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攻到北京，面對高高的城牆，一籌莫展。北京市民搬來梯子。由中國人組成的華勇營一馬當先，奮勇登城。在城牆上架起大炮，對準紫禁城。先有國不知有民，後有民不知有國。 甲午戰爭大清慘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但當時前線報捷，報紙歡呼大清大獲全勝。我天朝軍隊犁庭掃穴，倭賊潰不成軍。李中堂親赴馬關受降，簽訂小日本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全國人民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這種全國歡慶勝利的氣氛把日本人都搞懵了，甚至都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勝利了。紐約時報評論：“這是一個奇怪的民族，非常善於意淫。哪怕對着石柱子，也能在幻想中達到高潮。”這種精神勝利法至今未變，動不動就說美國崩了，西方嚇尿了。 蘇俄作家扎米亞金由於在西方出版著作，被大批判。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請求將自己和老婆一起驅逐出境。斯大林居然批准他出國。這在中國等於放虎歸山，絕對不會發生。蘇聯知識分子至少還有流亡這一條最後出路。而中國的右派們只能餓死在夾邊溝。斯大林固然是暴君，對比起來，還有一絲人性。 三次鱈魚戰爭，沒有常設軍隊的冰島居然贏了海上強國英國。落後不會挨打，弱小不會挨打。但是不遵守地球村規則，不遵守人類普世準則，一定會挨打。比如敘利亞使用化武，遭到美英法的聯合打擊。 甲午戰爭，日本全殲北洋艦隊；庚子事變，清國輸給了八國聯軍。中國歷來的理由是列強船堅炮利，中國貧窮落後而挨打。大刀長矛的清軍，敵不過洋槍洋炮的八國聯軍。可悲的是，甲午時清軍的陸海軍裝備，都全面優於日軍。庚子年八國聯軍驚奇地發現，繳獲的清軍武器比自己的武器還要先進。18000人的八國聯軍打敗了80000清軍，攻占了天津和北京。制度和腐敗是比武器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元明清至今，中華文明發展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幾個朝代。也是對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禁錮最嚴的時代。但是明清兩代，儘管文字獄多而殘酷， 但是民間出版還是自由的。一是書坊私有，私人可以自由印書；二是事後審查（不舉不查）。而我朝對出版和言論的控制是歷史最嚴的：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家所有；嚴格的三級審查制度；防火長城和互聯網的控制和封殺。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戰術上的成功，戰略上的錯誤。錯誤決策有三個驅動：第一，強硬民意，民族主義口號綁架國家，牛搖尾巴，尾巴也搖牛；第二, 部門利益，海、陸軍都不願割肉妥協；第三, 沒有人願意擔責，互相推諉，沒有人踩剎車。寧願大船沉沒，也不先淹死自己。於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行為發生了。我們常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是在錯誤的機制下， 三個諸葛亮，不如一個臭皮匠。互相推諉，三個和尚沒水吃。每一個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決定。這是決策機制的問題。讀史我們常有感嘆，這麼蠢的決策是怎麼做出來的。其實現實也如是。 歷史上，菲律賓與夏威夷都曾經是美國的托管國。美國幫助這兩個國家進行全民公投，決定自己的地位。但公投的最終結果是菲律賓獨立；而夏威夷選擇亡國，加入美聯邦，成為第五十個州。 對比亡國的夏威夷和獨立的菲律賓，今天人民的幸福程度天壤之別。思考之一：獨立並不一定成為主人，亡國也不一定當亡國奴。一個民族被文明徵服是大幸運。思考之二：美國沒有因為菲律賓的戰略意義而反對菲律賓獨立，而是尊重原住民的自決權。領土並非神聖不可分割。 金聖歎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嘆無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聊齋一個故事說被砍的頭顱落地後讚嘆劊子手的刀好快。面臨不能自主的悲劇，常有間離效應，冷眼旁觀調侃自己。比悲痛更沉痛的是無奈的滑稽。幽默為膚，悲痛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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