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查了一下，未查到此文初发在哪年月。看文中问：“三十多年了，我们告别了双重人格的时代吗？”，可大致判断这文发自约十来年前，因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

十来年前，习小学生尚未登基，此文可出言无忌。否则，就习那面不改色说假话的典型双重人格，还不给葛剑雄按个“妄议中央”“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其打入大牢？

三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不一定能记清楚自己是怎样度过这十年的了。但有一点肯定不会忘记，无论他曾经是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还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保守派、逍遥派，无论是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被批倒斗臭的“牛鬼蛇神”，谁也没有不说过假话，或者不做过违心的事。

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几乎人人都要说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说的假话，做自己想做或不想做的违心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称得是“史无前例”或空前绝后。但这却是中国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现实，正视这一现象，记取由此引发的教训，是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

应该承认，很多今天看来是地地道道的假话，当年绝大多数人是当作真话来说的；很多今天看来是愚不可及的蠢事、害人害己的错事，当年大家却是当作好事来做的；在文革前期尤其是如此。对自己所不理解的、闻所未闻或者肯定是错误的事情，一般都认为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结果，甚至认为只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偏见。

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多少还有一定的范围，还有一定的思想色彩的话，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整个中国已经很难有世外桃源了。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社会团体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伤害或打击，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自由地存在于运动之外。可是亿万人却如醉如痴，以疯狂的热情投身于这场“大革命”。

我有一位在中学当教师的朋友，在运动一开始就被学校党支部定为“左派”，参加“核心组”，参与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但几天后他被一批反对党支部的学生作为“黑帮”揪出。于是他白天和自己揪出的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改造，接受批斗和打骂，晚上却和核心组成员一起商议明天如何批斗牛鬼蛇神（实际上少不了他自己），将运动如何引向深入。尽管其他人未必像他这样典型，但集“革命的动力”与“革命的对象”于一身却是普遍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人都在扮演着双重角色，具有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双重人格也不是中国的特产，西方东方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说没有；但普及到如此程度却非中国的文革时期莫属。

儒家的修身养性，本来是为了激发和培植正常的人性，限制和克服非人性、动物性。这一过程虽然不无困难和痛苦，但多数人能够接受。目标虽然高尚，要求虽然严格，也没有离开人的基本需求。但以后要求越提越高，完全脱离了人性，就成了虚伪的教条。如果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当然可以不理睬这些教条，保持自己的天性。

不幸的是，当儒家理论，特别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成为钦定的行动规范之后，人性就不再有合法存在的余地，人们不得不接受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的标准作为行动的准则，以虚伪、作假来应付外界的压力。

例如，孝本是人类的天性，尊老敬亲自然是一种美德。但儒家提倡的孝道逐渐演变出种种不近人情的残酷规定，甚至强迫人们像“二十四孝”那样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在无法公开反对这种孝道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假孝行为、假孝言论应运而生，所以在孝的方面也出现了双重人格，一方面是对亲人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则对礼教的应付。真正孝父母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孝道”，而对父母虚待的人却能把孝的礼教表演得有声有色。

在错误路线的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被引向片面和极端，成为脱离实际、违背人性的空洞口号和深奥莫测的教条。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能为民众所理解。但只要打出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出自党的领袖之口，它们就会取得绝对正确的地位，造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现象。可是常识和良心又使人们不能不产生疑问，在执行中也免不了会有所犹豫，结果只能说假话，做违心事。

同样，根据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树立或培养起来的“样板”，无论是被神化了的领袖，还是被无限拔高了的英雄，对一般人来说都已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他们的行为不但无法学习，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忠不忠，看行动”，学不学是要不要革命的具体表现，于是只能无休止地“斗私（心）批修（正主义）”，直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地说着批判自己的假话，重复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学习、批判、斗争的运动。

泛政治化的是非标准

其次是将政治标准和阶级分析的绝对化和无限扩大。政治扩展到一切领域，成为判别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世间万物只剩下革命与反革命两种类型。个人的判断能力和思想感情不仅必须完全服从政治，还得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转变。议论苏联红军在东北掠夺物资就是“反苏”，够得上定为右派分子，因为那时政治上要“一边倒”，苏联是“老大哥”。到了反修斗争时，谁要说苏联或苏联专家的好话就成了“美化苏修”，也是不小的罪名。当林彪出任“副统帅”时，谁要说他尊容欠佳，怀疑他体弱有病，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一旦林彪出了事，连平型关战役的评价也成了问题。

阶级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同样一件事，对不同的阶级就一定要作不同的价值判断。无产阶级讲卫生是爱国，资产阶级爱清洁就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贫农的儿子学习努力是为革命而学，地主的女儿成绩优秀肯定是出于复辟目的，是地主阶级利用文化来夺回它们失去的天堂。

既然对一切事物都要用阶级分析，阶级敌人自然就不会有人性，也必定会搞破坏活动，所以凶恶的地主是“黄世仁”，和善的地主就是“笑面虎”，并且更有欺骗性。“阶级敌人”劳动不认真自然是对抗，干得卖力也必定是在制造假象，伺机反扑；要是自杀了就更是负隅顽抗，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只要成了“阶级敌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优点和长处，就得与他彻底划清界线，即使是夫妻、父子、师生、上下级、朋友。这样的政治标准和阶级分析，不用说小民百姓，就是高层官员也是无法掌握的，只要稍有人性就会划不清界线，非得具备双重人格不可。

被封杀的信息传媒

再者是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对外部世界的片面宣传，使人们完全不了解真相，不可能识破假话，反而虔诚地信奉假话，相信谎话。长期以来，干部和知识分子了解世界途径只有一份经过精心裁剪的《参考消息》和各级领导干部所作的形势报告。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世界人民如何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如何与本国的“帝修反”作斗争，自然会更增添几分狂热。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听过一个形势报告传达，那位市里的领导干部在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苏联歌舞团到某食品厂参观，一走进生产午餐肉罐头的车间，人人都做深呼吸，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工厂送给他们肉罐头，团长以“歌唱演员不宜多吃脂肪”为由，予以谢绝，这时有团员报告说：“我是吹号的，没有关系。”我们听后立即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我们虽然有困难，每个月还能配给几两肉，而苏修国内却连肉味道也闻不到，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究竟谁胜谁负不是很清楚吗？

上海一位经常接待外宾的一位老太太，在回答瑞典客人的问题时可谓活学活用。瑞典人问她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如何，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还不是和你们现在一样吗！”客人闻言大吃一惊，想不到中国劳动人民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陪同的领导自然十分尴尬，对这位基层干部大为恼火。对客人的困惑和领导的不满，老太太却理直气壮：“你们不是说客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是属于还没有得到解放的‘三分之二’吗？” 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说了假话或谎话。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自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理论出现后，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说真话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尽管这一理论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但在实际运用时却成了隐瞒真相，文过饰非，混淆是非，随心所欲的手段。因为除了最高领导和中央机关外，即使是省长、部长，能够听到见到的都只能是“一个指头”，不可能是“九个指头”，知道得再多也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更不用说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了。

在历次运动的锻炼下，大家都已学会了这简单不过的算术：对八亿人口来说，八千万人也不过是一个手指。要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人饿死，“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死了人，历次运动抓了人、斗了人、枪毙了人，难道会超过八千万吗？岂不是“一个手指”而已？永远不会是本质问题。

更何况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典型和样板，随时可以用来证明“九个指头”的存在。尽管这类典型和样板的调查材料按惯例是不会有数量分析的，却可以用来代表本质。万一有人提出数量太少也只是暴露他们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因为新生事物一开始总是少数，本质的东西不一定有数量上的多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的手里。

你说粮食亩产不可能有一万斤，报上明明登着某地产量已破十万斤，不但有照片为证，还是科学家的论证。你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生产，卫星上天、氢弹爆炸、长江大桥通车难道是假的吗？你说学生不读书，质量太低，请看几个优秀学生的水平，证明现在学生的质量早已超过了文革以前的十七年时期。

意大利摄影家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尽管都是实录，但还是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为什么放着中国制造的万吨巨轮不拍，却要拍黄浦江中的小木船呢？为什么对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典型人物不感兴趣，却非要自己选择拍摄对象呢？

不过，想要转变立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要知道“九个手指”的真相，要理解“本质”究竟是什么，唯一的来源就是官方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或者根本没有，或者与事实有惊人的差距。我曾经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亲眼看到过安徽饥民在不顾一切地将抢来的大饼油条塞进嘴里，但被告知他们都是不接受改造的地主。我从亲戚和教师那里得知安徽饿死了不少人，却断定这只是“一个手指”。直到1980年代初参加撰写《中国人口》丛书，才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八百万。

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怀疑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为什么不像劳动人民那样自觉地讴歌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却会与阶级敌人一样对新生事物格格不人，指责革命事业这也不行那也不是？由此得到的教训只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个指头”和“现象”，都不能当真，而自己无法看到的才是“九个指头”，是“本质”。例如林彪的病态只是现象，是“一个指头”，他身体健康并且永远健康才是本质，是“九个指头”，因为当时宣称：据医生彻底检查，他全身的器官没有任何毛病，预计能活过一百岁。

这样的“本质”和“九个指头”，除了有资格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人以外，一般人就是无产阶级觉悟再高也是永远看不到的，自然只有深信不疑的份了。如果再有丝毫怀疑，必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以至立场不稳的表现。

不要以为笔者的精神不正常，这正是当年自我检查的模式，也是批判别人的手段。

无法无天的社会运转体系

到了欺骗和诡辩都无济于事时，要使人们自觉地说假话，保持双重人格，就只能依靠暴力的镇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被打击的对象迅速增加。政策的急剧变换，新旧矛盾的暴露，人们的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虽然有作为中央文件传达的“给江青同志的信”为证，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洞察一切”还是受到了怀疑。

到了“文革”后期，大概很少有人完全说真话了。“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的民谣，生动地说明了不同场合下说话的性质。所不同的是，以往是不自觉地说，是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此时则是明知假话而说之，自觉地说好假话。原因也很简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已经无所不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了。

早在1950年代，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开了公布私人信件的恶例。到了文革期间，个人隐私已荡然无存，书信、日记自然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就是“臭老婆”“狗崽子”在严刑逼供和“划清界线”的诱惑下作的“揭发”也是百分之百的定案证据。说真话的空间既然近乎消失，不说假话又怎么能生存？

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已被取消，假话说得不到位就有“假革命”之嫌，不说假话自然与反革命无异。反右运动中出现一声不响的右派、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的右派，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平时规规矩矩做事，遇事谨小慎微，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在文革中完全可能被当成隐蔽得巧妙、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来“深挖细査”。何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深入到街道、家庭、穷乡僻壤、闲散人员、教堂寺庙、少数民族地区、港澳地区、驻外机构等等，要寻找能够保持沉默的场所谈何容易？

甚至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谁都知道，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叛党”，就是“死不改悔”“顽抗到底”，不仅再也没有翻案或昭雪的机会，还会祸延家属子孙。我问过一些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老知识分子，是否动过自杀的念头，不少人的回答是想自杀而不敢。一位全家都受到隔离或批斗的教师说，当时他们相互传递的信息就是千万别自杀。这就是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父亲早已入狱）一起开煤气自杀的惨剧的根源——他们只能选择全家一起死，才不至于连累其他人。

如果说对刑事犯的惩处多少还有点尺度的话，那么对言论和思想犯的打击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今天只是批斗了事的人，明天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次次的案例讨论和一批批“现行反革命”的处决自然吓得人们用他们的“罪行”来检点自己的言行。

双重人格的普遍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使文革流毒加深，时间延长。但双重人格的悲剧意义并不限于文革，对中国人的毒害也不限于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人们常用“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来形容一些人的行为。但长期的双重人格还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即使没有任何威胁存在，他的心也会悸，并且不知道这是心悸。

我想起一个完全真实的例子：先师谭其骧先生在80年代中期收到他一位学生的几封来信几乎是同一格式，这位年近七十的研究员用开头一段话歌颂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好形势，用第二段话歌颂社（九三学社，谭先生和他都是九三学社成员）中央的正确领导，第三段话是赞扬在老师领导下科研项目取得的成绩，再表明自己积极参加的态度，信写了一半以上才转入正题，最后还免不了几句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位正在抱病工作的非常严谨而踏实的学者，谭先生是他四十年来的老师，当时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压力。

三十多年了，我们告别了双重人格的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