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致力于近当代知识分子研究。他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辑录了他的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章，揭示了很多轶事。

晚年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第七册（又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大陆不能出版，原因不明。有说是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是冯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张毕来、丁石孙等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提案，呼吁出版冯著，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信，最终无果。冯友兰不再违心，宁可不出，藏之名山，以俟后人。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缺乏自由之精神。没有自由择业，没有自由流动，没有自由撰稿，就没有自由知识分子。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 年前100 位教授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钱端升、周一良、金岳霖、陈垣等1949年之后的经历证明一个时代可以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在人生关口，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远。一般而言，前一类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自由民主有更深切的了解，这些学者写的文章，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前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吴世昌等人，1949年在走留之际，更决策正确。也许历史旧事比理论更令人警醒。所以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

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真改了。胡很为难，对李慎说：“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斡旋之下，钱给胡写信道歉。钱钟书本性特立独行，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棱角磨平，变得圆滑。但其心自苦有谁知。压抑久之，书生气也会偶尔爆发，率性而为。

红学家吴世昌在牛律大学任高级讲师兼导师。1962年回国。当时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学生，二女儿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后，任中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吴在文革中关牛棚，下干校。大女儿受刺激而致病长住医院，二女儿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和巫宁坤50年代回国不同，吴在资讯通畅的西方对国内的反右等频繁政治运动应该了解，自投罗网，甘入危邦，也许是爱国情感使人目盲，也许是像纳粹时的很多犹太人一样，相信自己是例外。

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专制倾向。

国民党时期对言论管制的松懈，是垮台的原因之一。这使中共警觉，所以1949年以后一切有关新闻、出版和传播的观念全都改变了，绝对不许私人染指新闻和出版业，这是一个意识到新闻自由威慑力的政府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对自己政治能力的绝对不自信和对人民大众的绝对不信任。

要对那些特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忏悔，可能就有一千次。

1949年后，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方面的，中国社会这种典型的文本与实际脱节，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谁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但绝不准有私人报纸刊物；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写着，但绝不准自由结社。挂羊头，卖狗肉，说人话，办鬼事是本朝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