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基本上认同此文作者所言。 80年代读到《傅雷家书》时，已听到一些读者的推崇赞美。可打开书后略读了几则，感觉并不好。当时想，可能这书适于不到20岁的青少年，他们还需要长辈叮咛教诲。对我们已经历了一些社会与人生风浪者来说，这书有些迂腐、沉闷和过时了。
Original 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临近年末，工作也忙，本来今天不打算更稿了，但著名钢琴家傅聪逝世了，作为一个古典乐迷，以及一个小时候误读了《傅雷家书》很长时间的人，我觉得我还是该写几个字，聊聊我眼中的那对父子。
其实对傅聪的钢琴，我不是很听的来。傅聪留学波兰、弹肖邦出身，且也得了一个“钢琴诗人”的名号，而我听钢琴曲更欣赏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傅聪老先生弹莫扎特时都是一股子肖邦味，不算我最欣赏的钢琴家。
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了解这个人，更多是拜其父亲大翻译家傅雷所赐，他写给傅聪的信，被整理成《傅雷家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出版就影响巨大，后来成了我们那一代人中学时代的选读文学书目之一。 但对这本《傅雷家书》，我觉得味道也很怪。 
很多书评吹捧《傅雷家书》是“教育典范”，说它体现了那个时代傅雷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对孩子的舐犊情深和教导有方。 你但凡看过这本书，就知道，这纯属睁着眼说瞎话。 如果你真读过《傅雷家书》，会发现其中所体现的那种父子关系，真搬到你家里，一定能让你窒息。 不客气的说，它是一个中国式专制父权的典型案例。
比如，有一次傅雷给傅聪写信，一开篇就说“我忙得很，只能和你谈几桩重要的事。” 这么严肃的口气，你一定觉得出了什么大事儿，但傅雷接着写到： “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 还有“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
我每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都感觉一股寒气沿着脊梁骨直往上蹿——傅聪离家去波兰求学时，已经二十岁了，是成年男子。其父亲在百忙之中仍然千里迢迢写信，为的只是像训一个学龄前小孩一样，说他不懂礼仪，嘱咐他一定不要双手插兜，用刀叉不能有声音，要像人家“有教养的青年”…… 这哪里是舐犊情深，分明就是一个“君主式父亲”在远隔重洋的展现他的威权。 实际上，给《傅雷家书》写“代序”的楼适夷，也曾经在文中“吐槽”傅雷家教中那种无所不在的控制欲： “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儿时学过音乐的人都知道，一个成功“音乐神童”背后，一般都站着一个严父或严母。因为音乐虽然是连接人性的，但学音乐却是反人性的，所有乐器想学到极致，都必须经历大量、枯燥的练习，儿童是不具备这种忍耐力的，只有管控欲极强的父母才能逼着年幼的孩子完成这种练习。 而傅雷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并且还过了头，在《傅雷家书》中前一部分篇目中，他一遍遍要求远在波兰、已经20岁的儿子“将你所有的事情都尽量告知我们”。 反右后，傅聪避居英国，在当地结婚成家，傅雷在信中又隐隐透出那种自己将丧失对儿子的影响力的无奈感，并对学识、人格魅力都超过自己傅聪岳父纽因的存在感到焦虑、自卑…… 我不太懂心理学，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这对父子的关系很不正常。 正常的成年父子，应当像两棵大树一样，根脉相连，但却又彼此独立。但傅雷在家书中表现出的对儿子的那种管控欲和依恋感，放在母子间都显得有些肉麻，放在父子间，则几近病态。
这背后，当然有时代的背景使然，但我觉得，也有傅雷的个性的原因。
傅雷这个人，在解放前就是左派，五四、五卅、一二九等等等等运动，他一样都没落下，总是冲在时代的最潮头，很典型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要不然他也翻译不好激进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更不可能在1949年后选择从香港回大陆。 而按照一般的经验，激进左派在政治上是拥护强力政府的，这种主张转化到家庭生活中，很容易变成管控一切的“君主式家长”作风。 而傅雷也就是这样干的。
读《傅雷家书》如果读得不细，你很容易忽略傅雷其实还有一个次子叫傅敏。 这也难怪，与《傅雷家书》中连篇累牍的耳提面命他的“聪儿”，浓浓父爱浸透纸背不同，傅雷在家书中很少提这个傅聪的弟弟、自己的次子，仿佛这个人不存在。 但这个次子其实也是很有音乐天分的。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这个傅敏小的时候也非常喜欢音乐。但与鼎力支持甚至逼着长子学好钢琴不同，傅雷就是不允许自己的次子学音乐。 傅敏初中的时候偷偷学了一段小提琴，发现自己特别喜爱这个，音准也很好，于是想去考上海音乐附中，但傅雷得知后坚决反对。 理由是什么呢？傅雷用他搞文字的辩才说了一堆，总之最后的结论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你是教书的料。”
于是傅敏就当老师去了，这个人直到退休，还是个普通中学英语教师。 非常巧，傅聪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望七了》，说他有次回国，无意中与弟弟比手，发现自己的手非常硬，其实不适合学钢琴，相反，弟弟的手柔软、能张得很开，是天生搞音乐的胚子。 那这个傅敏到底是不是音乐家的材料呢？ 音乐爱好者傅雷说“不是”，音乐大师傅聪说“是”，你觉得该信谁？
不客气的说，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傅雷搞的是家庭内部的“计划经济”。作为一个父亲，他全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擅自为自己两个儿子规划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这在曾经的中国并不奇怪，曾几何时，我们国家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父亲都是这样的，傅雷并不是其中做的最过火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亲犹如君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儿女都必须服从，儿女的一切也由父亲全权操控。正因为组成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会在《傅雷家书》结尾的那个年代，一头撞上了那场“十年浩劫”。 最强烈的家长式管控，与对这种管控最暴烈的反制，在这场浩劫中同时爆发，吞噬了包括傅雷在内的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但幸运的是，傅雷毕竟是接受了那么多年现代思想的人。管控欲与对管控的反制，其实一直在其头脑中打架。他在《傅雷家书》中也曾忏悔，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 最强烈的管控欲与对管控欲最强烈的自责同时并存，这种矛盾感是所有真正用心读过《傅雷家书》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傅雷在与儿子的通信中试图挣扎。 可惜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傅雷用大字报式的笔调对儿子说：“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
正是这些家书，让傅聪虽然离国千里，也能嗅到气味不对： 1957年初，傅雷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聪也接到这个消息，也接到了要他回国的通知。傅聪当即买了一张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 1965年，傅聪加入了英国籍。 1966年，傅聪的父母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
数年之后，傅雷平反，傅聪回国探亲，回忆当年抉择时说：“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这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傅聪为什么对自己回国后的命运洞见的那么清楚呢？也许正是父亲寄给他的那些家书，让他对家乡的那种来自父权的可怕控制欲时刻有所复习。 也许这才是《傅雷家书》这本“名著”真正的价值所在吧——在儿子要作出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时，父亲的那些信，让他回想起了被控制的可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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