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於武漢的女革命者，即外號美麗的小麻雀黎彩蓮（1912-1936）1926年加入青年團後，黎在漢口從事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後，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間多有官僚貴介子弟的追求，但她卻選擇了平民出生的陸夢衣結婚。在莫斯科期間，黎就參加了托派組織。1929年秋回國後在上海滬西區從事工運，1930年加入以劉仁靜為首的中國托派十月社。1931年，黎在醫院生產時，得知丈夫陸夢衣背叛托派投向政府，忍痛棄子逃出醫院，以示與丈夫決裂。

在許多托派老人的記憶里，陸夢衣的形象並不光彩。王凡西回憶說，陸夢衣私德欠佳，曾代人領取稿費後私自花掉，又突然前往南京，令上海的同志們擔心住址暴露，不得不連夜搬家。黎彩蓮後來也承認，丈夫的動搖與叛變，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精神打擊之一。

回國後的叛變分子，如陸夢衣等。此人私德不佳，我們在上海是以鬻文為生的，有一次請順便去拿稿費，稿費拿去用了，說都不說一聲，不久才知道他去了南京，嚇得我們連日連夜的找房子搬家。陸是劉仁靜的內弟。

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二年春是彩蓮同志生命史中最痛苦時期。愛人陸夢衣對革命的叛變，給她精神上以極巨大的打擊。她幾個月的艱苦鬥爭，不能克服夢衣思想上的動搖，終於叛變，到南京上任去了。

按照通常的革命敘事，故事講到這裡似乎已經結束：一個理想主義革命者，一個投向敵營的叛徒。然而歷史往往比敘事複雜，陸夢衣後來改名陸立之，在黨國系統長期活動，官至軍統少將。按照一般邏輯，他本應從此成為革命史中的反面人物。但抗戰爆發後，他的人生軌跡又出現了新的轉折。

陸夢之1909年出生，也是共產黨員，也因參加托派而於1930年與黎同時被開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後為軍統少將。據說，陸在1937年後又與黨取得聯繫，做秘密工作，淮海戰役中促成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將軍的起義。49年後，陸夢依改名陸立之，在上海文聯資料室工作，因潘漢年案件的牽連被判勞改7年，期滿後繼續留隊勞動。1968年再度入獄，據說與他當年在上海報紙上連續寫過藍苹（江青）混亂的私生活有關。1975年出獄，後為滁州市政協委員。2006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憶錄《誰主沉浮——滄桑九十年實錄》。2009年2月，中央電視台“崔永元口述團隊”記者張鈞到安徽滁州採訪他時，試圖但終於沒有向他提出黎彩蓮的話題。

2003年，陸立之發表了《周恩來領導的特殊戰線》一文，回憶自己曾在抗戰初期接受周恩來指示，以國民黨官員身份從事秘密工作。他聲稱自己與俞季虞等人被安排繼續留在國民黨系統內部活動，以公開身份掩護實際的政治任務。其文所述細節，後來在部分回憶錄和相關資料中亦能找到若干旁證。

早在1937年抗戰之初，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在南京傅厚崗66號中共辦事處，周恩來會見了兩個已被王明路線排斥出黨的老部下，指示他們留在國民黨政府中一切為了抗戰，做官就是做臥底工作。後來在西安，這兩個人都成了胡宗南的座上客，一為俞季虞，是胡宗南機要秘書，獨居翠花山；一為陸夢衣，是軍委會顧問處專員，視察西北蘇俄顧問工作，此時恰好逗留西安，於是兼任了動員總指揮部干訓班主任職位。周恩來派王沖天到西安聯繫了這兩個人，並指示陸夢衣利用視察西北蘇俄顧問工作名義遠赴蘭州，接觸當地軍政首腦（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甘肅省主席谷正倫），遊說他們不為小字輩胡宗南火中取栗，很輕易地攻心戰而取勝。甘肅省在隴東區不設立反共區指揮部，胡宗南已建立的兩個半封鎖包圍區也就瓦解了。

這一篇回憶，可以和張戎寫胡宗南的那本書一起讀。剛才又看到劉家駒《光榮的背後：我的軍旅見聞》一書中，有下面的文字：

繼陳獨秀之後，我們又為瞿秋白翻案。寫瞿秋白的作者陸立之，是個老“托派”，和瞿是戰友，六屆四中全會被開除黨籍。他親見親聞的文章寫得很具體、很真實，連史家溫濟澤都很佩服。他把瞿的《多餘的話》解釋得非常清楚，認為瞿雖然對黨有很深的意見，但絕不是寫的投降書，那裡面有很多話是針對周恩來講的。瞿的親屬也給我們提供了印證。這篇文章蕭克很讚賞。

如果這些回憶大體可信，那麼陸夢衣的人生便呈現出一種極為特殊的形態：早年共產黨人，繼而成為托派成員；隨後脫離革命陣營，進入政府體系；抗戰期間又與中共發生聯繫；1949年後留在大陸工作，卻又因潘漢年案受到牽連；文革時期再次入獄，晚年則以政協委員和回憶錄作者的身份度過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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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生，很難簡單歸類。在革命年代，他被許多人視為叛徒；在國民黨體系裡，他又未必算真正的自己人；新中國成立後，他同樣長期處於歷史夾縫之中。相比那些始終站在同一陣營的人物，陸夢衣更像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漩渦中的漂流者。他不斷更換身份，卻始終無法擺脫過去；一次次試圖進入歷史中心，最終卻總被時代推回邊緣。

張鈞採訪老年陸久之的長文，網上也有，說他是最後一個托派。現在全文轉發如下：

最後一個“托派”

發表於 2014 年 01 月 17 日由 CND《華夏文摘》編輯

作者：張鈞（崔永元口述團隊首席記者）

剛聽到個消息：陸立之夫婦今年冬天在民政局的幫助下住進了養老院，兩人一個104歲，一個93歲，沒兒沒女，在家就是出了事也沒人照應。

去年，我曾和同事一起去看望過他們，那時陸立之的腦子已經有點糊塗了，之前，他托人告訴我們說，還有些話想說。攝像機架起來，他開始說，說來說去，都是三年前我採訪他時說過的話。

陸立之是我採訪過的第一位百歲老人，他可能也是國內在世的最後一位“托派”。

（一）

2009年2月15日傍晚，我突然接到同事孫老師的電話，他讓我趕緊和原《炎黃春秋》的副主編劉家駒先生聯繫，他那兒有個百歲老人的採訪線索，據說經歷很豐富也很傳奇。

陸立之，又名陸夢衣，出生於1909年，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29年秋回國，1930年被開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劉仁靜為首的托派組織“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成為軍統的一員。現居安徽滁州，他寫過一些回憶早期中共活動的文章，曾在《炎黃春秋》上發表。

劉家駒先生的介紹很詳細，最後，他補充道：“他還是劉仁靜的親戚，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後一個正牌托派。”

當時，我做口述歷史採訪不到一年，尚沒有採訪百歲以上老人的經歷，陸立之讓我既興奮又惶恐，這是一個“出土文物”一樣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經歷背後，一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現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將近一個世紀的塵埃，把這個面目模糊的老人從少人關注的昏暗角落裡請出來，這讓我頗躍躍欲試。但是，他畢竟已經超過百歲，身體、思維、記憶力怎麼樣？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都還不確定。

不過我的忐忑只持續了不到二十分鐘，負責聯絡受訪者的張新就給我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由於劉家駒事先給陸立之打過電話，所以老人很痛快地答應了我們的採訪要求。“陸老的思路很清楚，而且記憶力也沒問題。”聽了張新的話，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那天下着雨，冬末春初的北京潮濕陰冷，我走在朝外大街的便道上，一邊走一邊在電話里對張新說：“馬上訂機票，咱們後天就去。”

（二）

在出發前的一天時間裡，我和搭檔張新開始瘋狂地尋找有關陸立之的信息，收穫頗豐。我們不僅從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憶錄里找到了有關陸立之的記述，甚至還發現了中共1930年1月將包括劉仁靜、陸夢衣等人開除出黨的通知，這一切都為我們確定陸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實性提供了佐證。

由於陸立之的經歷十分複雜和豐富，涉及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眾多，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們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簡直聞所未聞。每個枝杈伸出去都會耗費掉我們的大量精力和時間。我們自身的知識儲備和採訪積累可以稍稍減輕一點工作量，但是要做的準備還是做不完，這讓我直到踏上飛往南京的飛機時心還沒踏實下來。儘管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知識盲點，我的行李中裝上了我能找到的幾乎所有的參考書：《雙山回憶錄》、《鄭超麟回憶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黨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點不踏實，是仍然對老人的狀態沒有把握，儘管張新的反饋是積極的，但在見到老人之前，甚至採訪完成以前，一切都還說不好。如果老人身體不好，不能應付長時間的採訪，只能持續一兩天，那麼我們重點問哪些問題？如果採訪中發現老人的記憶力或者思維有明顯的衰退，我們該怎樣啟發和引導，幫助他完成回憶？如果採訪中老人的身體出了狀況，我們又該怎樣處理，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裡一遍遍地冒出來，我就像個複習了很久，去參加高考的學生一樣，反覆熟練地回答着這些問題，從北京飛往南京的飛機上，一直持續到從南京開往滁州的出租車上。

（三）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棟破舊的樓房裡，我見到了陸立之。老人個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別是一雙眼睛格外有神。我們走進房間時，他主動站起來，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點涼，但和我相握時，我能感到從他手上傳遞過來的力度。

房間不大，臨窗是一張老式的寫字檯，上面堆滿了書和紙。我們坐定後，老人有點艱難地坐到寫字檯後面的椅子上，從桌上拿起一本黃色封皮的書，遞向我，說：“這是我頭兩年出的一本書，送給你。”

我連忙起身接過書，我知道這就是那本我們只聞其名而未見其實的《誰主沉浮》。這本書是陸晚年所寫回憶文章的結集，從上個世紀20年代一直寫到1949年以後，內容很龐雜，既包括作者對其本人在五卅運動、上海三次工人起義、“四一二”事變、抗戰等大事件中的親身經歷的記述，也涉及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托派組織在中國的興起發展和覆滅、軍統組織在30年代和抗戰前後活動等情況的記載，還包括他對周恩來、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產國際早期領導人的回憶。在見到陸之前，我們只在網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幾篇文章。陸立之把這本書送給我，為我們接下來的採訪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在交談的過程中，陸立之有時會起身取東西，行動有些遲緩。他的夫人告訴我們，之前老人的腿腳還很利落，上下四樓一點問題都沒有。去年他過一百歲（虛歲），市里領導來看望他，送給他一幅“壽”字。這幅“壽”字被端端正正地掛在房間裡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掛在牆上的“壽”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發想把條幅扶正，就摔骨折了。養了大半年，現在剛剛痊癒，但腿腳已大不如前。

那次見面持續的時間不長，但我們拜訪的目的卻全部達到了。通過跟陸立之的交流，我發現儘管老人在跟我們聊天的過程中偶爾會出現重複和中斷，但對一個年過百歲的老人來說，他的思維和記憶力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整個身體狀況看上去也很好。這讓我對接下來的採訪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過，在當時，還是有一個現實問題給我造成了困擾。以往我們對高齡受訪者進行採訪時，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們對老人的身體狀況最了解，一旦發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時間做出最正確的反應。陸立之沒有子女，身邊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顧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間不大，光線聲音狀況都不理想，很難達到我們拍攝的基本要求（我們的採訪通常會架設紅背景，布置簡單的燈光，對環境聲有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裡完成採訪有難度。我們可以在賓館裡布置一個採訪間，每天接送老人，但陸立之居住的樓房沒有電梯，他住在四層，對骨折剛剛痊癒，年過百歲的老人來說，每天上下這四層樓梯，簡直是莫大的折磨。

這時，一同前來的張新提出了一個建議：可以把陸氏夫妻一起接到我們的賓館去住，這樣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調整採訪，同時，我們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顧老人的飲食起居。我覺得這辦法不錯，跟老人一說，他們欣然應允。於是我們約定，第二天一早就把兩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氣還很冷，房間裡沒有暖氣，陸老夫婦在室內都穿着棉襖，我們也沒有脫下身上的羽絨服，陸立之的夫人王師正忙前忙後地為我們添茶倒水，攔也攔不住。言談舉止之間，看得出兩位老人當年都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同樣看得出的是他們對我們到來的欣喜。在滁州這座破舊的居民樓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點總會更暖和些，他們過冷清的日子過得太久了。

（四）

第二天一早，張新就把二老接到了酒店，稍事安頓，對陸立之的第一天採訪開始了。

與老人見面之後，我的心裡有了底。對陸立之，是可以按照時間為經，事件人物為緯，突出重點的思路，來進行一次個人傳記式的口述歷史採集的。頭天晚上，我連夜通讀了他的《誰主沉浮》，更強化了這個想法，像陸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口述歷史採訪中也屬難得一見，如果不能做一次深入的採訪，全面地記錄他複雜曲折的一生，那簡直就是“暴殄天物”。當時我心裡的小九九是，在老人身體允許的前提下，爭取花上一周左右的時間來完成這次採訪。

我們的談話是從陸立之的小時候開始的。對於這種持續時間比較長的採訪，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會用這樣的問題作為開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爾布蘭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將這個問題稱為“童年與故鄉”。一方面這樣的問題更容易把老人帶入回憶的情景中，逐漸忽略掉我背後一直虎視眈眈的攝像機，話題也不沉重；另一方面，這問題本身也有意義，可以讓我們、讓未來的研究者去了解鏡頭前的這個老者是“從何處來的”，會為解釋他後來的很多行為提供有效的信息；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它給我提供了一個對進入拍攝後受訪者的狀態進行觀察了解的機會，以便在接下來的採訪中儘快找到與受訪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陸立之在鏡頭前興致勃勃地講了半個小時，這中間我沒說幾句話，卻發現了幾個問題：一個是重複，一個是跑題，一個是不按時間順序講，一會兒前，一會兒後。應該說，這樣的問題在高齡受訪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聽，即使重複跑題了也不馬上打斷對方。過於迅速的反應有可能會破壞掉老人講話的節奏和其固有的意識流動，讓他陷入一種不知所措，大腦突然“死機”的狀態。而且在老人跑題的過程中，有可能會有新的線索和故事浮現出來，這常常是對我們耐心的意外獎賞。只有當我意識到這樣的重複和跑題不會再有新鮮的信息浮現時，才會在老人停頓的時候去引導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講述軌道上來。

對陸立之我就採用了這樣的辦法，當我開始逐漸介入他的講述，試圖把其從跑到天邊的自語中拉回來時，我發現，他可以跟從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對眼前事的回憶中。這讓我大喜過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講，一點一點地往前推進，採訪者適當的介入和引導，當第一天下午，我們完成了對陸立之的頭兩個小時的採訪後，我們之間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來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時，下午一小時，對陸立之的採訪按這個節奏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中間，滁州市政協的領導來過，滁州日報的記者來過，他們和我們寒暄，請老人和我們吃飯，給陸立之拍照，這算是給我們單調重複的採訪增加了一些熱鬧。湊熱鬧的還有賓館對面街道上夯實地面的施工機械，它們發出的巨大聲響常常讓我們不得不停下工作。

來訪的人中有人問我：“他說的是真的嗎？”

其實這問題從採訪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縈繞。陸立之的經歷中最有歷史價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經歷，因為有這樣經歷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並且還能講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別是他對上世紀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動、莫斯科中山大學生活以及對托派組織的回憶和講述都可稱彌足珍貴。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因為年代久遠，其他相關的當事人絕大多數已經不在人世，他所呈現的許多故事和細節又多不見諸文字和相關史籍的記載，堪稱孤證。如果老人通篇信口開河，那麼我們所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的價值甚至這次採訪的價值是不是都會大打折扣？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儘可能地給自己尋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確鑿的，這點我堅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中，有三處提到他，1929年秋，他們曾經在從莫斯科大學回國時同乘一條輪船。裡面還兩次提到陸叛變托派組織，到南京自首的事。他與劉仁靜的關係也是沒問題的，在陸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劉仁靜晚年生活的照片，他與劉的合影，他參加劉的葬禮的照片。此外，從40年代的報刊里，也能找到陸曾發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脈絡清晰可辨。同時，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陸久之的經歷也可以與他互為參照。至少，陸立之不是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

而在陸講到一些重要的史實時，我都會在採訪中或者休息時多問幾句，比如這是您親身經歷的嗎？這是您親眼看到的嗎？或者，這是您從哪兒知道的？搞清楚信息來源，會為以後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當事件呈現出來而我將信將疑時，我會鼓勵他呈現更多的細節，細節越多，辨別事件真偽的線索越多，對研究者的幫助就越大。

但儘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無法保證老人所講的一切都是真實可靠的。我所從事的口述歷史的採集工作也不應承擔為受訪者講述史實背書的義務。對材料進行辨析、考證，決定是否採納，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儘量把材料做紮實了，給未來的研究者提供儘量多的線索和可能性。想明白這點，我也就不再糾纏老人講述是真是假的問題了。

（六）

陸立之的身體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儘管在採訪進行到第五天時他出現了輕微的感冒症狀，讓我很是擔心，甚至開始考慮是否先終止這次採訪。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幾乎好了。很快，我們的採訪就突破了一周，開始接近尾聲。

對採訪，總體上我是滿意的，老人對劉仁靜事跡的講述，對五卅運動、“四一二”事變、對莫斯科中山大學、對托派組織的成立統一，對抗戰時期上海孤島里軍統的活動等的講述，細緻而生動，充滿了鮮為人知的故事和細節，一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出入其間，也是鮮活可親的。我們希望他能重點講的，他基本上都講了，一些我們事先準備沒有涉及的內容，他也在不經意間講了出來，應該說這次採訪的收穫是沉甸甸的，有點兒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採訪，我們還常會拉拉家常。漸漸的，我們與兩位老人之間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紀大，吃不了硬的東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陽春麵，小饅頭。於是採訪多少天，我們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陽春麵、小饅頭。以至於我在之後的很長時間裡，都不碰這幾樣食品。

陸與現在的夫人王師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於上海的書香門第，年輕時應該很美。她後來也投身軍統，與陸40年代相識結婚，1949年後一起被抓，一起勞改，一路輾轉，晚年一起落戶安徽。陸年輕時頗風流，結過不止一次婚，但與他不離不棄，一起吃了幾十年苦的，卻是這位看上去與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閨秀。我們每天採訪時，陸在攝像機前講，王就坐在不遠處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採訪越是接近尾聲，我內心由一個問題產生的糾結就越嚴重，這是在我看到《雙山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後產生的：

在莫斯科的孫大中，彩蓮以“美麗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斷為一些國民黨大官們的貴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們，甚至深惡他們，終於和一個並非公子的陸某結了婚。

文中“美麗的小麻雀”叫黎彩蓮，被王凡西稱為“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結核去世。陳獨秀當年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表達過對黎去世的深切悲傷。而上面提到的“並非公子的陸某”就是現在每天坐在我對面接受採訪的陸立之。

我的糾結主要來自下面這段文字：

反對派統一以及大破壞後，她的丈夫陸某變了節，投向南京政府。那時彩蓮正在紅十字會醫院內產子，驚聞此訊，忍痛棄子逃出了醫院，與叛變的丈夫決裂。

在危難之時拋下在醫院待產的髮妻去自首，在什麼年代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講到去南京自首這一節時，陸立之沒有跟我講這個情節，我要不要在採訪結束前點明這件事。

這件事的難處在於，陸的夫人有天在走進採訪間前對陸立之說：“黎彩蓮的事就不要講了。”而這句話恰巧被我的同事攝像小吳聽到了。而每天陸的夫人都會聽他的採訪，當着兩位老人，這個問題變得重如千鈞，讓我始終無法啟齒。

有天，吃晚飯的時候，我貌似無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鄭超麟的回憶錄，問陸立之是否看過，他遲疑了一下，說，“看過”。我又問：“您覺得裡面寫得內容真實嗎？”他想了想，說：“基本上還是真實的吧。”我沒再繼續往下問，他也沒接着往下說。

整個採訪持續了十天，比我們計劃的多了三天，陸立之，這個目前中國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攝像機前系統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採訪結束時，我特意問了一下攝像，一共錄了多少盤磁帶，他告訴我，四十二盤。後來我知道，那是1238分鐘C20個小時零38分鐘。

我最後也沒有向陸立之提出關於黎彩蓮的問題，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腦海里翻騰。我不願意面對一個年過百歲的羸弱老人在鏡頭前的尷尬和辯解，或者可能出現的任何反應，這對我們都是一件太殘忍的事。

這可能有點遺憾，那就遺憾吧。

夢衣。

像一個屬於理想主義時代的名字。

而那個時代結束後，留下的卻是一個在不同陣營之間輾轉沉浮、背負爭議活了近百年的老人。

附：陸夢衣小傳

陸立之（1909 - ），又名陸夢衣、陸夢之，湖南長沙人。早年曾留學蘇聯，與蔣經國同學。其兄陸久之（1902-2008），早年留學日本，後娶蔣介石第三位夫人陳潔如養女蔣（陳）瑤光為妻，故又稱蔣介石的女婿。其胞妹陸慎之也是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妻子。陸久之抗戰勝利後任國軍第三方面軍少將參議，曾創辦《改造日報》，陸立之任該報記者。

陸立之實為中共地下黨員，曾與其兄長一同籌畫策反湯恩伯未果。陸立之今健在，有《我的同學蔣經國》、《誰主沉浮：滄桑九十年實錄》等著述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