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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些時間專門在諾貝爾獎的網站得出這些統計數據：從1901年的首屆諾貝爾獎到1933年希特勒大規模排猶使猶太科學家紛紛出逃為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諾貝爾科學獎（物理、化學和生理醫學）在這三個國家的獲獎人次為：德國33，英國18和美國8，我是以獲獎那年的隸屬國家為依據的。如果細分的話，物理獎為：德國12，英國8，美國3；化學獎：德國15，英國5，美國2；醫學獎：德國6，英國5,美國3，另外從目測估計，荷蘭和法國這兩歐陸國家也表現傑出，應該都強過美國。這說明德國當年在基礎科學上擁有圧倒性的優勢，美國則剛剛從歐洲那裡學着怎麼做科學。

二戰後德國重挫，但是現在仍然在原創性科學研究上落後於英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德國改變了自己的教育體系，使它過於專業而忽視了Liberal Arts（通識）的教育。所謂通識教育包括科學、語言、歷史、哲學或藝術等廣泛的教育範疇。德國的孩子甚至從小學升初中時就定未來的發展軌道了，他們後來可以變換求學方向，但是需要走程序。所以跟留美德國博士後談專業外的知識，一問三不知是經常的事。這是與美國相當不同的教育系統，你如果目標是學門求生的技能，去讀耶魯純粹是種浪費。

德國製造業強，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強，美國高科技則領先，德國近代在新技術上從來沒有像美國這樣領導過世界的潮流，像谷歌、Intel、臉書、蘋果智能手機或Tesla與Uber都在美國湧現，現代基因工程產業更是發源和昌盛在美國。交談中德國人把自己不如美國的部分原因歸於他們僵硬的教育體制，當然德國仍然是歐陸國家的第一，比法國富不少。

德國人在戰後是有取捨的，他們把綜合性大學支解了，辦慕尼黑工業大學這類專業技術院校，大學的基礎科研遠沒有德國馬普學會的研究所強。兩邊都呆過的朋友幾乎都鍾情於英美系統，有人甚至直接批評德國就是一個工匠的呆板國家，這也是中國當年的李嵐清副總理頂着壓力走高校合併的美國道路的原因。我在柏林洪堡大學的二樓看到成排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頭像，德國現在沒有任何大學可以重複那景觀了。而德國以前不是這樣的，雖然永遠不指望她像意大利人那樣出好萊塢超級導演，但是德國確為古典音樂的故鄉，歌劇也繁榮，貝多芬可以隨手借用席勒的詩篇，當然德國哲學家更是層出不窮。法國也出現革命，把巴黎大學分解成十幾甚至幾十所大學，這些措施使德法在全球大學排名中總是名落孫山，法國總統可能是一個巴黎的幾棟樓甚至一棟樓的專業政經學院畢業的。

現代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部分奠基人都是德國人，遺傳學之父孟德爾來自當時與德國一體的奧地利。但是論對人類科學的貢獻，還是英國人厲害，英國人做科學最有Style,像藝術家似的，以最簡潔的語言給出宏大的圖案，優雅而深刻。大家可以欣賞Francis Crick的藝術家的太太畫的DNA雙螺旋圖，他們的外孫女在普林斯頓讀了生物也轉去從事藝術了。一段時期，劍橋三一學院的諾貝爾獎數量超過整個法國，凡正是劍橋教授對我們吹的牛，八九不離十吧。

至少100多年前，如果將美國和法德等歐洲大陸國家比較，歐洲大陸國家更注重專業技術的訓練，美國則更在意廣泛學識的教育，美國認為這是適應萬變的社會的基礎，也是創造力的源泉。有個好玩的現象，無論是政治和經濟以及現在討論的大學教育，英倫島國似乎總在美國和歐洲大陸之間。

喬布什在斯坦福演講中談到引入書法使蘋果獨特，他從Reed學院退學但是留下蹭課的功勞，蘋果手機和電腦都是因為引入很多人文的創意才使它更具吸引力。亞馬遜創辦人普林斯頓畢業生Jeff Bezos的這段話，正好說明人文修養在現代職場中的重要性：“Full sentences are harder to write. They haveverbs. The paragraphs have topic sentences. There is no way to write asix-page, narratively structured memo and not have clear thinking.”。Bezos稱寫出完整的句子是困難的，作者強調的正是我一貫強調的每句都必須有驅動全句的主要動詞或謂語。另外，每段都有引領此段落的主體句子。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清淅的思維是不能寫出結構嚴謹的六頁紙的匯報的。大家都熟悉美國的中學生在全球數學或語言測試中欠佳，其實瑞典和以色列在這些測試中也不行，但是這三個國家都是相當具有創造性的國家。

我們還是不好解釋，在二戰之前美國為什麼在諾貝爾獎的表現這般汗顏，其實美國在1900年之前就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首富了。有位耶魯爸認為：“戰後美國高科技領先，和戰前德國科技領先一樣，有一個非常重要卻很少被提及的原因：軍事”，但是這個說法可以解釋物理或化學的諾貝爾獎，對美國在生物醫學和經濟學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諾貝爾獎，純粹從軍事上不好解釋。

我想簡單的解釋有兩種：首先，美國在二戰後所擁有的正義力量使她成為世界人才的吸鐵石，這樣使美國成為全世界人才的聚集地，現在仍然是這樣。但是如今白宮出了這位毫無公信力的幾乎天天扯謊的總統，對美國的信譽是個打擊，好在美國層層制衡使川普對美國的傷害沒有想像得那麼大。第二個就是美國聯邦政府對基礎科學持續的大力支持，像NIH大發展的黃金歲月是在60-70年代的越戰時期。

我的一些觀點在群里帖出後，引來討論，我和一位網名為老唐的群友就猶太民族展開了對話，現經允許分享：

老唐: 有見地。德國把猶太科學家趕走了。大部分跑到美國。為美國戰後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但猶太人雖然聰明，也有問題。主要是不喜歡踏踏實實的干實業，總想投機取巧發橫財。他們控制金融和保險業。美國的虛擬經濟、金融產品五花八門、保險公司控制醫療服務，網商控制商業，實體經濟逐漸萎縮。現在美國人不會生產電器產品。德國和日本的匠人精神在猶太人中基本不存在。而這正是中國人需要學習的東西。

雅美之途：你對猶太人的評價有失偏頗，猶太人不腳踏實地能夠獲得美國近一半的諾貝爾醫學獎嗎？你說猶太人控制華爾街也不完全對，美國實質上還是一個清教徒為主體的國家，蓋茨、巴菲特、默多克、高盛前總裁美國前財長Hank Paulson都不是猶太人。相反在二戰期間，反猶的急先鋒是福特和Charles Lindbergh。比較遺憾的是，中國人關於猶太人的很多認知都是錯誤的。很多人也不知道現在的美國高中，華裔在學業上已經遠超猶太人，後續表現值得觀察與期待。

老唐: 你批評的有道理。不腳踏實地可能不恰當。猶太人有超強的抽象力和理論研究能力。拿諾貝爾獎不難。但匠人和實業精神欠缺。就怕的是即無理論大師又無匠人精神。那只有山寨的出路了。

雅美之途：我在聚會上問過一個與老中結婚的猶太男性教授（斯坦福博士)一個問題：哪些相似點使美國華裔那麼容易與猶太人通婚，他思考了片刻回答道：1。都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2。都在全世界範圍內擁有做生意的頭腦。其實有一點猶太人擁有的中國人沒有，那就是猶太民族時刻存在着的危機感。連好萊塢傳奇導演Steve Spielberg 都說，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甚至直到現在，他都在心底的某一處存在自己或家人會被反猶人士殺害的恐懼，這是他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的。

我人生的一個很難得的經歷的是在孩子的耶魯開學典禮上，在父母離場時見到身邊的斯皮伯格，不追星的我也難控制自己啊。斯皮伯格那天是再簡單不過的美國普通人的穿着，我現在還不明白他為什麼在那種場合穿牛仔褲。

有位猶太人告訴我，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她感到悲涼得似乎每個石板地都是血鋪就的。我們中國人也充滿苦難，但是我們不象猶太人那麼每年都紀念Passover的苦難，我覺得一個是宗教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猶太的人數太少，屬於他們的土地又十分有限，所以他們的苦難聚集般地沉澱下來就格外地深重。相反，中國人口眾多，中國的土地甚為寬廣，具有科學溶液的稀釋效應，所以容易遺忘自己的苦難。在二戰中，中國人遇害的人數甚至可能比猶太人還多，三年的人為災害和文革加起來死的中國人至少有4-5千萬之多，這些苦難都因各種原因而被遺忘了。如果不是美籍華人張純如率先寫書，又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南京大屠殺？

老唐：你說的很對。中國人的確沒有危機感。不只是猶太人，德國人、日本人也有危機感，因此他們對工作一絲不苟的匠人精神。但猶太人採取的是另外一個策略。那就是在更高的層次設計上，抓住文明的制高點。還有一個品質猶太人有但中國人沒有：對自己的反思能力。這可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中華民族不是個健忘的民族。但她的記憶只是情緒上的。沒有反思，再多的情感記憶也是一種情結與傷害感。如同PTSD創傷後壓力症患者。

德國柏林的洪堡大學。前兩張為現在景觀，第三張為1900年校園照片彩色化。名字為紀念德國地質學家和語言學家洪堡兄弟，曾經讓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為模板創辦的融研究於教學的德國大學。思想家馬克斯與恩格斯，科學家愛因斯坦、普朗克和科赫，以及現代德國之父卑斯曼都出自這所大學。大家可能更知道德國洪堡基金會，為當時西德最為著名的基金會，以給獎學金數額之康概聞名。

我們去參觀時德國已經統一，學校座落在東柏林那邊，這只是她悲傷命運的一部分，東德對科學研究的態度可想而知，西德索性建了一個柏林自由大學。在1933-44年希特勒反猶時，250位洪堡大學的猶太教授或員工被納粹開除，當時因為政治立場被解僱的職員高達三分之一。在1933年的5月10日，在洪堡附近的Bebelplatz廣場，納粹當局焚燒了2萬冊洪堡的圖書，納粹宣傳頭子戈培爾還專門出席發表演講。焚書坑儒也發生在基督教孕育的文明里，現在洪堡還有紀念此事件的碑牌。

在康河泛舟的Crick家，還是太太撐杆。

簡潔的DNA雙螺旋結構。右邊是Crick手繪的草稿，左邊是他的藝術家太太繪的用於Nature文章中的正式圖，這成了人類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科學圖案。

巴黎索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