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基本上認同此文作者所言。 80年代讀到《傅雷家書》時，已聽到一些讀者的推崇讚美。可打開書後略讀了幾則，感覺並不好。當時想，可能這書適於不到20歲的青少年，他們還需要長輩叮嚀教誨。對我們已經歷了一些社會與人生風浪者來說，這書有些迂腐、沉悶和過時了。
Original 西塞羅 海邊的西塞羅 臨近年末，工作也忙，本來今天不打算更稿了，但著名鋼琴家傅聰逝世了，作為一個古典樂迷，以及一個小時候誤讀了《傅雷家書》很長時間的人，我覺得我還是該寫幾個字，聊聊我眼中的那對父子。
其實對傅聰的鋼琴，我不是很聽的來。傅聰留學波蘭、彈肖邦出身，且也得了一個“鋼琴詩人”的名號，而我聽鋼琴曲更欣賞巴赫、莫扎特和貝多芬，傅聰老先生彈莫扎特時都是一股子肖邦味，不算我最欣賞的鋼琴家。
跟大多數人一樣，我了解這個人，更多是拜其父親大翻譯家傅雷所賜，他寫給傅聰的信，被整理成《傅雷家書》，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一出版就影響巨大，後來成了我們那一代人中學時代的選讀文學書目之一。 但對這本《傅雷家書》，我覺得味道也很怪。 
很多書評吹捧《傅雷家書》是“教育典範”，說它體現了那個時代傅雷這種高級知識分子對孩子的舐犢情深和教導有方。 你但凡看過這本書，就知道，這純屬睜着眼說瞎話。 如果你真讀過《傅雷家書》，會發現其中所體現的那種父子關係，真搬到你家裡，一定能讓你窒息。 不客氣的說，它是一個中國式專制父權的典型案例。
比如，有一次傅雷給傅聰寫信，一開篇就說“我忙得很，只能和你談幾樁重要的事。” 這麼嚴肅的口氣，你一定覺得出了什麼大事兒，但傅雷接着寫到： “你素來有兩個習慣：一是到別人家裡，進了屋子，脫了大衣，卻留着絲圍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裡，或是褲袋裡。這兩件都不合西洋的禮貌。圍巾必須和大衣一同脫在衣帽間，不穿大衣時，也要除去圍巾。手插在上衣袋裡比插在褲袋裡更無禮貌，切忌切忌！……” 還有“在飯桌上，兩手不拿刀叉時，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擱在自己腿上或膝蓋上。你只要留心別的有教養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盤下，叮叮噹噹的！”
我每讀到這些段落的時候，都感覺一股寒氣沿着脊梁骨直往上躥——傅聰離家去波蘭求學時，已經二十歲了，是成年男子。其父親在百忙之中仍然千里迢迢寫信，為的只是像訓一個學齡前小孩一樣，說他不懂禮儀，囑咐他一定不要雙手插兜，用刀叉不能有聲音，要像人家“有教養的青年”…… 這哪裡是舐犢情深，分明就是一個“君主式父親”在遠隔重洋的展現他的威權。 實際上，給《傅雷家書》寫“代序”的樓適夷，也曾經在文中“吐槽”傅雷家教中那種無所不在的控制欲： “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進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兒時學過音樂的人都知道，一個成功“音樂神童”背後，一般都站着一個嚴父或嚴母。因為音樂雖然是連接人性的，但學音樂卻是反人性的，所有樂器想學到極致，都必須經歷大量、枯燥的練習，兒童是不具備這種忍耐力的，只有管控欲極強的父母才能逼着年幼的孩子完成這種練習。 而傅雷顯然就是這樣一個人，並且還過了頭，在《傅雷家書》中前一部分篇目中，他一遍遍要求遠在波蘭、已經20歲的兒子“將你所有的事情都儘量告知我們”。 反右後，傅聰避居英國，在當地結婚成家，傅雷在信中又隱隱透出那種自己將喪失對兒子的影響力的無奈感，並對學識、人格魅力都超過自己傅聰岳父紐因的存在感到焦慮、自卑…… 我不太懂心理學，但我依然能感覺到，這對父子的關係很不正常。 正常的成年父子，應當像兩棵大樹一樣，根脈相連，但卻又彼此獨立。但傅雷在家書中表現出的對兒子的那種管控欲和依戀感，放在母子間都顯得有些肉麻，放在父子間，則幾近病態。
這背後，當然有時代的背景使然，但我覺得，也有傅雷的個性的原因。
傅雷這個人，在解放前就是左派，五四、五卅、一二九等等等等運動，他一樣都沒落下，總是沖在時代的最潮頭，很典型的激情有餘、理性不足——要不然他也翻譯不好激進的《約翰·克里斯多夫》，更不可能在1949年後選擇從香港回大陸。 而按照一般的經驗，激進左派在政治上是擁護強力政府的，這種主張轉化到家庭生活中，很容易變成管控一切的“君主式家長”作風。 而傅雷也就是這樣干的。
讀《傅雷家書》如果讀得不細，你很容易忽略傅雷其實還有一個次子叫傅敏。 這也難怪，與《傅雷家書》中連篇累牘的耳提面命他的“聰兒”，濃濃父愛浸透紙背不同，傅雷在家書中很少提這個傅聰的弟弟、自己的次子，仿佛這個人不存在。 但這個次子其實也是很有音樂天分的。
我看過一篇文章，說其實這個傅敏小的時候也非常喜歡音樂。但與鼎力支持甚至逼着長子學好鋼琴不同，傅雷就是不允許自己的次子學音樂。 傅敏初中的時候偷偷學了一段小提琴，發現自己特別喜愛這個，音準也很好，於是想去考上海音樂附中，但傅雷得知後堅決反對。 理由是什麼呢？傅雷用他搞文字的辯才說了一堆，總之最後的結論是“你不是搞音樂的料，你是教書的料。”
於是傅敏就當老師去了，這個人直到退休，還是個普通中學英語教師。 非常巧，傅聰後來寫過一篇文章叫《望七了》，說他有次回國，無意中與弟弟比手，發現自己的手非常硬，其實不適合學鋼琴，相反，弟弟的手柔軟、能張得很開，是天生搞音樂的胚子。 那這個傅敏到底是不是音樂家的材料呢？ 音樂愛好者傅雷說“不是”，音樂大師傅聰說“是”，你覺得該信誰？
不客氣的說，在子女教育問題上，傅雷搞的是家庭內部的“計劃經濟”。作為一個父親，他全憑自己的主觀好惡，擅自為自己兩個兒子規劃了他們的人生道路。 這在曾經的中國並不奇怪，曾幾何時，我們國家千千萬萬個家庭的父親都是這樣的，傅雷並不是其中做的最過火的。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父親猶如君主，無論說什麼、做什麼，兒女都必須服從，兒女的一切也由父親全權操控。正因為組成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如此，我們的社會才會在《傅雷家書》結尾的那個年代，一頭撞上了那場“十年浩劫”。 最強烈的家長式管控，與對這種管控最暴烈的反制，在這場浩劫中同時爆發，吞噬了包括傅雷在內的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但幸運的是，傅雷畢竟是接受了那麼多年現代思想的人。管控欲與對管控的反制，其實一直在其頭腦中打架。他在《傅雷家書》中也曾懺悔，說“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 最強烈的管控欲與對管控欲最強烈的自責同時並存，這種矛盾感是所有真正用心讀過《傅雷家書》的人都能感覺到的，傅雷在與兒子的通信中試圖掙扎。 可惜他最終還是失敗了，在最後一封“家書”中，傅雷用大字報式的筆調對兒子說：“生活中困難重重，我們必須不斷自我改造，向一切傳統、資本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與習俗作鬥爭，我們必須拋棄所有的人生觀和舊的社會準則。”
正是這些家書，讓傅聰雖然離國千里，也能嗅到氣味不對： 1957年初，傅雷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聰也接到這個消息，也接到了要他回國的通知。傅聰當即買了一張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出走英國。 1965年，傅聰加入了英國籍。 1966年，傅聰的父母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雙雙自盡。
數年之後，傅雷平反，傅聰回國探親，回憶當年抉擇時說：“我知道，等待我的，將是父子互相揭發、批判。對於兩個自尊心很強，絕不肯違心地講話、行事的人來說，這實在太難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給我父親一個人開追悼會了，很可能是開父子追悼會。……這實在是逼上梁山。我當時確實預感到國家可能要走上一條吉凶難測的路。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辦法。我是在極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傅聰為什麼對自己回國後的命運洞見的那麼清楚呢？也許正是父親寄給他的那些家書，讓他對家鄉的那種來自父權的可怕控制欲時刻有所複習。 也許這才是《傅雷家書》這本“名著”真正的價值所在吧——在兒子要作出人生中最關鍵的抉擇時，父親的那些信，讓他回想起了被控制的可怕。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