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弗洛姆《逃避自由》
知道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后,就一直想读。因为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人身处自由社会,却喜欢赞美专制。这些人主动逃避自由,寻求被奴役。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为什么他们选择逃避自由?弗洛姆的分析是当个人摆脱束缚,实现个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丧失安全感并有孤独无力感。就会逃避自由,依附权威,转化为两种人格,寻求被虐待(奴化)与虐待他人(法西斯主义)。在伊甸园中,人无知无识。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也没有思想。亚当吃了苹果,打破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谐和状态,解脱了本能的约束,行为不再仅受本能支配。从此由无意识的史前生活,升华到人,开始了人类的自由历程。在中世纪,人们在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过着固定的生活,无须为自己操劳担忧。朦胧的人性意识透过一张面纱。这个面纱是用信仰、幻觉和成见所编织成的。透过这具面纱,人只能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种族、民族、宗教、党派、家族或社会集团的一份子。人只有通过某种种类,来认识自己。当人们脱离中世纪的经济与政治束缚,获得了自由。他可以独立地思考,成为自己的主人。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的那些关系。他不再生活于一个封闭社会里,他失去了原来的固定地位;世界没有边界,同时也是危险的。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其他人都成为他的潜在的竞争者,其结果是,他遭到资本及市场的威胁,他是孤独的,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个人无价值和无力感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他失去了所属感。自由带来不安、无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完全依赖其自己,他要做什么,怎么去做,成败得失,纯是他自己的事。于是个人有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希望与某种强势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逃避心理表现为服从和支配他人的双重表现。即寻求被虐待与虐待。主宰他人的行为与被奴役的行为都来源于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及懦弱,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后者失去自己,使自己溶化于他人的权力中,前者扩大自己,使他人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虽然得到了外力,但丧失独立。自由的代价是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立、无力感与不安全;个人不能忍受这种孤立,恐惧,不知如何适应世界。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生命的意义。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他牺牲了自我的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人们倾向于逃避自由,屈服于权威下。权威并不一定是人或组织等外在的形态,还有一种如良心,责任感等内在型的。自我的丧失使得人们更迫切想要与别人一样。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靠着和他人相同,一个人把对自己身分的怀疑压制下去。对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而是产生于社会中的个人的微不足道和无力感。这种现象是独裁主义发展的温床。惟有当我们拥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达想法的权利才有价值;惟有我们能够在心理上确定我们的个人地位时,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自由发展的过程不是恶性循环,积极自由是存在的。人可以自由而不孤独,个人可以独立,而仍然是全人类的一部分。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的实现,是发挥自己的个性。个人在孤立及无力感驱使下从事的是强迫性活动;而自发性活动不是强迫性活动;自发性活动是自我的自由活动,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达到此种自发性的一个前提是:让自己的“理智”与“天性”完全融合;因为,只有当人不抑制他自我的基本要素,只有当他对自己了如指掌,自发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自发性的活动可以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惧,而同时不会使一个人的自我完整性受到损害;因为在自发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再度与世界与人类,自然结合起来。如果人能藉着自发性活动,来实现他自己,并使自己与世界建立关系,他便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微尘。他与世界化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他在其中有其适当的地位,因而,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一扫而空。他发现自己是活泼而有创造性的个人,也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他便获得了力量与安全。这种安全感与他未获自由前的那种安全感不同。这种新的安全感不是依靠从外界较高权力所得之保护。这种新的安全感是动态的;它是以人的自发活动为根本。这种安全感惟有自由才能给予。积极性自由就是充分地实现个人的潜能,以及使个人有能力可以积极而自发地生活。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于整个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中。这种关系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民主制度下存在着一些极权崇拜者。他们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但却完全不会利用。生活在墙外,却偏信于洗脑。以前当奴隶是被迫的,现在当奴隶是自愿的。以前侍奉皇帝,现在侍奉极权。这种人有两种。第一种是一边数钱,一边偷着乐的奴隶贩子。鲁迅的好友曹聚仁在香港当记者。他在报纸上发文,说下放的右派分子是心甘情愿到北大荒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著名作家徐訏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另一个例子是李敖,像极了《动物庄园》中的小肉猪斯奎拉,摇唇鼓舌说,只要你认真,中国宪法就是真的。第二种人就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的。他们已经被体制化,不能忍受自由带来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自由意味着多种选择,如果一个人缺乏对自由自觉的热爱,缺乏选择的必要知识,就会落入选择困境,不想承担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的责任,就会恐惧自由。人对自由的恐惧就是极权崇拜的心理基础。正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说“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ed)” 电影中已服刑50年的布鲁克斯获得假释,但他对外界生活无所适从,在超市工作,上个厕所也要打报告,最终上吊自杀。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就是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的区别之一是:前者创造了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自由,以便充分发展个人。后者要使个人服从外在权威,压制个人个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