈夫被捕了，眼睛還被打壞了，我從沒有想到我會和公安局有關係。（1997年11月8日與李輝的談話）
據阿丹後來說，他被蒙上眼睛，夾在兩個公安人員之間，坐在小汽車裡，不准抬頭。但過提籃橋時，他還是從蒙眼布的底縫中明白自己不是被關在提籃橋監獄。接着，車到一個地方停下，他聽聲音明白自己是進了一座監獄，往下走，往下走，當他被推進單間牢房扔到地上時，被解了眼罩，發現自己只有憑高高牆壁上的一線光，瞥見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塊染血的草墊子上。他明白這是與盛世才監獄裡一樣的手段——先在精神上嚇唬犯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最初關押他的是什麼地方。他估計是當年日租界裡日本人摧殘政治要犯的死牢。（1998年10月寫給李輝）
趙丹在這個至今不清楚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轉到另外一個監獄。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於虹橋的一座少教所。黃宗英說，文革中，這座正規監獄被騰出來專門關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專政”對象。據她所知，當時裡面關了三百多名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
歷史此刻在趙丹身上出現巧合。20年前的1948年，趙丹參加電影《麗人行》的拍攝，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劇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獄，那座監獄也就是現在趙丹被關押的地方。劇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獄中鏡頭，也是在這裡實景拍攝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黃宗英記得，當年她曾陪着趙丹的父親，到現場看趙丹拍攝《麗人行》。他們看到趙丹扮演的鬍子拉碴的劇中人，被國民黨憲兵隊押下車。20年後，趙丹又來到了這裡。不過，此時，虛構的世界卻成了他真實的生活。趙丹後來告訴她，他從車上被推下來，一抬頭就看到熟悉的地方，後來還聽說上海市委的老幹部有的也關在這裡。他被關進囚室後，聽到有人大叫：“我要去見毛主席！”他聽出來了：這是賀綠汀的聲音。
“不許再說自己的名字，你是139號，139號就是你的名字。”一走進這裡，趙丹就聽到這樣的命令。和所有被監禁過的人一樣，趙丹也沒有了自己的名字。就像胡風集團冤案發生後，入獄的綠原的代號是0686，路翎的代號是0684，賈植芳的代號是1042。而那時，趙丹曾發表過慷慨激昂的聲討文章《我的憤怒已到極點》。如今，他自己也面臨懲罰。
幾年時間裡，趙丹一直是單人關押，後來出獄時曾一度語言遲鈍。
◇ 變相折磨的交代
沒完沒了地寫交代，寫檢討，便成了139號趙丹的主要任務。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廣，從三十年代從影的經歷，到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盛世才當局關押前後的情況、釋放返回重慶的演出活動，以及文革前十七年裡的文藝活動。關於後者的內容，趙丹被迫交代演出《武訓傳》《李時珍》等業已拍攝完成的影片，即便沒有拍攝過僅僅有念頭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為什麼想要演劉賊少奇”。
趙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來立案的。說是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捕入獄後，在盛世才當局的脅迫下做了叛徒。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抗戰初期，“新疆王”盛世才一度採取親近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與之結成統一戰線，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並先後派遣大批幹部到新疆幫助工作。新疆頓時吸引了不少左翼人士投奔。先期抵達那裡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純，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茅盾、杜重遠、張仲實等。1938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協會，茅盾任董事長，張仲實任副董事長。經鄒韜奮的介紹，流亡到重慶的趙丹、王為一、朱今明、徐韜等人，與茅盾取得聯繫，他們也前往新疆，在那裡成立了實驗劇團。但是，很快，盛世才在1940年製造了“杜重遠案”，將杜重遠和與之有關的人士逮捕入獄，趙丹也在其列。
孟馳北是當年與趙丹在新疆結識的朋友，他在回憶文章《趙丹在新疆》中這樣記敘過趙丹在新疆監獄的生活：
趙丹最初被當作要犯關在特別監獄，受盡嚴刑拷打。後來，移到第二監獄。次年，曾任過哈密縣長的程方伯也被抓了。
趙丹在監獄裡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他和程談果戈理、萊蒙托夫、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也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緒煩悶的時候，輕輕哼唱高爾基的《囚徒歌》。
兩年後，1942年，新疆局勢突變，本已轉向投奔蔣介石的盛世才，被蔣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寶座。據說，他是靠大量行賄才在重慶謀得一個閒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國民黨當局，派審判團來烏魯木齊處理積案。一部份中共人士仍然被關押。而其他人只要有人擔保，便一一釋放。孟馳北回憶，趙丹、徐韜等人找到當時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的劉永祥（八十年代擔任新疆政協委員）擔保，因為劉的妹妹曾參加過他們組織的話劇演出活動。劉永祥當時還兼漢文化促進會的董事長，直接負責實驗劇團，便出面為他們擔保。這樣，在盛世才監獄裡被關押將近５年的趙丹，終於獲得自由。
然而，在複雜的歷史被絕對化、簡單化的年代裡，有過如此經歷的趙丹，又如何能擺脫無休止的折磨呢？從入獄開始，一直到1971年，僅在黃宗英交給我的這部份交代中，就有好幾次長篇歷史交代，特別是關於新疆生活的。他不得不苦苦搜尋記憶，反反覆覆把同一件事、同一細節寫出來。
◇ 避諱江青與自我作踐
趙丹很聰明，他知道即便交代歷史，與江青有關的事情卻是一個字也不能寫出來的。黃宗英記得，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紅衛兵干的大抄家時，抄走了所有帶字的紙和全部照片，但趙丹發現只在桌子上給他留下了一份《入黨自傳》，他馬上醒悟到其中奧妙。他對黃宗英說：“這是給我一個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牽扯到別人。”當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後在公審江青時，他們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來抄三十年代幾位熟人如鄭君里、趙丹等五人的家的。
當時在獄中寫交代時，趙丹仍然把握着這一原則。
讀趙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甚至還不得不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自己。在這樣的交代的字裡行間呈現出來的，不再是一個光彩奪目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而只是一個委瑣、屈辱、無奈的囚犯。在高壓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畫面，塗抹上醜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現出被改造者的真誠。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讓實行專政者感到某種快感和滿足。
在那樣的處境下，在那個年代裡，與趙丹有着同樣命運遭際的人，又有幾人能擺脫這樣的無奈與尷尬？
除了交代一些歷史問題外，有時趙丹還因為隨時發生的“錯誤”而被要求寫出檢討。一次，看守來查房，搜到了幾張小字條。趙丹一見，十分緊張，便搶過來撕掉。據黃宗英說，其實那些紙條並沒有寫什麼犯忌內容，而是趙丹在新疆坐牢時，從關押在一起的囚犯那裡學會了抓鬮卜卦，上面無非寫上“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樣，藉此來消磨時間和鼓勵自己。現在，他一個人被關押，極度孤獨寂寞而無聊之中，便重新玩起這無奈的“遊戲”。然而，搶紙條、撕紙條，無疑被視為“不老實”的牴觸行為。趙丹被勒令寫出檢討：
大前天，我又在胡畫小字條被解放軍戰士發現，來屋內大搜查，不知從那個角落裡搜到一片小紙片。我當時想，這一定又是前一陣胡思亂想猜測革命群眾對我的態度一類的東西，反正寫的沒有好的思想。可我現在已將從前的壞思想都徹底批判掉了，從根刨掉了，如果現在再把小紙條交上去，豈非又將事情弄複雜化了？一定說我現在寫的思想匯報是假話，是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所以，我就不顧解放軍同志的阻攔，把小紙條搶過來撕掉了（當時我也沒有看清上面寫的什麼內容）！解放軍戰士對我進行了幫助教育，對我改正這種壞習慣，確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事後，我越想越覺得感激這位可敬愛的戰士！感激這位年輕的毛主席的好戰士！他對黨的任務負責與對我改造負責的一致性是多麼值得人敬佩和應該向他學習的呀！
還有一次從趙丹那裡發現了兩枚一分錢的鋼崩兒。有錢同樣是不允許的。為此趙丹又只得寫出關於兩分錢的檢討：
這兩枚一分錢的鎳幣是從哪兒來的呢？我記不確切了。記得我初到此地購買東西時，確是找分幣零錢的。記得當時因為天冷，我曾要求過此地的工作人員代購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熱量，可工作人員不肯。而買東西改作只找糖、不找分幣那是後來的事了。
我這個人在生活小事上，素來是馬馬虎虎，所以不知怎麼就遺留這兩枚一分錢的鎳幣了。這實在是沒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內的。
在此認罪，並懇寬恕是幸！
人格被扭曲，尊嚴被玷污。趙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日如年，就是以今天人們難以想象的方式消耗生命。
◇ 曲折的謹慎的抗議
然而，趙丹畢竟是趙丹，他總是有着藝術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當無休止的折磨、逼迫壓得他喘不過氣的時候，他也會突然如所扮演過的林則徐或者許雲峰一樣，拍案而起，說出平時不敢說出的話來。
在一次檢討中他寫道：
我的面前到處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絕望了，我還有什麼出路、前途可言呢？這種種莫須有的事，根本就是你們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多疑，神經過敏，其實質是你們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錯誤判斷，都硬朝我的頭上來安，硬要我來“自發地承認”這條“嚴重的罪行”，這能使人相信你們是“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兒女們的前途着想”嗎？你們這樣做還能讓人相信“這是對革命負責與對我個人前途負責的一致性”嗎？！
另一次寫道：
一個個都放出去了，唯獨還關着我。為什麼黨對我就如此苛求？為什麼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黨的政策就照臨不到我的身上呢？難道我和黨真的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嗎？難道這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弄到末了，原來就是弄倒我一個人？！查出我“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罪魁禍首”？是我一個人制定的修正主義的黑線、黑綱領嗎？果真如此，殺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請乞誅之！為革命的利益，這是太合算的事了！
……
另有一次交代中，趙丹索性指責對他實行專政的人，要他事無巨細地反覆交代歷史，完全是一種“不科學的”“不符合生活實際的”做法，天真的他還在想講道理：
我又進一步想：一個人幾十年的事，難道就是要一件件一揸揸都記憶得清清楚楚，一絲也不能差錯、遺漏才叫做徹底坦白嗎？這樣，反是不科學的，不符合生活實際的。
所謂“徹底”總是相對的，相比較而言，只要是自己的重大的罪行，已落實的，詳盡地（儘可能的）交代了，這也是徹底坦白了，或基本上徹底坦白了，而也只有這種坦白，（關鍵性人物，抓關鍵性的問題）才是實質的徹底坦白，其它的那些枝枝節節，半大不小的（既不涉及黨的組織路線，又不是黨的機密），即使再多增加些，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最多也只是個人的當時的反動思想，或貪生怕死，所招致的過錯與罪行罷了！（當然作為個人也是不能等閒視之，要認真對待檢查的！）但終究也不能變易原有的性質。除非是真的還有比我現在已交代的更為嚴重更為重大的政治問題隱瞞着，然而這，我是決不糊塗的，自己干的，這類大事，當然是不可能忘掉的。可這是絕無僅有的！
當讀到這樣的文字時，我才覺得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趙丹。這是一個弱者在與命運抗爭，哪怕是可憐到極點的一種心靈掙扎。
◇ 對文革後給他的結論趙丹至死也沒有簽字
與黃宗英談趙丹，我總感到自己有些殘酷。她年老多病，提起這些往事，無疑對她是一種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們約了好多次，籌劃了好幾年，我還是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最終，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後，她對我說，她擔心再不談，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喪失敢於記憶的意志。這樣，我們才集中這一個話題進行了長談。
“想到趙丹的事情，心裡就發冷。”第一句她就這麼說。然後，又去拿來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緊緊裹住。
這次我們主要談趙丹這批交代材料保留下來的情況。
這批材料是文革後發還的。文革後給他的結論他從來沒有簽字。運動複查組曾找他來簽字，上面寫着“屬人民內部矛盾，說了些錯話，做了些錯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說：“你們說哪句是錯話，那件是錯事？立案是為定叛徒罪，結論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簽。”來人說：“已經是內部矛盾了，你就簽了吧，將來使用起來，還是要查檔案的……”
趙丹猛地一拍桌子：“誰查我檔案才使用我？我會讓他使用？”
我也對他們說：“你們是為他的叛徒立案，運動結論里應該有這個內容。你們先拿回去，以後再說。”
來人說：“你要不簽，別人怎麼使用？我們要積極落實政策。”
事情弄僵了，趙丹補了一句：“我不是針對你們。複查政策應準確。我不是針對你們。”
他們走後，趙丹又嘀咕開了。他說：“我這樣發脾氣，他們還會整我。”晚上他老嘆氣，做噩夢，說夢見奇形怪狀的孩子跟前跟後地追他，是“犯小人”，擔心不放過他。他問我說：“是不是還是簽了？”我勸他：“忘了它！找你再說。”“忘了它”從此成為我們家傳的口頭禪。我們不是史學家、政治家，我們怎能弄清楚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等悲劇。我們只是熱愛生活的藝術家，和老百姓一樣，什麼樣的日子我們也總得過下去。他說：“要是關在裡面，有這個結論也就簽了。”他老是這樣，一下子發火，然後又會嘀咕。
趙丹的交代材料拿回來，是在他去世之後。過了一些日子，上影廠落實政策辦公室來找我，說：“複查組重新討論了，結論也重新寫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推翻。”他們要我簽字，我說我不能簽。後來，我就讓他們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沒有在結論上簽字，這就是說，趙丹的問題至今也沒有最後結論。趙丹逝世後，我寫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沒有結論又有什麼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銀幕上的形像，夠了。
小女兒看到了這些材料，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難道這就是一個人嗎？一個人的一生嗎？”
趙青繪油畫《父女情》
過後我再也沒有看，把它們包了起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再拿出來看了一下，心裡真難受。這麼好的一個演員，就要他每天幹這個。我很冷靜地給袁鷹摘了幾段滑稽的，像關於演劉少奇、二分錢的交代等，交《散文世界》發表。另外，還提供給寫《趙丹傳》的作者參考。所有人都說我應該寫寫這些，可是我要寫就一定受不了。
不管怎麼說，趙丹的這批交代材料能夠保留下來，是值得慶幸的，它們有着特殊的文獻價值。它們不僅僅能從不同角度補充人們對趙丹人生的了解，從那些歷史細節回憶中，感受他的複雜心情。同時，它們更為文革研究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後人可以從中了解到，在那樣的日子裡，居然會有這樣的文字，這樣的自我貶斥的形式。讀它們，我相信人們會透過趙丹自己塗抹上的醜陋色彩，看到那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家在歷史風雲中的活躍身影。而這才是其真正的價值所在。
◇ 黃宗英的補充：趙丹在獄中的被打和精神折磨
1999年11月底我寫好了這篇文章的初稿，距與黃宗英那次長談已有兩年整。我當即把初稿寄給黃宗英審校，很快她在12月6日給我寫來一封長信。信寫得坦率而感人，是對這篇文章的最好補充：
我剛才讓亦代看看《再》，他一頁沒看完，就說：“我不要看了！”凡是深知阿丹一生飽受的非人摧殘，都不忍“戳心經”。
我把阿丹的“交代”給你時，心裡也很嘀咕。當時（1980年冬）上海電影局運動複查組交回的兩大捆材料上，蓋着一張大紙，上書：予以銷毀。發還給家屬就是表示“不留檔案”，由家屬親自銷毀。我若僅是家屬，當然會銷毀吧。畢竟是紅色恐怖高壓下，嚴刑拷打摧殘下，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寫的。阿丹若活着，他會怎樣對待這兩大捆交代？！我想不出。請你設想阿丹在九天九地看了《再》，究竟會是什麼表情？我心忐忑。雖然阿丹生前曾說：“我以後寫回憶錄，一定寫真真實實的自己和身邊的人，決不拔高。……”
我當時為什麼會留下呢？不會是想到“個人命運是折射歷史的一面鏡子”吧。我是想寫趙丹，不是以傳記形式。但1947年夏天以前，趙丹的實際生活我不了解，正像不了解馮亦代1993年冬以前一樣。但我幾度提筆幾度病倒乃至被送進醫院。
我跟你談阿丹時，沒談到他在文革獄中屢遭毆打，可能因為受到“在國際法中，政治犯在獄中不可以嚴刑毆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後都散布的“把某些人關起來是為了保護，免得被群眾打死”的輿論的影響。我仿佛也沒有看見哪篇獄中紀實說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阿丹才敢告訴我：
在提審時，打手從外邊來，站四角打，把他打過來，打過去；在牢房裡，打手也是從外邊來，站兩角打，或把他綁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過之後，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某次打得鼻青臉腫，不能拉出去斗（讓趙丹看出來了），以後就不往臉上打。
據當時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道具組的吉（藉？）耿龍（他是烈士子弟）說，在上海康平路文化界的專案組，某次開會，王洪文說：“趙丹不適合公判槍斃，就讓他在關押中慢慢死去。”會後，吉耿龍“郎”了一聲：“趙丹啥罪過要伊死？”次日，吉被捕，吉的舅舅耿可貴（上海人藝演員）在幹校以“防擴散罪”被捕。文革後，吉在上藝揭發此事。公審四人幫時，要我揭發我們家被抄，我說在法律上不成立，我不知道是江青抄家。要揭發，就揭發王洪文的話，因為吉耿龍在揭發前，看過專案組的記錄。但此時，我讓吉再看記錄時，吉過兩日回答我：“記錄已經不在了。”但“讓他慢慢死去”，我總是可以對你李輝說吧。 
當趙丹逝世之後，做屍體解剖後，有參加解剖的宋慕琳（外院醫生，我的朋友，女，已死）某日對我說：“趙丹身上，沒有一塊地方沒傷，包括兩隻耳朵，太慘了。”
在精神上的折磨，典型的是後來。實在交代來交代去沒什麼可寫了，就叫趙丹倒着年份、月份、日子、鐘點交代，從12月31日午夜12時往前交代。趙丹說他寫了兩天后，早上起來就摔跟斗，嘔吐了。所以，他罵專案組“比法西斯還法西斯”。趙丹罵得最利害的幾頁，已被從交代簿中撕去，缺頁。
以上，我所以寫下來，為的是我對自己所述負責。
我對序的具體意見，是在第二章開頭。由黃說也好，由李概括也好，總之要點出他當時具體的生存環境。監獄和監獄不一樣，幹校和幹校不一樣，向陽湖的牛鬼放鴨子還能留影，這在上海辦不到，豈非留變天帳！
以上意見先寄給你，其他具體的將在校樣上提出。
回想與趙丹在一起的日子，我至今不悔的是愛了一個值得愛的人。我並不是稱職的好妻子。朋友們說：一見宗英變賢妻良母時，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們的婚姻，竟主要由無邊的苦難支撐！
君卻無言。時間又過20年。誰還能想起他的絕唱？哪裡還能聽見悠悠回聲？20年，一切似乎都變得很快，讓人認不出舊時模樣。不少事情卻又仿佛依然如故。人便在這樣的生活中走着。 【來源：南方周末 李輝/北京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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