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弗洛姆《逃避自由》
知道德國心理學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書後，就一直想讀。因為注意到一種有趣的現象：很多人身處自由社會，卻喜歡讚美專制。這些人主動逃避自由，尋求被奴役。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為什麼他們選擇逃避自由？弗洛姆的分析是當個人擺脫束縛，實現個人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喪失安全感並有孤獨無力感。就會逃避自由，依附權威，轉化為兩種人格，尋求被虐待（奴化）與虐待他人（法西斯主義）。在伊甸園中，人無知無識。沒有選擇，沒有自由，也沒有思想。亞當吃了蘋果，打破了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諧和狀態，解脫了本能的約束，行為不再僅受本能支配。從此由無意識的史前生活，升華到人，開始了人類的自由歷程。在中世紀，人們在一個有秩序有規則的社會過着固定的生活，無須為自己操勞擔憂。朦朧的人性意識透過一張面紗。這個面紗是用信仰、幻覺和成見所編織成的。透過這具面紗，人只能意識到他自己是一個種族、民族、宗教、黨派、家族或社會集團的一份子。人只有通過某種種類，來認識自己。當人們脫離中世紀的經濟與政治束縛，獲得了自由。他可以獨立地思考，成為自己的主人。但是，同時他也脫離了以前給予他安全感的那些關係。他不再生活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他失去了原來的固定地位；世界沒有邊界，同時也是危險的。他必須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積極和獨立的角色。其他人都成為他的潛在的競爭者，其結果是，他遭到資本及市場的威脅，他是孤獨的，對自己和對生活的目的感到懷疑。一種個人無價值和無力感壓倒了他。天堂永遠地失去了，個人孤獨地面對着這個世界。他失去了所屬感。自由帶來不安、無力、懷疑、孤獨及焦慮的感覺。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個人完全依賴其自己，他要做什麼，怎麼去做，成敗得失，純是他自己的事。於是個人有放棄自己獨立自由的傾向，希望與某種強勢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換句話說，也就是尋求新的束縛，來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約束。這種逃避心理表現為服從和支配他人的雙重表現。即尋求被虐待與虐待。主宰他人的行為與被奴役的行為都來源於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獨及懦弱，因此喪失自己的獨立，後者失去自己，使自己溶化於他人的權力中，前者擴大自己，使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雖然得到了外力，但喪失獨立。自由的代價是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孤立、無力感與不安全；個人不能忍受這種孤立，恐懼，不知如何適應世界。於是，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生命的意義。為了求生，人試圖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進新的枷鎖。這種枷鎖與原始的約束不同，原始的約束還能給他一種安全感，而逃避自由並不能使人們復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僅能幫助他忘記他是獨立的個體。他犧牲了自我的完整性，所得到的不過是不堪一擊的安全感。因為他忍受不了孤獨的滋味，他寧願失去自我。人們傾向於逃避自由，屈服於權威下。權威並不一定是人或組織等外在的形態，還有一種如良心，責任感等內在型的。自我的喪失使得人們更迫切想要與別人一樣。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靠着和他人相同，一個人把對自己身分的懷疑壓制下去。對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在的壓力，而是產生於社會中的個人的微不足道和無力感。這種現象是獨裁主義發展的溫床。惟有當我們擁有自己的想法時，表達想法的權利才有價值；惟有我們能夠在心理上確定我們的個人地位時,自由才能成為一項永恆的收穫。自由發展的過程不是惡性循環，積極自由是存在的。人可以自由而不孤獨，個人可以獨立，而仍然是全人類的一部分。獲得這種自由的方法，是自我的實現，是發揮自己的個性。個人在孤立及無力感驅使下從事的是強迫性活動；而自發性活動不是強迫性活動；自發性活動是自我的自由活動，出於自由意志的活動。達到此種自發性的一個前提是：讓自己的“理智”與“天性”完全融合；因為，只有當人不抑制他自我的基本要素，只有當他對自己瞭如指掌，自發性的活動才是可能的。自發性的活動可以使人克服孤獨的恐懼，而同時不會使一個人的自我完整性受到損害；因為在自發的自我實現過程中，人再度與世界與人類，自然結合起來。如果人能藉着自發性活動，來實現他自己，並使自己與世界建立關係，他便不再是一個孤獨的微塵。他與世界化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他在其中有其適當的地位，因而，他對自己及生命意義的懷疑，也一掃而空。他發現自己是活潑而有創造性的個人，也體驗到，“生命只有一個意義，那就是自發自動地生活。”他便獲得了力量與安全。這種安全感與他未獲自由前的那種安全感不同。這種新的安全感不是依靠從外界較高權力所得之保護。這種新的安全感是動態的；它是以人的自發活動為根本。這種安全感惟有自由才能給予。積極性自由就是充分地實現個人的潛能，以及使個人有能力可以積極而自發地生活。在不否定個人的情況下，與人類及自然自動自發地建立關係。這種關係來自於整個人格的完整性與力量中。這種關係其最極致的表現就是愛與創造性的工作。民主制度下存在着一些極權崇拜者。他們有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但卻完全不會利用。生活在牆外，卻偏信於洗腦。以前當奴隸是被迫的，現在當奴隸是自願的。以前侍奉皇帝，現在侍奉極權。這種人有兩種。第一種是一邊數錢，一邊偷着樂的奴隸販子。魯迅的好友曹聚仁在香港當記者。他在報紙上發文，說下放的右派分子是心甘情願到北大荒的，那兒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了。著名作家徐訏說曹“住在自由之地，卻引誘別人跳火坑，真是老鴇的作為。”另一個例子是李敖，像極了《動物莊園》中的小肉豬斯奎拉，搖唇鼓舌說，只要你認真，中國憲法就是真的。第二種人就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的。他們已經被體制化，不能忍受自由帶來的孤獨和不安全感。自由意味着多種選擇，如果一個人缺乏對自由自覺的熱愛，缺乏選擇的必要知識，就會落入選擇困境，不想承擔做出選擇並承擔後果的責任，就會恐懼自由。人對自由的恐懼就是極權崇拜的心理基礎。正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所說“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institutionalized）” 電影中已服刑50年的布魯克斯獲得假釋，但他對外界生活無所適從，在超市工作，上個廁所也要打報告，最終上吊自殺。一切洗腦的成功要旨，就是幫助人們逃避自由。當一個體系能夠用邏輯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問題、並且保證這些答案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去承受肩負自由的疲憊呢？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責任，一個自由的人註定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他無依無靠，除了自己的頭腦和心靈。民主制度與極權制度的區別之一是：前者創造了經濟、政治及文化的自由，以便充分發展個人。後者要使個人服從外在權威，壓制個人個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