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死感興趣，緣於2年前一位好友的自殺身亡，她是婚外情的殉葬者。索甲仁波切所著的《西藏生死之書》進入我的視野，正是那個焦灼困惑而心痛的時候。今日讀到海歸博士的自殺案，那一絲疼又禁不住隱隱作痛。

書作者用非佛教徒易解的語言對《西藏度亡經》予以解說，平素樸實。據說《度亡經》只有僧侶才能詠誦，一般人是無緣相識，更以公認難解著稱。斷斷續續所耗時間和心力，超過自己讀書生涯中的任何一本，言不為過。

書中提到當今人類對於死亡的認識，大多數人不是否定死亡，就是恐懼死亡，認為死亡是一種忌諱，死亡會招來不幸；還有一些人則以天真懵懂的心情看待死亡，認為有某種不知名的理由會讓死亡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因此死亡就無可擔憂了。換句話說，「兩種死亡態度中，一種是把死亡當做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另一種則是把死亡當做自個兒會解決的事。」

我想，無論是好友，還是海歸博士，都屬於後者。今天大多數人死的時候毫無准備，活着的時候也沒有準備，大多數的人只有在臨終的那一刻才會珍惜生命，悲傷的令人髮指。曾有一位身患絕症的網友，固執的拒絕友情鏈接，她的理由簡單：即便認定這裡的主人，又能做多久呢？不知道哪一天就可能不再來。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是李白的名句，是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人生只是一段遙遠之旅，無論貧富貴賤，所有人都只有一個終點。弘一法師彌留之際留下耐人尋味的遺墨「悲欣交集」，我寧願如此解讀：生命將到盡頭，是悲；死亡將有解脫，是喜。

說到悲喜，藏域對待生死的態度，着實讓人驚異。天葬給與我們的那種神秘詭異，血腥猙獰，切換到藏佛，恰好是「托體為盛滿穢物的臭皮囊 」的觀點。藏人談及禿鷹，毫無兇狠可怖，倒是禿鷹的惡形惡狀，來自飢渴的可憐，大有屍毗王捨身飼鷹以救鴿的佛性，是讓我們所慚愧的。

索甲在書中提到，西方精神科醫師雷蒙·慕帝對瀕死經驗的許多層面做科學研究，給予人類一個鮮活和堅強的希望：生命並不是在去世時就結束，確實有「死後的生命」。不幸的是，有些人並未充分了解死亡和臨終真相的意義。他們走向偏鋒，把死亡當做一種榮耀；在年輕人自殺的悲劇例子裡，他們相信死亡是美麗的事，也是對於生活壓迫的解脫。

因恐懼而拒絕正視死亡，因榮耀而偏鋒浪漫死亡，都是把死亡當作兒戲。死亡帶來的絕望和陶醉，都是逃避。死亡既不會令人沮喪，也不會令人興奮，它只是生命的事實。生和死在心中，不在別處，心是一切經驗的基礎，它創造了快樂，也創造了痛苦；創造了生，也創造了死。

藏佛認為心有很多層面，其一是凡夫心：會思考，謀劃，欲求，操縱的心；會暴怒的心；會製造和沉溺於負面情緒和思想的心。凡夫心不停在改變，也始終受到外在因素，習氣和制約行為的影響，藏教將其比喻為風口的燭火，被風吹來吹去，無法穩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凡夫心有一種錯誤而遲鈍的穩定性；一種模糊而自我保護的惰性；一種習氣深重像石頭般的頑冥不靈。蔣揚欽哲寫道：「擅玩欺騙的游戲。」我們就是在這種混亂，迷惑，沒有規律，反覆無常的凡夫心作用下，不停地變化和死亡。

其二就是心的本性，也就是心的底蘊，是永遠不受變化或死亡所觸及的。心性隱藏在我們的心中，不會被急速變化的心念和情緒所蒙蔽。若有一陣強風把雲吹走，露出光芒四射的太陽和廣闊的天空，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某種啟發也可以讓我們揭開瞥見這種心性。心性是了解的基礎，是指當下明智，清晰，輝煌和覺照的本覺，可以說是知識本身的知識。

宗教的生死如此不同，國別的生死也有鮮明之處。日本的生死觀是其民族性的根本問題，日本學者立川昭二著述的《日本人的死生觀》，值得一讀。從日本古典選出渴望死於花下的西行，安靜地等待一死的良寬等12位日本人為例，對日本人的死生觀念從正面做了生動的敘述。

「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雖是泰戈爾的名言，卻是日本人的生死觀的鮮明寫照。日本人將死亡看作是一種解脫，一種美麗的事情。日本是個高齡社會，很多孤獨老人是如此的渴望，死，時時刻刻迎接着死亡的到來。死之於他或她，不是恐懼，而是最大的解脫和至樂，令人想起歐仁・尤奈斯庫的話：「生，是為了死。死是生的目的。」

扶疏花木，清幽庭園，稻田青青，遠處蒼郁的山戀。家門一片清謐，竹竿上晾曬着衣裳，清風徐來，真箇是歲月靜好。更將孤苦老人的寂寥孤獨以點到為止的簡省刻畫。更為深刻的是生途寂寞，至親也不可開解，只能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某種意義上，日本人對死亡有一種病態的迷戀。具體的情境，生命如許寂寞，死亡更象是一個溫暖的歸宿。一如我們知道，死神豁免了悠悠生途的苦楚與哀涼。止庵在一篇文章中說：「生是不會厭惡生的，生所厭惡的，只是生的不如意而已。死正是使人能夠不再忍受他已不能忍受的疾病之類的折磨。」恐怕是這樣，老人所厭惡的，只是生命中無法擺脫的悠悠苦悶與孤寂。

老人如此，青年人也如此。最近的統計，東亞各國的千名未成年人的自殺率，中國11人，韓國17人，泰國14人，而日本33人，高居榜首。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日本人把死和自殺視為一種死的美學。對日本人來說，死與生直接相連，都在通向來世的延長線上。

普通人如此，名人學者也如此。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至今還被美化為日本自殺的典範，更有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是在自己奉為人生最高信條的文學創作上難以有新的突破，而赴死的超越，寄與來生。

相對來說，中國的名人學者的自絕於世，是對現實中的逆境和扭曲了的社會的一種無言的反抗。從這點來看，不能不說，自殺是社會本身的悲劇。而縱觀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哲學觀，對生的執着追求，培養了人們戰勝任何逆境的忍耐力，是與日本截然相反的生的美學，從這點來看，更是個人心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