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9 2025年，周履鏘去世，享年98歲。許多人感嘆：中國托派最後一代老人，又少了一位。類似的話，其實已經說了很多次。1998年鄭超麟去世時，人們這樣說過；2002年王凡西去世時，人們這樣說過；2016年陸夢衣去世時，人們也這樣說過。仿佛每送走一個老人，都會有人尋找新的最後一個托派。
然而如果把時間拉長，會發現中國托派的歷史，本來就是一部不斷告別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的起點，幾乎可以追溯到劉仁靜（1902-1987）。 劉仁靜算是中共最早的一代革命者，與毛澤東、董必武等人同列。後來他赴莫斯科留學，接觸到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內部出現嚴重路線危機，劉仁靜逐漸轉向托派陣營，與陳獨秀、彭述之一起成為中國托派的重要領導人。相比理論家鄭超麟、王凡西，劉仁靜更像一個職業革命家。他長期從事組織活動、聯絡國際托派。1930年代甚至曾秘密前往歐洲，與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接觸。在中國托派歷史上，這是極少數人擁有的經歷。因此在托派內部，他的國際聲望其實相當高。 劉仁靜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後半生的轉變。1949年以後，中國托派基本瓦解：鄭超麟長期入獄，王凡西流亡海外，嚴靈峰轉入國民黨陣營，而劉仁靜則選擇留在大陸。後來他不斷向官方靠攏，希望恢復政治身份。在許多老托派眼裡，這幾乎是一種背叛。尤其是鄭超麟、王凡西等人，對劉仁靜的評價一直比較複雜。 1980年代以後，劉仁靜逐漸成為一種特殊存在。他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是中國托派領袖；既被中共開除黨籍，也被托派中央開除組織。這樣的經歷，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幾乎獨一無二。晚年的他經常接受採訪，回憶早年革命經歷。對於研究中共黨史、托派史的人來說，他是極其珍貴的活檔案。 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年僅十九歲的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代表。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位青年後來會成為中國托派最重要的領袖之一，更不會想到他的一生將橫跨中共建黨、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四個時代。晚年劉仁靜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 和劉仁靜不同的是，1927年，周履鏘才出生。而等到周履鏘接觸托派思想時，已經是1940年代後期。那時，中國托派的主要領袖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鄭超麟、尹寬、陳碧雲等人，早已成名。相比之下，周履鏘只是一個年輕成員。按照托派內部的輩分，他屬於典型的小字輩。但歷史有時並不按照資歷決定誰更重要。許多領袖人物雖然影響巨大，卻未必能把記憶保存下來；而一些原本不起眼的人，卻因為活得更久，最終成為整個時代的見證者，周履鏘正是這樣的人。 1949年以後，中國托派事實上已經失去公開活動空間。組織瓦解，成員四散。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退隱。有人改換門庭。托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不再具備影響現實的能力。但對於許多老成員來說，歷史並沒有結束。鄭超麟在監獄與軟禁中度過漫長歲月；王凡西在海外堅持寫作；嚴靈峰轉向台灣學術界；陸夢衣晚年淡出公眾視野。而周履鏘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出版。 革命未必能夠成功，但出版保存下來的文字卻往往能夠流傳得更久。周履鏘後來長期從事出版與文獻整理工作，相比青年時代的政治活動，他後半生更重要的身份，反而是托派歷史文獻的保存者和整理者。然而他的出版事業有一個特殊之處：始終保存着對托派歷史的關注。許多已經絕版的托派著作、回憶錄和歷史資料，能夠重新面世，與他的努力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說，他完成了一項比革命更現實的工作：保存歷史。革命者希望改變未來。出版人則負責保存過去。前者未必成功。後者卻往往更加長久。從參與者到守墓人，中國托派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們最終留下的財富，不是組織，而是文字。 中國共產黨留下的是黨史，中國托派留下的則是回憶錄：鄭超麟留下了《鄭超麟回憶錄》；彭述之有《彭述之回憶錄》；王凡西留下《雙山回憶錄》；陸夢衣留下個人著述。而周履鏘則像一位整理遺產的人。當越來越多老托派離世之後，他逐漸承擔起保存歷史記憶的角色。這讓他在人生後半程獲得了一種特殊身份：不再是革命參與者，而是革命遺產的保管人。 周履鏘這一代人與陳獨秀、彭述之不同。他們已經無緣改變歷史，卻有機會保存歷史。正因為如此，中國托派最後留下來的代表人物，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出版人。這個變化本身，就象徵着中國托派從政治運動向歷史記憶的轉化。從政治意義上說，周履鏘並不是中國托派最重要的人物。論理論貢獻，不如鄭超麟。論組織地位，不如彭述之。論歷史資格，不如劉仁靜。論文學才能，不如王凡西。然而到了最後，人們卻會越來越頻繁地提起他的名字。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活成了一座橋梁，一端連接着1920年代的陳獨秀、彭述之。另一端連接着21世紀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後人。正如許多歷史人物需要通過史書才能被後人認識一樣，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這些人的另一面，也需要通過周履鏘等人保存下來的文獻才能重新被看見。 中國托派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實際上早已結束。它沒有贏得政權，也沒有改變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但它並沒有徹底消失。因為還有人記錄它、出版它、研究它、回憶它。周履鏘的一生，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這種轉變。年輕時，他想參與歷史。晚年時，他選擇保存歷史。因此，“最後一個托派”這頂帽子未必準確。如果一定要給周履鏘一個更合適的稱呼，那麼他或許不是最後一個托派，而是中國托派歷史最後一位守墓人。當他離世之後，一個世紀前那場關於革命、理想與失敗的爭論，並未真正結束。只是越來越多地從街頭轉入書頁，從政治轉入歷史。 中國的托派從劉仁靜到周履鏘，走過了百年曆程。前者參加中共一大時，共產黨尚未取得政權；後者去世時，共產黨已執政七十餘年。托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早已退出歷史。但作為一種歷史記憶，卻依然存在於檔案館、舊報刊和回憶錄中。或許所謂最後一個托派，從來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 當劉仁靜、鄭超麟、王凡西、陸夢衣、周履鏘這些名字被後人反覆提起時，他們已經不再只是托派人物，而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中另一條支流的見證者。政治上的勝負早已塵埃落定。留下來的，是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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