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秦晖《走出帝制》
秦晖是著名历史学者,他的著作《走出帝制》是研究中国清末社会转型历史的文集。书中有很多发人深思的灼见。中国在民国就站起来了:中国是否站起来了,主要的评价要看: 第一,独立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的“儿皇帝”,或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国民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第二,对外依赖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第三,正确的世界站队尤其重要。民国的两次世界大战站队,都站对了,确定了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四强的地位。国民政府废除了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关税自主并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租界,从苏俄手里收复了新疆。中世纪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把衰落的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其实这只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只是因为后来主子衰落了,他就趁机踹了一脚,反客为主。如果主子不倒,他就甘心当奴才。就像如果斯大林不死,毛也不会与苏联翻脸。从这个角度评价,和苏联闹翻前的中共还是跪的。否则不至于为消除主子的疑心,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抗美援朝。毛泽东宣布全面倒向苏联并反美的政策,在世界格局中错误站队,造成中国至今与世界为敌的地位。雅尔塔的后果: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的要求,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归还旅顺和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非常恼火。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朝鲜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而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民国时期的主要外患来自于日、俄。而其他西方列强则向中国归还了以前侵占的权益。日本的二十一条,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和日本全面侵华。苏俄的中东路事件、煽动蒙古独立、侵吞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日本战败后抢占东北资产、扶持盛世才作为代理人侵占新疆,雅尔塔会议苏联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没有如此要求)。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纠正了凡尔赛会议的错误。美国带头在旧约未到期时主动改订新约,废除与清国签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力挺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五大国。英国在美国的说服下,勉强接受中国,而苏联则坚决反对。但是1949年后中国却全面倒向苏联,反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为敌。英国和其他封建制为什么绝少改朝换代?英国历史上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 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但都没有改朝换代。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至今,一共出现四十一位国王,都有威廉一世的血统。“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立陶宛王雅盖洛入赘继承了皮亚斯特王朝成为波兰国王。而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悖论是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封建制下,君权受限,逐鹿者鲜,王位争夺只是王室内部家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靠垄断权力来维持,人们对之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比较容易。其他亮点国民党政府在越南受降时,支持越共,反对法国,后果是北越南共产化。事实上,后来法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各国中最糟的。大陆易手时,国民党败军退入越南,受尽法国虐待,后来法国在西方列强中首先抛弃台湾,与新中国互派大使,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短视影响了东南亚局势。谭嗣同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亏中国不强大,如果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不但君主为祸,而其他人种将无活路了。他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防止中国祸害民主国家。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是“人权高于主权”在中国最早的表述。秦晖用一句入木三分的话形容当今中国:“小富即狂”。理想主义只能要求自己,一旦用来要求别人,就很危险。个人贡献是高尚行为,哪怕是乌托邦的理想。但是如果要求别人,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每个人都有平庸的权利,别人不能强迫他人高尚,底线是他不去害人。 “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若能持守,不逾底线,低又何妨。”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骂他的人说他很自私。但杨朱是个人自由主义:我的一毛我做主,是我的自由。为天下拔自己的一毛是崇高的,值得敬仰,但敬仰不能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别人的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