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感兴趣，缘于2年前一位好友的自杀身亡，她是婚外情的殉葬者。索甲仁波切所著的《西藏生死之书》进入我的视野，正是那个焦灼困惑而心痛的时候。今日读到海归博士的自杀案，那一丝疼又禁不住隐隐作痛。

书作者用非佛教徒易解的语言对《西藏度亡经》予以解说，平素朴实。据说《度亡经》只有僧侣才能咏诵，一般人是无缘相识，更以公认难解著称。断断续续所耗时间和心力，超过自己读书生涯中的任何一本，言不为过。

书中提到当今人类对于死亡的认识，大多数人不是否定死亡，就是恐惧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忌讳，死亡会招来不幸；还有一些人则以天真懵懂的心情看待死亡，认为有某种不知名的理由会让死亡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因此死亡就无可担忧了。换句话说，「两种死亡态度中，一种是把死亡当做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另一种则是把死亡当做自个儿会解决的事。」

我想，无论是好友，还是海归博士，都属于后者。今天大多数人死的时候毫无准备，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大多数的人只有在临终的那一刻才会珍惜生命，悲伤的令人发指。曾有一位身患绝症的网友，固执的拒绝友情链接，她的理由简单：即便认定这里的主人，又能做多久呢？不知道哪一天就可能不再来。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是李白的名句，是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人生只是一段遥远之旅，无论贫富贵贱，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终点。弘一法师弥留之际留下耐人寻味的遗墨「悲欣交集」，我宁愿如此解读：生命将到尽头，是悲；死亡将有解脱，是喜。

说到悲喜，藏域对待生死的态度，着实让人惊异。天葬给与我们的那种神秘诡异，血腥狰狞，切换到藏佛，恰好是「托体为盛满秽物的臭皮囊 」的观点。藏人谈及秃鹰，毫无凶狠可怖，倒是秃鹰的恶形恶状，来自饥渴的可怜，大有尸毗王舍身饲鹰以救鸽的佛性，是让我们所惭愧的。

索甲在书中提到，西方精神科医师雷蒙·慕帝对濒死经验的许多层面做科学研究，给予人类一个鲜活和坚强的希望：生命并不是在去世时就结束，确实有「死后的生命」。不幸的是，有些人并未充分了解死亡和临终真相的意义。他们走向偏锋，把死亡当做一种荣耀；在年轻人自杀的悲剧例子里，他们相信死亡是美丽的事，也是对于生活压迫的解脱。

因恐惧而拒绝正视死亡，因荣耀而偏锋浪漫死亡，都是把死亡当作儿戏。死亡带来的绝望和陶醉，都是逃避。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只是生命的事实。生和死在心中，不在别处，心是一切经验的基础，它创造了快乐，也创造了痛苦；创造了生，也创造了死。

藏佛认为心有很多层面，其一是凡夫心：会思考，谋划，欲求，操纵的心；会暴怒的心；会制造和沉溺于负面情绪和思想的心。凡夫心不停在改变，也始终受到外在因素，习气和制约行为的影响，藏教将其比喻为风口的烛火，被风吹来吹去，无法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凡夫心有一种错误而迟钝的稳定性；一种模糊而自我保护的惰性；一种习气深重像石头般的顽冥不灵。蒋扬钦哲写道：「擅玩欺骗的游戏。」我们就是在这种混乱，迷惑，没有规律，反覆无常的凡夫心作用下，不停地变化和死亡。

其二就是心的本性，也就是心的底蕴，是永远不受变化或死亡所触及的。心性隐藏在我们的心中，不会被急速变化的心念和情绪所蒙蔽。若有一阵强风把云吹走，露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广阔的天空，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某种启发也可以让我们揭开瞥见这种心性。心性是了解的基础，是指当下明智，清晰，辉煌和觉照的本觉，可以说是知识本身的知识。

宗教的生死如此不同，国别的生死也有鲜明之处。日本的生死观是其民族性的根本问题，日本学者立川昭二著述的《日本人的死生观》，值得一读。从日本古典选出渴望死于花下的西行，安静地等待一死的良宽等12位日本人为例，对日本人的死生观念从正面做了生动的叙述。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虽是泰戈尔的名言，却是日本人的生死观的鲜明写照。日本人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解脱，一种美丽的事情。日本是个高龄社会，很多孤独老人是如此的渴望，死，时时刻刻迎接着死亡的到来。死之于他或她，不是恐惧，而是最大的解脱和至乐，令人想起欧仁・尤奈斯库的话：「生，是为了死。死是生的目的。」

扶疏花木，清幽庭园，稻田青青，远处苍郁的山恋。家门一片清谧，竹竿上晾晒着衣裳，清风徐来，真个是岁月静好。更将孤苦老人的寂寥孤独以点到为止的简省刻画。更为深刻的是生途寂寞，至亲也不可开解，只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迷恋。具体的情境，生命如许寂寞，死亡更象是一个温暖的归宿。一如我们知道，死神豁免了悠悠生途的苦楚与哀凉。止庵在一篇文章中说：「生是不会厌恶生的，生所厌恶的，只是生的不如意而已。死正是使人能够不再忍受他已不能忍受的疾病之类的折磨。」恐怕是这样，老人所厌恶的，只是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悠悠苦闷与孤寂。

老人如此，青年人也如此。最近的统计，东亚各国的千名未成年人的自杀率，中国11人，韩国17人，泰国14人，而日本33人，高居榜首。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人把死和自杀视为一种死的美学。对日本人来说，死与生直接相连，都在通向来世的延长线上。

普通人如此，名人学者也如此。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至今还被美化为日本自杀的典范，更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是在自己奉为人生最高信条的文学创作上难以有新的突破，而赴死的超越，寄与来生。

相对来说，中国的名人学者的自绝于世，是对现实中的逆境和扭曲了的社会的一种无言的反抗。从这点来看，不能不说，自杀是社会本身的悲剧。而纵观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观，对生的执着追求，培养了人们战胜任何逆境的忍耐力，是与日本截然相反的生的美学，从这点来看，更是个人心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